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歷史·假如袁崇煥不死能挽救明朝嗎？

寫在前面：常人讀史常有感嘆，假如某人不死，假如某事不發生，或是假如某人早死，假如某事發生，歷史就會變得不一樣起來。那麼，歷史可以假如嗎？假如的歷史和現實發生的歷史會有什麼不同呢？為此我們專門在《重讀》欄目開設了一個新的系列：假設歷史，今天是第一期。歡迎廣大讀者在留言中告訴我們你們的「假如」，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假如的歷史，會有什麼不一樣。

過去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袁崇煥不死，明朝便不會滅亡。隨著《碧血劍》等一系列小說、影視劇的熱門。一個認識在很多人心中充滿了影響力--袁崇煥是明朝最後的救星，也是明朝能力挽狂瀾最後的機會。那麼假如袁崇煥不死，並繼續得到崇禎皇帝的信任與支持，他能力挽狂瀾，拯救明朝嗎？

歷史上袁崇煥未能阻止明朝戰略劣勢的形成

首先我們看袁崇煥本人。

歷史上，袁崇煥向崇禎皇帝許諾「五年復遼」，就是說要用五年時間打敗後來清朝的前身後金政權，奪回被後金佔領的遼東。並且還確定了以遼土養遼人，以遼人守遼土等一系列計劃方針。但袁崇煥的五年之期還沒幹到一半，就失去崇禎的信任下獄身冤死。

很多人都設想，真給袁崇煥五年時間，他可能真能實踐諾言恢復遼東呢。

可是，歷史恐怕並不那麼浪漫。袁崇煥當著崇禎皇帝的面誇下「五年平遼」的豪言壯語，但是一出門有人問起真的有信心與否的時候，他的回答卻是「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聖心耳」。

用今天的話說這段話「信息量略大」，首先我們可以看出崇禎的心態是極為急迫的，這種心態可以說為未來洪承疇松錦之戰被迫出戰遭致大敗埋下了伏筆。其次也反映出袁崇煥其實自己也沒有把握平復遼東，這時候的他只是應對一個著急的上級的下屬而已，只能撿上級喜歡聽的話說。

五年克複遼東可能嗎？當然不可能。袁崇煥守邊期間，能做到使局面不急劇惡化已是不易了。事實上，也正是在袁崇煥任職期間後金完成了對明朝全面戰略優勢的確立。袁崇煥的「五年復遼」當然不可能實現。

局勢的關鍵，是袁崇煥任職期間明後金雙方的外交戰。

在明金雙方剛開始對壘的時候後金的開局其實是非常不利的，當時努爾哈赤的周邊基本沒有任何堪稱可以信任的盟友，從九部聯軍到薩爾滸，努爾哈赤一直是屬於被「群毆」的狀態，甚至連布占泰這樣的兒女親家都常常靠不住。

但是到了袁崇煥主持邊務的時期，形勢已經發生了大變，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直，來自葉赫和江夷（布占泰）等的同族威脅基本得到了消除，隨著薩爾滸明軍戰敗，後金轉入戰略進攻，明軍基本轉入守勢。

而這個時候的國際形勢就顯得相當重要了。雖然後金在戰場上轉入進攻，但在國際大環境中，仍舊處在明、蒙古、朝鮮三方敵對力量的夾擊之中。於是，後金和明雙方爭奪的焦點就轉移到蒙古和朝鮮身上。

而明在東北亞國際環境競爭上的全面失敗，正是源自袁崇煥出守遼東的任上。

先說朝鮮。朝鮮一直是明朝的鐵杆盟友，最為忠誠的附屬國。地理位置上特別容易和明國一起夾攻後金，無論是成化年間的犁庭還是萬曆年間的薩爾滸戰役女直人都是被夾擊的一方，皇太極非常了解這一點。於是在1627年發動了「丁卯之役」，第一次征服了朝鮮半島。

面對後金對盟國的進攻，袁崇煥沒有任何實際解決辦法。只能通過寫信向皇太極抗議表達自己的不滿「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高麗，何故？我文武兵將遂疑汗之言不由心也。」然後要求皇太極「息刀下之兵，將事情講析明白。」，可見在真的面對八旗鐵騎的時候袁崇煥從來都做不到向崇禎誇口的那樣威武，只能象徵性出兵繞一圈做個姿勢，對於後金根本沒有起到實質性的「牽制」。實際上只有書信抗議來進行形式上的「牽制」，結果就是朝鮮在後金的征伐之後，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從明朝的盟國淪為了後金的附庸。原本三方夾擊後金的態勢，一下就失掉了右翼。

除了朝鮮之外明朝爭取的對象就是蒙古。明朝和後金對蒙古的爭取可以說從來沒有停止過，在早年蒙古左翼和明朝關係極為惡劣，但是到了萬曆年間，隨著後金八旗的崛起，明朝改變了以往的政策，開始了「款虜御奴」的政策，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戶部給事中官應震便上書提出「伐敵交，張威勢，悉敵情」三條「御奴」政策提出「以虜攻奴」的策略，在遼瀋失陷後，明朝快速實施起了這個策略。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一口氣打賞了林丹汗四萬八千兩白銀。此後成為定例明朝每年付出四萬兩白銀僱傭蒙古人攻擊後金。

努爾哈赤為此憤憤不平指責蒙古為了金銀屠戮和自己習俗相近的女直人，後來林丹汗扣押了後金使節，努爾哈赤則殺掉了林丹汗的使節，雙方徹底反目，明朝乘機將傭金提高到了十萬兩，林丹汗徹底成為了明軍傭兵。

在明朝的金錢攻勢下除了林丹之外內喀爾喀部落也三次背叛後金。客觀的說在天啟年間明人的戰略得到了一定成果。

但是這種僱傭關係並不是牢固的，林丹汗多次挾賞，最後在崇禎二年將傭金提高到了每年三十二萬兩。

而實際上，袁崇煥對蒙古牽制後金的效果卻沒有抱太大期望，他稱「今日之計，我方有事於東，不得不修好，西虜即未必可用，然不為我害，即為我用矣！歲費金錢數十萬，其亦不虛擲乎？西款不壞，我得一時防奴」--只希望蒙古人拿了錢別添亂就行了。

袁崇煥對蒙古牽制後金作用的忽視，直接決定了後金對蒙古發動攻勢時他的態度--坐視。與之相反，後金的領袖皇太極對國際形勢的判斷遠比袁崇煥準確，在征服朝鮮之後，後金就對包圍圈的左翼--蒙古諸部進行攻略。進攻分化瓦解和武力征討。到1629年，蒙古科爾沁部、內喀爾喀部、喀喇沁部、察哈爾部的部分先後降服後金，蒙古林丹汗不得不率領察哈爾部主體西遷遠走甘肅青海。這樣，包圍網的左翼也被徹底粉碎了。原本三家包圍後金的態勢，變成了後金與明在東起遼東西到宣大的漫長北方沿邊對峙的局面。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後來置袁崇煥於死地的後金繞過遼東防線攻入長城的軍事行動，其行軍路線和突破口正是原本蒙古人的勢力範圍。袁崇煥的死，可以說在他坐視後金吞併蒙古時已經埋下了肇因。

在袁崇煥出掌遼東時期，明朝在國際戰略上徹底失敗了。

在這段時間內袁崇煥在幹什麼呢？答案是在修築寧錦防線，戰術是典型的「憑堅城用大炮」，根本沒想過主動出擊，因此只能坐視後金先後征服朝鮮和蒙古。

而之後雖然防線暫時阻擋了當時缺乏重型攻堅火力的八旗軍隊。但後金一統塞外的國際形勢卻已經在袁崇煥手中造就，大勢已定，就算袁崇煥不死，也動搖不了這一局面分毫了。

有趣的是，崇禎二年，遼東大饑荒，在那個士兵普遍挨餓的緊要關頭（萬曆年間熊廷弼就曾吐槽倉庫中的糧食已經「如糞」），袁崇煥卻以「拉攏蒙古」為名目，稱「人歸我而不收，委以資敵，臣不敢也」，向正處於缺糧狀態的後金控制下的蒙古喀喇沁部賣糧--「臣以是招之來，許其關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許布米易柴薪」，當然，這些糧食也就堂而皇之地通過喀喇沁部流入了同樣處於糧荒中的後金。值得一提的是同時後金也有派人買糧的行動。考慮到同一時期袁崇煥正私下與後金議和，其中的默契不言而喻。

最後崇禎下令禁止這種行為：「西夷通虜，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其招來屬夷，其有飢困，查明部落多少，計口量許換米，不得賣與布帛米糧及夾帶禁品。路將等官，倍加偵察，如有疏違，以通夷罪論處！」--崇禎的旨意，是蒙古部落只有在真正附屬明朝後，才能「計口量許換米」，這當然不會使糧食流入後金。

值得玩味的是，為了賣糧給喀喇沁部，袁崇煥不顧喀喇沁部已經在後金控制之下的事實，奏報稱喀喇沁部「未與奴通」，只是「依奴而自固」，並且向崇禎保證，這些蒙古部落「寧願以妻子為質，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而後來後金繞過遼東入侵明朝的軍事行動，也正是喀喇沁部帶路，「上親率大軍伐明，謁堂子啟行，以來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爾噶都，曾受賞於明，熟識路徑，用為進兵嚮導。」……從某種意義上，袁崇煥是自己挖了個坑自己跳了下去。

明朝末年國家機器整體腐敗不能支撐袁崇煥的目標

目光回到內部，此時明朝的內政能力能否支持袁崇煥的戰略呢？答案還是否定的。

首先看明軍的情況和內部的關係，邊軍欠餉「或至三年以上」，士兵常年吃不飽也是非常常見的情況，哪怕是戰事緊急的遼東也出現了「軍糧四月不得發」而且就算是發了也「爛如糞」，待遇稍好的只有將領的家丁部隊。家丁一匹戰馬價格就可以達到十八到二十兩接近當時一個普通士兵兩年的工資總和，但是家丁是將領的私人武裝，少量的家丁極大的佔用了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普通士兵的資源。

士兵殺良冒功的現象也讓人觸目驚心，例如在陝西「副總兵趙大胤報斬賊級五千，驗之皆婦人首也」。軍紀根本已經蕩然無存。這樣一直以殺良冒功未能的軍隊，很難想像其戰鬥力能有多強。

更為嚴重的是明軍內部的矛盾，在今天的人看來以袁崇煥和毛文龍的對立最廣為人知，事實上這只是眾多例子中最明顯的一個。這種矛盾釀成的苦果在明軍與後金的戰爭中屢見不鮮。比如在渾河之戰中，來援的明軍分為川軍和浙軍，當時八旗精銳巴雅喇（禁衛軍）因為輕敵，「未待棉甲盾車」便衝上去和川軍肉搏，激戰良久一度不相上下，本是擊敗後金的好機會。但川軍奮力血戰，浙軍卻按兵不動錯失戰機。最後努爾哈赤全軍進擊將川軍擊潰，這時候浙軍在哪兒呢？答案是還在河對岸。只因不久之前，川軍和浙軍剛剛經歷了一場械鬥，這個隱患在關鍵的時刻爆發。而坐視川軍敗亡的浙軍，隨後在數萬八旗軍的圍攻下，耗盡了彈藥也被擊敗。

內部不和、欠糧欠餉、軍紀糜爛，這些都不是袁崇煥一個人能夠解決的問題。明軍的戰鬥力長期不振，與後金野戰幾無勝績，甚至有時八旗軍隊甚至只需要列陣就能讓明軍望風而遁。袁崇煥對此也束手無策，他能想的辦法不過是「憑堅城，用大炮」，避免野戰，對於明軍戰鬥力的提升沒有任何作用。而這一經驗在他手上推廣擴大，遼東防線實則成了明末版馬奇諾防線，在財政上拖垮明朝的同時，被後金輕鬆繞過，貽笑大方。

那麼明朝畢竟「泱泱天朝」，崇禎依舊坐擁天下，能否通過積極的改革，讓這些弊端消融呢？答案依舊是否定的。

當時明朝的腐壞是根本上的糜爛。自然災害毫無疑問是農業社會的最大的天敵，此時隨著小冰河期的到來，農業遭受巨大破壞，物價飛漲。在天啟年間一斗米就可以達到價值一兩二錢，這差不多是一個士兵的月薪了。繼天災之後是人禍，明朝僵化的政治體制此時已經腐敗橫行。驚人的腐敗導致行政成本高的離譜。比如崇禎曾撥出十萬私房錢賑災，結果得到賑濟的只有7000人，平均十兩銀子尚不能救活一人。皇帝的私房錢尚且如此，公帑效用幾何可想而知。

整個國家機器從上到下徹底腐朽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一個袁崇煥根本改變不了的。最後毀滅明王朝的農民軍，其最初源頭是「山西，陝西大飢，府谷民王嘉胤倡亂，白水盜王貳等應之，眾五六千人，為流寇之始」。但我們仔細回顧這一起源會發現，實際上是明朝政府對饑荒的應對直接將災民逼反。「御史黃道真請發賑，以解饑民之從賊者，不報」，就如同一個病人看醫生，醫生給開了葯藥房卻拒絕給葯，導致「其勢日增」，但是「而官府聽之不聞」，災民為了生存，只能造反。而各地官僚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甚至在面對農民軍的時候也只想著將燙手的山芋扔給別人，設法將其驅逐出去就大功告成。這是就算袁崇煥不死也解決不了的問題。

客觀的說此時明朝已經病入膏肓，沒有任何人任何手段能夠挽救。又遇到了崇禎皇帝這樣急功近利的君王，袁崇煥可以說是儘力了，但是無論是他的主觀能力還是當時明清的客觀局勢都無法讓他成為明朝的「拯救者」。

假如袁崇煥不死能拯救明朝嗎？答案是不能，此時的明朝已經是誰也救不了的了，更何況還是水平有限的袁崇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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