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陶罐價值怎樣，陶罐如何做出來的！
制陶作坊是陶器生產活動發生的地點,最可能保存著當時陶器生產活動的相關證據。同時,在世界範圍內的考古發掘中,考古學家已經大量發現了這些古代陶器生產活動的直接證據,為制陶作坊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材料。顯然,要從考古上研究陶器生產,制陶作坊的發現是無價的。
從制陶作坊角度研究制陶手工業生產,在中國北方地區商周時期這一時空範圍內還是空白。但這一空間是物質文化高度發達的區域,這一時間也是華夏文明進入國家階段,並向帝國階段轉變的階段,而手工業生產專業化的程度和形式被認為是衡量社會複雜化程度和文明進程的重要指標,且制陶是人類最早學會和操作時間最長的手工業技能,和社會複雜化的進程自然密切相關,究明這一階段制陶手工業生產的形態和變化過程,對於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意義顯而易見。
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中國北方地區商周時期這一特定時空內製陶作坊的考古學辨識和研究能為我國古代制陶作坊的準確辨識和研究找到一條考古學上可操作的辨識方法,提供研究的實例並證明此方法的可操作性和研究的必要性。這一辨識方法可以指導我們在我國的田野發掘中發現更多的制陶作坊,從而讓尋找商周時期以及商周之前的陶器生產地點的企圖成為可能,進而為陶器生產技術、手工業專業化、古代社會和古代經濟等研究提供更加準確、可信的研究基礎；第二,本文的研究可以獲取中國北方地區商周時期關於制陶工具、制陶工藝、制陶禁忌與祭祀等方面的信息。從制陶作坊角度獲取的這些信息是前人未知或者理解尚待深入的,將加深我們對商周時期制陶狀況和社會狀況的理解；第三,本文對幾個考古學理論和方法有實踐和檢驗意義,具體體現在對聚落考古理論和方法、遺址內部空間考古理論、語境考古理論、考古上制陶作坊辨識方法等的實踐和檢驗上。 考古學上的制陶作坊不是不證自明的,需要一套辨識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為從考古上辨識制陶作坊確立原則。第二步,依據這些辨識的原則,從已經出版的中國北方地區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材料中辨識出制陶作坊。第三步,以辨識出的制陶作坊為基礎,探討這一時空範圍內製陶工具、制陶工藝和制陶禁忌與祭祀。 第一章為制陶作坊的辨識。考古學上要研究制陶作坊,首先要解決如何從考古遺存辨識制陶作坊的問題。
制陶作坊的遺存要經歷轉化過程才能為考古學家今天所見,影響轉化過程的因素可概括為：(1)制陶遺存的耐腐蝕性；(2)制陶遺存的移動性；(3)制陶遺存的特徵性；(4)制陶活動的空間受限性。考古學上的制陶作坊應該被定義為：佔據聚落空間構成的一部分,至少制坯和燒陶的生產步驟在這裡完成。陶窯是辨識制陶作坊的最顯著特徵。 考古學上要辨識制陶作坊,是研究遺存之間的關係,所以必須要解決考古上如何確定陶窯和其他遺迹遺物之間共時關係的問題。
本文從考古類型學和功能兩方面判斷遺存之間的共時性：首先,以基於考古地層學和器物形態特徵的考古類型學的遺存年代作為判斷共時的基礎,屬於同一個文化期、段的遺存將被視為共時；其次,對於屬於同一文化期、段的遺存,以遺存的集中分布情況,作為判斷當時可能行為的基礎；第三,對於每個遺存集合內部以及遺存集合之間的關係,從功能上考慮它們空間分布背後的規律。
在考慮制陶作坊遺存轉化過程和滿足共時的基礎上,本文提出辨識制陶作坊的幾個原則： 1.陶窯周圍出現制坯相關的典型遺迹、遺物,則認定陶窯和制坯相關遺迹、遺物構成制陶作坊。 2.區域性中心聚落中陶窯集中分布,則認定陶窯集中區域為制陶作坊(區)。 3.陶窯附近有同期的房屋遺存,則認定陶窯所在地是一處制陶作坊。 4.同期的陶窯與居住區在空間上相分隔,且居住區中罕有陶墊等制陶工具出土,則認定陶窯所在地是一處制陶作坊。 5.發現燒制特殊的或者精緻陶器的窯,則認定陶窯所在地是制陶作坊。 一個制陶作坊的範圍,應以同期制陶相關遺迹的集中分布範圍為基礎,結合與這一遺迹集中分布範圍附近制陶相關遺迹、遺物的分布範圍確定。制陶工具、制陶禁忌與祭祀等內容的辨識,也要以制陶作坊的辨識、制陶作坊範圍判斷為基礎。 以這一制陶作坊的辨識原則為基礎,本文辨識出了屬於二里崗下層之前時期的制陶作坊(區)11處,商時期制陶作坊(區)22處,西周時期制陶作坊(區)9處,東周時期制陶作坊(區)24處,總計66處。
討論制陶工具。以辨識的制陶作坊為基礎,本文討論了制陶工具的問題,指出石杵、陶篩與陶土的處理有關,紡輪、鏃類、刀、鐮、骨匕、鵝卵石、刮板、鹿角錐等都和陶坯的成形、刮削、磨光有關,石板和細練有關,陶小圓錐是窯具。到了東周時期,在都城的制陶作坊中,專門製造的制陶工具開始普遍出現,比如鄭韓故城制陶作坊出現玉石刮板、陶篩,東周王城制陶作坊出現桃形拍打工具、磬形磨光工具,幾處都城制陶作坊都出土陶盤、陶墊圈、各種窯具,它們都有專門的用途,顯然是制陶專業化進一步提高的結果。陶小圓錐在都城制陶作坊中的普遍使用是在東周時期,體現了當時最先進的燒制技術水平,也表明窯具支釘的肇始可以早到商代。
更多專門工具的出現表明單從制陶工具上看,東周時期各國都城制陶的專業化程度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探討制陶工藝。以辨識的制陶作坊為基礎,本文探討了制陶取土方式、陶泥存儲方式、淘洗和練泥設備、存坯和干坯房、制陶用水等制陶工藝。研究發現：制陶取土方式豐富多樣,不同的制陶作坊以什麼樣的方式取土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處的具體環境決定的。兗州西吳寺的隧道S1應該是地下制陶取土的巷道。 東周時期秦雍城豆腐村的袋狀坑能允許存儲更多的泥條,也能允許坯泥條存儲更長的時間,這樣不僅能改進坯泥條的質量,更讓制陶的進一步分工成為可能,能夠允許一部分人專門搓制泥條,再由另一部分人專門盤築成形。同時,存泥坑的存在,在制陶的工序鏈條中增加了一環。這些都是生產專業化提高的表現。 專門的淘洗和練泥坑池、存坯和干坯房的發現都是東周時期生產專業化提高的直接證據。部分專門的淘洗、練泥坑池通過陶水管和水源連接,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反映制陶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同時也說明到了東周時期,制陶進一步關注陶土的選擇和處理,制陶專業化程度的提高、新技術的使用應該是背後的主要動因。 制陶用水方式的選擇應和制陶作坊所處的水土環境息息相關。
既能滿足燒窯所需要的乾燥環境,又能高效地獲得穩定的、大量的水資源是制陶作坊選擇用水方式的平衡點。中國北方地區商周時期制陶用水的主要方式是挖水井取水。部分水井的位置選擇應該是出於溵窯的考慮。溵窯的出現至少可以早到二里崗下層之前,而專門的溵窯水窖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了。 第四章研究制陶的禁忌與祭祀。以辨識的制陶作坊為基礎,本文探討了制陶的禁忌與祭祀。
中國北方地區商周時期制陶禁忌與祭祀的表現形式主要有祭祀坑、以制陶工房為中心的祭祀、窯內放置人骨、卜骨和卜甲、陶器上的數字卦等。祭祀的對象可大體歸為三類：(1)臨事而卜,對象難以確定；(2)窯神和火神；(3)社神。祭祀的目的可歸為兩個：(1)為了陶器生產的成功；(2)遵循社會習俗與信仰,凸顯自身價值。當時制陶作坊中已經被有意識地規劃神聖空間。部分制陶經驗豐富、制陶技術高超的陶工可能已經成為溝通人神的媒介——巫。 從制陶作坊的視角,本文已經發現了中國北方地區商周時期制陶作坊反映出來的制陶工具、制陶工藝和制陶禁忌與祭祀三方面的信息。這證明了從制陶作坊角度研究陶器生產的有效性和重要性。這一方法的潛力是無窮的,對於陶器生產研究的深入以及以此為基礎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歷程的研究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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