穆旦是誰？
穆旦是誰？
估計這是很多人，在聽了某電商CEO發表「百年後人們都還記得穆旦，而周杰倫肯定就是垃圾」言論後，最先提出的疑問。
百年後的事情我們都不知道，誰會被記住，誰又會被遺忘，這是歷史的選擇，我們也無從斷定。生時顯赫死後不聞的有，生時籍籍無名死後名聲大躁的也有。
但我們知道，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同等地尊重，沒有經歷過的人生，也不要輕易去評價，更沒有理由去否定。就像我們不能因為最後終將回歸塵土，而否定活著的意義。
當然，這次網路罵戰中最無辜的就屬穆旦先生了。作古多年，還要因這事被拉上熱搜，甚至可能只是因為某些人的炒作，要知道穆旦先生只是「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的人。
如果你高中語文課本仔細讀過，你應該記得有一首《讚美》：
走不盡的山巒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數不盡的密密的村莊，雞鳴和狗吠，
接連在原是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嘯著乾燥的風，
在低壓的暗雲下唱著單調的東流的水，
在憂鬱的森林裡有無數埋藏的年代。
……
我踟躕著為了多年恥辱的歷史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著，
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這首詩的作者便是穆旦。
而更多的時候，他是以大翻譯家查良錚的名號為人所知。由經他翻譯的作品，甚至被王小波認為是：最好的文字。
他有著魯迅般的孤獨與深刻，可惜一生總在創作圈外徘徊，與其才華相比，他留下的作品實在太少太少。
穆旦，原名查良錚，九葉派詩人。求學清華，後因戰爭需要遷至西南聯大。畢業一年後參加中國遠征軍，兵役結束，在昆明，重慶，瀋陽，上海多地工作，後留學美國。新中國成立後，與妻子周與良回國在南開大學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致死。這是讓很多人惋惜的穆旦，可這不是我想講的穆旦，我想講的，是迷茫中的穆旦，是行走在精神的荒原上的穆旦。我覺得穆旦是個孤獨的人，這種孤獨，是精神上的孤獨，從始至終，他都在尋覓精神上的依靠。
在遷至西南聯大途中，女友萬衛芳受家人影響，離他而去，返回天津。他從此開始了一個人在中國西南的生涯。國家動蕩，飄零異鄉，一個有志向有抱負的人，一個有心拯救天下蒼生的人，當他不得不坐在書桌後，拿起筆，該是有多少的無奈與悲憤。
一樣的是這悠久的年代的風，一樣的是從這傾圮的屋檐下散開的無盡的呻吟和寒冷，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樹頂上，它吹過了荒蕪的沼澤，蘆葦和蟲鳴，一樣的是這飛過的烏鴉的聲音。當我走過，站在路上踟躕，我踟躕著為了多年恥辱的歷史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著，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穆旦《讚美》）
是的，一個民族已經起來，一個民族必須起來，他，也必須起來。他放下粉筆，離開三尺講堂，奔赴中國遠征軍的前線。這一切似乎都是註定的。他的人生註定不會那樣平平整整，他是一個文人，但首先，他是一個熱血青年，他有他精神的追求，這種追求不是文化知識，而是對生命所屬的追問，對生命存在意識的確認和對生命存在狀態的調整和拔高。
1942年2月，24歲的穆旦響應國民政府青年知識分子入伍的號召，以助教的身份報名參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遠征軍，在副總司令杜聿明兼任軍長的第5軍司令部，以中校翻譯官的身份隨軍進入緬甸抗日戰場。這年5月到9月，穆旦親歷了中國遠征軍與日軍血戰及隨後的「滇緬大撤退」，經歷了震驚中外的野人山戰役，於遮天蔽日的熱帶雨林穿山越嶺，扶病前行，最後總算逃出了死亡之谷，活著到達了印度利多。（金鳳棲語《遠征軍與詩人穆旦》）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擊，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榦而滋生。（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這經歷留給詩人的記憶是永遠不能忘記的，無數逝去的生命，沉澱了一個靈魂的追索。他們的屍體在森林間化作白骨，戰爭已不再是戰爭，沒有戰爭的生存都成了奢求。我總認為，這是穆旦精神上的一段充實期。首先，在這段時間裡，他的物質和生存需要是得不到滿足的。人的精神總歸是第二性的，他已無暇顧及。其次，他所目睹的一幕幕對他精神的震撼是巨大的，甚至是一次靈魂的洗禮。苦難都黯下了身影，死亡都不再高歌，肉體已不再能承受，精神撐起了一個人的行走。
或許也是因為這段太過充實的歲月，當他回國離開軍隊後，便陷入了一段長久的迷惘。
1943年，穆旦回到昆明。原來的教師職位已被人頂替，加上穆旦原本就不喜歡這個工作，便去其他地方求職。約在1943年2月—4月，穆旦在雲南曲靖第五軍汽車兵團，任少校英文秘書，教團長羅又倫英文。4月—5月，穆旦轉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滇幹部訓練團第一大隊中校英文秘書，該團設在昆明，團長為杜聿明。5月—9月，穆旦即在昆明閑居及找工作。此後，穆旦又在中國航空公司工作了較長時間，一直到1945年5月，穆旦再次因為杜聿明和羅又倫的關係，重回雲南曲靖青年軍207師，一直待到1945年底。（易彬《穆旦評傳》）
從1943年到1945年這段時間，穆旦一直在漂泊，不停的變換工作，並沒有什麼是他熱衷於去做的，他也在尋找。他在這段時間，內心是非常迷茫的，剛剛從野人山的生存與死亡中走出來，又必須儘快融入到一個充斥著政治，時局，物質的世界。他的精神是不能適應的，他滿腔的熱血情懷，報國志向，在現實面前變得空空蕩蕩，尋不到一點立足之地。在這期間，穆旦除了回憶中國遠征軍經歷所做詩歌外，極少有其他創作。在我的翻閱中，有一首《雲》似乎是個例外。
凝結在天邊，在山頂，在草原，幻想的船，西風說你來自遠方，一團一團像我們的心緒，你載去在無岸的海空，融沒於柔和的太陽。是暴風雨的種子，自由的家鄉，低視一切你就失去了好脾氣，然而常常向著更高處飛揚，隨著風，不留一點濕潤的痕迹。（穆旦《雲》）
這首詩像是在表現穆旦的一種理想狀態。他對現實生活感到疲倦，感到約束，他渴望像雲一樣，可以隨著風的吹拂，在天邊，在山頂，在草原，在他所想在的任何地方停留，沒有約束，那是自由的家鄉。另外在我看來，這首詩中還是包含有一定積極向上的姿態。「然而常常向著更高處飛揚，隨著風，不留一點濕潤的痕迹。」這說明，他還是渴望向更高處走去的，他還不想讓風把他吹到塵埃里去。可現在辦不到，他在這走來走去的過程中又感到勞累。穆旦是矛盾的，糾結的，也是痛苦的。
1946年，他跟隨羅又倫前往瀋陽創辦報刊《新報》，這或許是他最應心的一份工作了。可以用手中的筆做自己想做的事了。雖然《新報》創辦初期事事困難，但諸多文人一起謀劃解決，倒還發展不錯。在這之間，穆旦寫了不少反應國內外重要政治事件及東北本地政治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文章。「穆旦辦報這一行為本身，也可能蘊含了一種對於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的尋求。穆旦是一個務實型的詩人，辦報則可視為一種知識分子習氣的體現。」（易彬《穆旦評傳》）
1947年7月29日，報社接到政府通知，被要求即日停刊。這大概是因為《新報》大肆揭露當局政治腐敗問題，觸動了官員的底線。雖然一年後報刊重新復出，但穆旦這時便離開了瀋陽。
他這時又渴望赴美留學了，至於他為什麼又生出來這個想法，我是感到困惑的。如果說是因為愛人周與良在美國讀書，那麼他是在參加留學考試時與周與良相識，即他結識周與良之前已有了出國留學的打算，這又是說不通的了。大抵穆旦此時也不知道確切的原因。「自己也認為到美國也學不了什麼東西，但想在解放前總要到那裡去看看才甘心。」（穆旦《歷史思想自傳》）
我想要走，走出這曲折的地方，曲折如同空中電波每日的謊言，和神奇十足的殘酷一再的呼喊從心中麻木到我的五官；我想要離開這普遍而無望的模仿，這八小時的旋轉和空虛的眼，因為當恐懼揚起它的鞭子，這麼多罪惡我要洗消我的冤枉。（穆旦《我想要走》）
這應該是穆旦急於赴美的獨白。現在看來，他到美國去是一個不明智的決定，美國更不是他精神的載體，他在美國不僅不能尋但精神上的寄託，反而又增加了他的精神負擔。
1949年9月，穆旦抵達美國舊金山，進入芝加哥大學英文系攻讀碩士學位。穆旦在美國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由於在郵局工作，他有機會接觸到美國下層社會的人，許多都是黑人。他和他們交了朋友，常說別看美國社會表面上那麼繁榮，還有很多人，尤其是黑人，生活是很艱難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貧富不均。只有在新中國，工農大眾才能翻身得到平等待遇。（周與良《懷念良錚》）
思念國家，1950年，穆旦便著手辦理回國手續。直到1952年底，方回到祖國。1953年，在猶豫和矛盾之中，穆旦與妻子周與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天津，到南開大學任教。這猶豫與矛盾，或許是他在西南聯大從教經歷留下的陰影。但此刻，在另一方面，穆旦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充實，那就是俄文作品翻譯。1953年到1958年是穆旦譯詩的黃金時代。他終於找到了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並且是服務於祖國文學的事情，這是他精神上難得的滿足與愉悅。
查譯詩很快，常全身心地投入譯詩的境界，平時少言寡語，實際是沉浸在譯文的構思之中了。（李方《穆旦年譜》）良錚譯詩，是全身心投入，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創作，經常為一行詩，甚至一個字，深夜不能入睡。（周與良《永恆的思念》）
從1937年穿過大半個中國到達昆明，到1953年跨過太平洋回到祖國，穆旦精神荒原上的行走終於告一段落。這是一段不很長的安寧期，之後種種又使他再度走入迷茫與困惑，直至終老。我已不想再談，關於穆旦。講述詩人的悲哀往往就是在講述一個時代的悲哀。他精神的荒原，總歸是填補不了的。獨自憑弔已埋葬的火熱一年，看著冰凍的小河還在冰下面流，似乎宣告生命是多麼可留戀。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穆旦《冬》）
我愛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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