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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古傢具遺存原因分析

山西高古傢具遺存原因分析



藺明林

晉作高古傢具探析


追根溯源


——山西高古傢具遺存原因分析(上)


文、圖/藺明林   編輯/吳少菊

開欄的話


目前學術界對傢具的研究和探討大多隻圍繞傢具本身的造型、做工、年代等展開,事實上如果能進一步挖掘其背後涉及的地理、歷史、經濟和文化等信息,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那麼我們對古代傢具的理解和認知將變得更全面而深刻。


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只知其一難知其二——時下懂歷史、地理的學者未必很懂傢具,而長期搜羅傢具的一線人員,雖然對傢具的屬地及風格有著極熟的把握,但限於自身的文化水平,對當地的歷史文化等又不太了解,難於落實到書面傳播出去為眾人所知。


現任職於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文保中心的中國明式傢具學會會員藺明林先生,經過長期的實地考察與研究,認為山西境內是早期高古傢具分布最多的地域。為此,他結合歷史、文化、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識,追根溯源,展開對晉作高古傢具的探討與分析。


人物名片

藺明林,本科畢業於北京林業大學,研究生就讀於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傳統傢具學專業,師從原明式傢具學會會長、清華美院教授陳增弼。現任職於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文保中心,為明式傢具學會會員、中國文物學會文物專業委員會會員、中國檢驗認證集團藝術品評估專家。


迄今為止,我們所見的大部分明代以前或者有宋元風格的早期高古傢具,大都出自陝西以東的黃河沿線以及黃河以北大部分地區,尤其是黃河沿線的那些歷史文化名城,比如永濟、芮城、靈寶、平陸、濟源、洛陽、孟州、焦作、鄭州、開封等地,再向北的濮陽、邯鄲、邢台、南宮、正定等歷史名城,包括膠州半島一帶,高古傢具的身影也都時有發現,分布涉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北京多地。

山西高古傢具遺存原因分析



大同華嚴寺遼代薄伽教藏殿內的供案,其造型與雕刻風格透著濃郁的遼代氣息。

雖然分布範圍很大,但出現最多的地方還是在山西境內,尤其是臨汾、運城、晉城、長治一代或與其接壤的鄰省部分區域。晉北大同一代亦有發現,而出現頻率最高的還是集中在晉南以及晉東南區域。


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絕不是偶然,肯定有其背後的深層原因。經過長期的反覆思索,結合對當地的考察以及對歷史地理的分析查閱,筆者嘗試著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找出答案,希望讀者也能從中有所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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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案局部雕刻的早期飛天人物


自然環境較為封閉,形成一定保護


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考察分析傢具的歷史發展,也必須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地理條件下進行。注意地理因素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才能對山西傢具的發展有一個比較科學和正確的認識。


(一)人口流動少,傢具制式變化緩慢


山西是一個夾在黃河中游峽谷和太行山之間的高原地帶,轄區山巒起伏,溝壑眾多,地貌類型複雜多樣,有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且地處內陸,氣候乾燥,交通比較閉塞。從地圖上看,其輪廓呈由東北傾向西南的平行四邊形。在高原中部,分布著一列雁行排列的斷陷盆地,把山西高原斜截為二,東西兩側為山地和高原,使山西的地貌截面輪廓很像一個「凹」字型,地勢兩邊高,河床低。所以歷來山西遭受自然災害較少,更少有大量難民逃荒的現象。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居住在這裡的人們流動較少,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傢具的制式因而能在某一些區域代代相傳,變化緩慢。


也正是由於地形地勢的原因,「每當分裂或戰亂時期,山西往往成為北部中國的戰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也成為大批難民的庇護所,從而出現一個經濟相當繁榮的階段。」(葛劍雄《家山何止大槐樹》)所以在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屢遭兵燹荒疫之時,山西基本上沒有遭受戰亂之苦,也沒有發生過大的水、旱、蝗、疫,而是風調雨順,連年豐收,人丁興旺。再加上外省難民大量流入,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載: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萬一千人,河北人口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人,山西人口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四人,可見山西人口比河北、河南兩省人口的總和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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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南禪寺大殿,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唐代木構建築。


自然環境的條件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社會的發展,但也促成了社會的穩定和人口的繁榮,進而催生建築與傢具製造業的繁榮與發展。所以地理環境是造成高古傢具在山西遺存較多的重要因素,我們不能忽視。


(二)適合木建築留存,庇護傢具


下面我們再著重從建築遺存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來進行分析。為何要分析建築而不是傢具?因為傢具依附於建築,古建築遺存多,傢具留存的概率自然就高。建築的完好保存是傢具能夠延續生命的重要條件,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古建築遭到損毀或坍塌勢必導致內部傢具的損毀或流離失所,即便隨人遷移到新的環境,其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也大大增加,或被置於惡劣的環境,或被不當使用等等,這樣就很可能在數年後走向消亡。


山西省地處大陸東岸中緯度的內陸,東距海岸雖只有300~500千米,但由於省境東部山嶺阻擋,氣候受海洋影響較弱,在氣候類型上屬於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總的特徵是:四季分明、乾旱少雨。再加上地形地勢的原因,很適合木建築存留。而傢具自始就與建築相伴而生,因此一些遠至宋遼金元的傢具都能倖存下來,而明早期的傢具更是在這些建築內時有發現。在概念上我們也可以把一座建築看成一件巨大的傢具,而一件傢具也可視為一座精巧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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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勢圖


最新的統計顯示,山西境內的古建築有2.8萬處,其中元代及以前的地面古建近400座,佔到全國總數的80%以上,比另外30個省總和的4倍還要多。而實際上山西高古傢具的分布與圖中古建的分布契合度很高,大部分都在晉南和晉東南一帶(有關山西高古傢具的分布區域筆者將另行論述,故這裡不做介紹)。中國現存可考的最古木構建築唐代南禪寺大殿在山西,最大的單體唐代木構建築佛光寺也在山西,而最古最高大的遼代應縣木塔也在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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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布圖之古建築


合理的設計和堅實結構固然是這些建築能歷盡千年而不倒的重要原因,但不能不說山西的整個地形地貌和大環境氣候也為古建築的保存創造了先天優越的條件。而古建築尤其是寺廟建築的完整保存恰恰成為了古傢具的庇護所,使大量宋元風格的傢具得以流傳至今。


政治環境相對穩定,少有戰亂破壞


在歷史上國家大環境風雲巨變的時期,山西地區的政治環境也是相對穩定的,這也是為何很多古建築連同其內部的傢具等沒有遭到劫難而能保存至今的原因。


由於唐朝始於龍城太原,其北都也設在此,所以在那個時期,山西地區社會較為平靜並無大的波瀾。五代時期,山西境內政權更迭,戰亂頻繁,短短的五十餘年,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這也是為何目前我們在山西境內所能見到的地面文化遺存幾乎到了宋遼就戛然而止,而再稍早前的唐五代時期地面遺存卻很鮮見的原因所在。


北宋時,太宗為收復燕雲十六州,兵分兩路,大舉伐遼,揭開了宋遼交戰史上最大的一場戰爭——雍熙之戰,以宋太宗慘敗告終。戰後,遼仍佔有山西境內雲、應、寰、朔四州,其後雖有多次南下侵擾,但在山西境內與宋形成相峙格局,社會生活基本穩定,直至遼亡未變。自契丹正式接受石敬瑭所獻燕雲十六州,至保大五年(1125年)遼天祚帝耶律延禧在應州被金將完顏婁室俘獲遼亡,契丹統治山西北部地區算來長達187年。


金代統治山西的一百二三十年間,大同為西京,自紹興和議(1141年)後100多年的和平,給雙方都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穩定確保了大量建築和室內傢具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內能夠長期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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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布圖之元及以前早期木構


元朝末年,中原地區戰亂、水旱蝗疫連年不斷,而鄰省的戰事很少波及山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區不但沒有水災蝗災,反倒社會穩定,經濟繁榮。


正是由於自宋以來山西大的戰亂少有發生,加上受制於地理環境的複雜和封閉,雖偶有戰爭,破壞性和波及面也不大,一些「角落」中的古建及內部的傢具仍會得以完好的保存。尤其是戰爭往往不會對寺廟宮觀這種地處偏僻、遠離喧囂的神聖之地造成破壞,這是大量寺廟內的傢具器物等能夠留存至今的重要原因。而且這種風格一旦形成於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內,即便改朝換代,其製作風格也可能會在這一地區被仿照,依樣複製延續下去,鮮有改變或者改變很慢。


此外,在近現代歷史上山西地區的戰亂很少,也是促成高古晉作傢具保存下來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彼時國土遭到外強鐵蹄的踐踏,一些重要的大城市都未能倖免。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多發生在沿海省份,山西地處內陸,前期只是出人出力支援戰鬥,戰火併未波及這裡。


1911年在閻錫山被袁世凱任命為山西都督後,掌管了山西38載,其實行的是韜光養晦、保境安民政策,且多次拒絕參加軍閥混戰,使山西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與安定。從這個角度上講,在軍閥混戰的那個風雲歲月,閻錫山的政策也是眾多古建築保存下來的積極因素。在動蕩的地區創造出一片相對安靜的土地,這是眾多古建以及建築內的傢具得以保存下來的重要原因,我們亦不能忽視。


來源:《古典工藝傢具》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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