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中國五千年官場、權術、人際關係文化的集大成者

文/趙焰

李鴻章病危的時候，慈禧結束她流浪的日子，正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車隊進入滿目瘡痍的中原地區時，消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慈禧感嘆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慈禧說的是心裡話，對於她來說，是最知道李鴻章之於大清的重要性的。這個「裱糊匠」晚年為了這個垂危的王朝，真算是盡完了最後一份力。幾天以後，李鴻章去世的噩耗傳來之時，龐大的迴鑾車隊已經到了河南輝縣。儘管慈禧和光緒心裡已有了準備，還是泣不成聲：「太后及帝哭失聲，輟朝」；隨行人員「無不擁顧錯愕，驟失倚恃者」。對於李鴻章，清廷給出的謚號是文忠公，這樣的表彰，也算是對李鴻章一生對大清王朝忠心耿耿最準確的評價了。

從1861年一直到1908年，清朝的最高權力，實際上一直由慈禧掌控。這是一個曾經非常漂亮的女子，關於她的相貌和風度，當時西方的很多報紙都有著津津有味的描繪。據說慈禧年輕的時候膚色如雪，吹彈即破；牙齒如貝，一雙黑色的大眼睛如星星般閃爍；在性情上，慈禧既有江南女子的溫柔體貼，讓人迷戀，又有北方女子的潑辣從容，大氣果敢。一直到她六十歲的時候，還曾有西洋的報紙說她像少女一樣迷人。清宮中聘請的一個為慈禧專門作肖像畫的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描繪說：慈禧是一位「非常面善的女士，容貌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臉上永遠帶著一種勝利者自得的微笑」。

這個生長在江南的滿族女子一生追求著完美生活，但她的個人生活卻一直不完美，個人生活的缺失以及生理的不平衡，可以說是慈禧喜怒無常的重要原因。生理與生活的缺失，反過來刺激她更加註意生活的品質，力求充分享受世界的完美華章。在無休無止的繁文縟節的沉重負擔之餘，慈禧對生活中的一切新奇都抱有積極態度，喜歡盡興地享受人生。

曾有外國公使夫人稱慈禧為「一條母龍」，此語一點不虛。慈禧一直就不是一個凡角。由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女，到後來的大權在握，慈禧實際上可以說是走過了人世間最不平凡的道路。十六歲入宮時，慈禧只是一個貴人，住在圓明園的天地一家春。當時咸豐皇帝喜愛的，還有其他好幾個女子。慈禧能夠脫穎而出，除了因她生育了同治之外，還在於她異常聰明，善解人意，俠肝義膽，可以為咸豐分憂。浸淫宮中，慈禧潛移默化中學會了果敢、狠毒，富有幻想。既具有極其準確的直覺，洞察秋毫；也識人無數，極重情義。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咸豐皇帝遠逃熱河，留下恭親王與英法聯軍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之後，咸豐感到萬分恥辱，他一直在熱河幽居，拒絕接見任何外國使臣，甚至連朝臣也拒絕接見，整天沉湎於鴉片和酒。一年之後，三十一歲的咸豐英年早逝，二十六歲的慈禧與恭親王聯手，臨危不懼，心狠手辣，擊敗了肅順等八大臣，與慈安一起垂簾聽政。那些政治上的手段與陰謀，慈禧可以說是爛熟於心。她屬羊，但很多如狼似虎的大臣在她面前膽戰心驚。她一生在深宮之中生活和掙扎了近六十年，在她面前，有咸豐、同治、光緒三位皇帝駕崩，而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在她的操控下，惶惶不可終日。

與歷史上曾經的女皇武則天相比，慈禧從不輕佻，也從不淫蕩，雖然她的面前有很多優秀的男人，而慈禧也聰明異常地懂得怎樣贏得男人的歡心，懂得男人的虛榮和軟肋。這個年輕的寡婦對於愛新覺羅家族一直是忠心的，在某種程度上，她就像《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一樣，不辭辛苦，管理著這個龐大腐朽的家業。

按照現在的說法，慈禧從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她以女人征服男人的方式統治這個國家，充滿熱情地生活在宮中。慈禧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女人，她注意養顏美容，注重梳妝打扮，喜歡美食，愛好花草，親自製作精緻的化妝品，並且，還會寫詩，會欣賞詩，善於書法、繪畫，喜歡用真正的花草汁塗在自己的畫作上。除此之外，慈禧還天性幽默，富有智慧，她習慣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將理性的問題直覺化。

當然，作為一個手執最高權力的單身女子來說，始終環繞於慈禧周圍的，是揮之不去的孤獨與恐慌。與她的前輩主宰一脈相承的是，由於滿族人是征服者，相對於龐大的被統治的漢族，這個民族一直勢單力薄。儘管滿人入關掌握政權之後，漢族男人留起了辮子，向異族皇帝高呼萬壽無疆，儘管滿族幾乎毫不走樣地尊奉漢文化的一切傳統，但歷代的滿族統治者都在骨子裡對於漢人有著深深的警惕，他們知道，在漢族人的骨血中，那種被他人統治的感覺三百年間不曾有一刻消失。這種廣袤的不安全感，使得身居高位的統治者的第一考慮就是，如何在人數眾多的漢族人中用盡一切辦法維持自己的政權。深層次的恐慌決定了清國在整個制度上的保守性和專制性——最高統治者高居一個鬆散的、卻存在著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巔，以儒家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準則來維繫自己的統治。在這個秩序里，經典的教義是至高無上的，龐大的家族制支配著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於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著軍事，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凌駕於人的情慾、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朝廷還必須藉助漢人中的傑出人物，遠離社會的快速進化。清國就是在這樣的情形和隱秘中，延續了很多年，每屆統治者在這樣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慮，尤其是對於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們，另外一方面，又得無時無刻地提防他們，控制他們。慈禧當然也是如此。這樣的恩威並施、處心積慮，也就決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決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經過敏。

在晚清諸多的漢臣當中，李鴻章無疑是當中的出類拔萃者。李鴻章的人情練達、講究實際、足智多謀，使得慈禧與李鴻章之間比較有共同語言。就慈禧本身來說，她是很想有所作為的。早在剛剛垂簾聽政時，慈禧就以後期愛新覺羅家族男兒少有的膽識，領導了當時的「自強運動」。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不僅僅使清國的財政和國力有所增強，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穩固了她的統治。從1862年到1875年這段時間，被稱為「同治中興」時期。在這段時間裡，大清在慈禧與恭親王的領導之下，似乎終於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整個國家在漸漸的開放中嗅到了海洋的咸澀氣息……在朝廷的號召下，李鴻章無疑起到了骨幹作用，是「自強運動」的馬前卒。正是在慈禧掌權的初級階段，李鴻章因為思想上和行動上與慈禧的接近，贏得了這個女人的好感。慈禧與李鴻章在之後的歲月里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緣。

慈禧與李鴻章是存在著很多相同點的：他們都屬羊，從年齡上說，李鴻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輪。慈禧極其欣賞李鴻章，不喜歡在小事上較真、酸腐而迂迴的翁同龢。在慈禧看來，偌大的一個朝廷，絕大多數是無用的書生，真正能在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解決問題的，首屈一指還是李鴻章；而且，李鴻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點就通。她就喜歡這樣的聰明人。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權在握的李鴻章，對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鴻章一生曾面臨多次危機，他的公開和潛在的對手曾多次羅織罪名，收集證據，要彈劾他，甚至要置其於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關鍵的時候保護了他。慈禧對於李鴻章的態度讓李鴻章感恩戴德，李鴻章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夠理解並且信任他的人。對於朝廷，對於慈禧太后，雖然李鴻章也有很多不滿，並且在私下也發過牢騷，但在公開場合，在「大局」面前，李鴻章從不說一個「不」字，總是表現得忠心耿耿。李鴻章知道，在內心深處，慈禧對於自己也是有提防的，儘管自己手握重權，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李鴻章深深了解慈禧，這個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誰讓我一時不痛快，我就讓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在一個專制的體制中，最高權力者的性格與喜好，往往就是遊戲規則。李鴻章是清楚地知道這個絕對規則的。

於是，在晚清的權力構架中，慈禧和李鴻章之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關係：知李鴻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鴻章也。他們之間惺惺相惜，互相需要，並且對對方也心有餘悸。他們二人的方法各異，但他們卻有一樣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們就像清王朝最堅固的兩根柱子一樣，構求著一種平衡，支撐著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鴻章的同時，慈禧還在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這三位晚清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術，與李鴻章一樣，慈禧從未讓他們擔任過核心職務，但他們從未遭到過她的貶黜——當一位臣子的權力到了足以威脅她的安全時，慈禧就會心狠手辣地下手了。當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親王。當慈禧察覺到恭親王自以為功高蓋主得意揚揚之時，她就毫不猶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個合作者，一個曾經親密的盟友，一個傑出的政治人物。作為女人，慈禧還有著女人的政治方式，罷黜恭親王的同時，慈禧還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溫柔，收恭親王的女兒為義女——這個女人，是深得這樣的政治藝術精髓的，就像她經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鐫刻著：恩風長扇。慈禧，就這樣經常輕擺她的羽扇，不時拂出徐徐的恩風。

作為擁有重兵的地方諸侯，與朝廷的關係處理一直是潛在的，也是最具危險性的問題。隨著清國腐朽和沒落程度的加深，這種關係肯定會變得越來越迫切。從表面上看，李鴻章是有這個能力的。他手頭一直握有重兵，無論是在智慧膽略上，還是從資歷上，他比朝廷諸多的迂腐舊儒酒囊飯袋不知道要強多少倍。並且以當時淮軍的實力，相比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並不是件太困難的事。但李鴻章似乎從未這樣做，而且幾乎從不對朝廷說不，在一輩子的官場生涯中，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從未違反過朝廷的有關授意，也從未對朝廷表現過一絲不恭。

李鴻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機會。李鴻章為什麼不這樣做？最根本的原因並不是實力問題，而是世界觀問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從性格和世界觀上來說，李鴻章顯然不是曹操那樣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李鴻章雖然很聰明，但他卻不是一個渴望成就霸業的人，他只是渴望著為朝廷所用。成為一個「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鴻章全部的追求。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與他的同鄉，三國時期的曹孟德不一樣。從思想上看，李鴻章還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有著傳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忠義節孝的道德對他影響非常大。

當時，對於絕大多數朝廷重臣來說，已經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見利忘義，或者是亦步亦趨、無所事事。對於李鴻章來說，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經歷都不足以支撐他成為一世梟雄。李鴻章出身社會下層官僚家庭，從性格上來說，並不是一個有著天地情懷的人，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對於天地萬物的思考與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鴻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歷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會在意個人的利益與功名，並不是一個為理想和情懷甘心捨棄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著大境界，李鴻章擁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場的老謀深算。

在這樣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鴻章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只會是淺層次上的追求，談不上從本質和深層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鴻章變得越現實，疲於奔命各種事務，很難從諸多事務中脫開身來。從追求上說，李鴻章對於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狀況已相當滿意，他更願意在一種光環下生活而不願意去做那個光環，因為這樣更安全。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一種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執行者的面目來出現，在現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時，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服務於朝廷，而又有著自己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當時清朝的那種煩瑣無比、互相掣肘的政體以及組織方式下想要有所作為，註定難上加難。更何況李鴻章要想使其組織在全國範圍內發生效力，他還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撐，那就是絕對權力。李鴻章從未掌握過中央大權，他一直在軍機處外，甚至在洋務運動時期也與總理衙門大臣職務無緣，李鴻章在最盛時期也只不過是京城所在的直隸省的總督。雖然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當清國總理衙門沒有能力處理對外事務時，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贏得了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的權力，使自己成為與總理衙門並駕齊驅的一個單人外交部。但李鴻章掌控外交大權畢竟「名不正，言不順」。而且，李鴻章的權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財政和其他資源，經常有賴於他管轄以外的省份。官僚體制的一個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慣性來操作的話，順理成章，輕而易舉，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話，事情的進展就顯得無比艱難。除此之外，李鴻章在很多事情上，還不得不主動適應當時的「潛規則」，那就是必須大量地向他的上級獻禮和諂媚。當醇親王在甲午戰爭前寫信給李鴻章，說修萬壽山的銀子不夠用，希望李鴻章和各位督撫能籌集點時，李鴻章不得不挪用海軍軍費為慈禧修建頤和園。在那樣的制度中，類似的貪贓枉法再正常不過。李鴻章熟悉這個制度的一切潛規則，同樣，他也是運用潛規則的高手。

李鴻章不肯上前台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那就是對於亂世的擔心，時局不明，前台的人極可能成為犧牲品。當清國陷入洋槍洋炮打開國門的泥淖之中時，中國何去何從，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李鴻章顯然缺乏清醒的認識。正是因為認識上的困惑，李鴻章更願意幻想去輔助一個明主，艱難而安全地去從事自己的事業。李鴻章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許，這句話，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也暴露了他對於世事以及生命的無奈。

李鴻章一直是一個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聲；這一點，他與曾國藩一直不太一樣，也與張之洞不太一樣，他最看重的，是實力，也是實利。所以在當時，他有著那樣的處境，有著那樣的虛名，他已感到滿意極了。

可以肯定的是，李鴻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處心積慮的結果。如果在內心深處，沒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話，李鴻章不可能在行為上有著突破性的進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決定命運。此語一點不差，也正是李鴻章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歷史當中必然的悲劇命運，也決定了李鴻章只是一個社會轉型早期的過渡式人物。而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李鴻章本身的知識結構和理解力也決定了他的早期轉型必然是舉步維艱，猶猶豫豫。另外從人格上來說，李鴻章更多的是一個技術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種真正的濟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懷。對於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種力量，如果缺乏這種力量，只能勉強算是一個「器用者」，根本談不上是一個大英雄，更談不上是一個創造歷史的英雄了。在這一點上，梁啟超也說，李鴻章只是時勢所造就的尋常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非常英雄。對於中國當時的時局，他已無力改變，只是蠅營狗苟。

李鴻章是中國五千年官場、權術、人際關係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個成「精」的人物。實際上絕不只李鴻章，能在當年的專制制度夾縫中生存下來，並且遊刃有餘的人，都可以說是成了「精」的人物。這樣的「精」也是中國文化與制度特有的產物。在世界所有的文化當中，也許只有中國文化是最重視人際關係的，它對人際關係的重視，對於人際和功名的進與退、合與和的關係，簡直可以說到了神經過敏或者無病呻吟的程度。而李鴻章對人情世故的把握，對官場進與退規則的運用，以及那種專橫與隱忍的雙重心態，都可以說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個運籌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智慧哪裡趕得上時運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運。

1902年1月，慈禧太后終於回到北京了。幾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車站來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儀仗隊也來了，他們一個個興高采烈，就像歡迎英雄凱旋。與此同時，洋人們也帶著花枝招展的家眷們來了，他們被有計劃地安排在一個固定的區域里。鼓樂、鮮花和掌聲中，慈禧從袁世凱安排的「龍車」上走下來，這個老婦人表現得很從容，態度極為和善，也極其謙卑。在前門，她向著所有看她進城的外國人鞠躬微笑，隨後，六十八歲的慈禧像一個慈祥的老太太一樣，不但接見了外國公使們的夫人，還接見了使館的孩子。他們在一起合影留念，親切地拉著家常，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只是在站台上，沒有了李鴻章頎長而略顯駝背的身影。大清帝國再也沒有那個「捨我其誰」的李中堂了。也許，等宮中重新安定之後，慈禧會想起李鴻章吧，想到如果沒有這個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會繼續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會不復存在，死在異地他鄉。

李鴻章就這樣帶著遺憾和悔恨逝去，也帶著榮光和忠誠逝去。可以說，隨著李鴻章的倏然離去，這個時代之木桶上最強硬的一根鐵箍崩斷了。從此，龐大的帝國開始坍塌，堂皇神聖的廟宇上鬼魅橫行，上層變得更加厚顏無恥卑賤猥瑣，到處充斥著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終日，一方面肆無忌憚及時行樂……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即將來到。

（以上節選自《李鴻章傳》，趙焰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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