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鮮為人知的中葡之戰：何氏家族由此開始崛起

何賢，是澳門的一個傳奇。

他本是廣東番禺人，早年在順德縣陳村經營糧油店，後赴廣州開設匯隆銀號，任司理。由於日軍侵佔廣州，1938年他赴香港經商，1941年赴澳門，任大豐銀號司理，隨後，生意越做越大，先後擔任大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澳門鏡湖醫院值理、副主席、主席。1947年，他在馬萬祺的推薦下，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主席、副理事長。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時，他與馬萬祺等人在中華總商會舉行了慶祝會議，還升起了新中國國旗。

但是，澳門是葡萄牙殖民地，何賢儘管是商界領袖，但並不為葡澳政府所認可，地位低下；與此同時，他與大陸和中共方面也無深交。1952年7月，拱北海關的關閘事件幾乎釀成中葡大戰，愛國愛澳的何賢與馬萬祺等人在危機時刻挺身而出，進行斡旋，終於獲得成功。由此，何賢獲得葡澳政府的重視，並成為中共在澳門信賴的愛國人士。

這次鮮為人知的關閘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呢？何賢在其中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與香港、澳門毗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葡萄牙政府尚未與我們建交。從內地去澳門，要經過拱北海關。拱北海關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築，人稱「關閘」。

這座關閘始建於明朝萬曆二年，即1574年，高和寬均一丈余，像內地許多古城樓一樣前懸一匾額，上書「孚感鎮德」四個字。城樓正中處開一大門，上有「關閘門」石碑。關閘兩邊，分別建有兵營，立有圍桿。這個關閘是當時明朝政府為限制侵佔澳門的葡萄牙人繼續向北擴張而修建的，每月只開放六次，以從內地向澳門輸出糧食，平時用六張封條封著，不準通行。在關閘兩頭，中澳雙方都設有炮樓和崗哨，各有四五個哨兵。這邊是澳門的軍隊，那邊是駐紮在廣東的解放軍。雙方哨位只隔幾十米。

1952年7月初，解放軍部隊換了防。關閘站崗的哨兵中有不少戰士是北方人，從沒見過外國人，感到很新奇。一天，對面一位黑人葡兵突然內急，在炮樓外拉開褲子，就隨地撒起尿來。兩位解放軍哨兵一沒見過黑人，更沒見過黑人如此解小便，見狀忍不住哈哈大笑。

誰知這位黑人大兵一見解放軍戰士大笑，以為是有意取笑他，不由分說，便端槍發起怒來，稀里哇啦地指著對面的解放軍哨兵罵起來。

儘管雙方語言不通，解放軍哨兵戰士從對方的表情和樣子看出了憤怒和不友好，也黑起臉，與「帝國主義分子」進行鬥爭。黑人哨兵見解放軍對自己也指指點點，惱羞成怒，「啪」的一下就扣動扳機。兩名解放軍士兵立即進行還擊，並且還扔過去了一個手榴彈。隨即，雙方立即向上級報告，稱受到對方突然襲擊，要求增援。

雙方馬上出動部隊，並還拉來了野戰炮和重機槍。戰鬥打響後，這些葡軍哪是身經百戰的解放軍對手，幾個回合下來，就死傷累累，損失慘重。

衝突爆發之後，解放軍立即封鎖了邊界，關閉拱北海關。

澳門地方不大，平時靠從廣東運進糧油副食，不能自給，閉關後，澳門的糧食、水和菜等生活必需物資很快出現短缺，物價飛漲，持續下去就會變成「死城」。澳門居民驚恐萬分。接著，謠言滿天飛，有傳言說中共調來了一個師的兵力，在關閘北面架起了大炮，馬上就要解放澳門；有的說中共要將澳門封鎖起來，進行長期圍困，使得葡澳政府不戰而降。的確，澳門何去何從成了世人關注的大問題。

葡萄牙駐澳總督，叫史伯泰。他事感嚴重，立即叫來總督府經濟局局長羅保，叫他與中共華南局有著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進行聯繫斡旋。但是，對方回復：「公司負責人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與之聯繫。"這樣，總督府唯一與大陸聯繫的通道走不通。

史伯泰只好另走僻徑，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聯繫，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儘管已經是深夜，事不宜遲，羅保立即驅車來到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府上，把史伯泰的意思轉告馬萬祺，並且說：「政府希望你馬上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方法。」

馬萬祺是著名的愛國人士，與中共方面有聯繫。關閘發生衝突，他也很著急。現在史伯泰來找他，他二話沒說，馬上打電話給廣州中共華南分局，找到統戰部長饒彰風，轉告澳門總督的求和消息。

（馬萬祺）

關閘爆發衝突後，作為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負責主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在史伯泰等人緊張地找關係與中方聯繫時，葉劍英等人一面報告黨中央，一面下令召集有關方面的負責人開會。

廣州梅花村30號華南分局會議室徹夜通明，黨政軍負責人匯聚一起，商討對策。開始時，大家情緒都很激動。有人主張乾脆調一個師的部隊去，造成大兵壓境的形勢，向澳門政府示威，再鬧下去就出兵解放澳門；也有的人主張馬上封鎖邊境，不運糧食、副食品過去，對他們實行經濟制裁，逼迫葡澳政府就範。葉劍英認真地聽取大家的發言，最後說：「新中國成立了，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們懷恨在心，搞重重封鎖，想卡我們，壓我們，大家憋了一肚子氣，有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次澳葡方面先開槍挑釁，大家提出要懲治它們，很有道理啊！」

突然，他話頭一轉：「可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葡萄牙與那些到處稱王稱霸的帝國主義還是有區別。毛主席說過，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時，要區別對待，大國從嚴，小國從寬，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敵人。澳門的居民，大多數是我們的同胞。閉關、制裁，受害的還是我們的同胞，所以對關閘事件，我們要慎重處理。」

「那麼我們如何處理呢？」有人問。

葉劍英繼續說道：「我看，這個事件只是一個地方性的事件，用不著大動干戈。」

突然，機要室說有電話要找統戰部長饒彰風。饒彰風起身接完電話後，走進會議室，在葉劍英耳邊嘀咕了一陣，葉劍英點點頭，然後對與會者說：「剛才澳門商會馬萬祺先生來電話，說澳門當局希望雙方接觸，商量和平解決事件。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們談。目前我國與葡萄牙政府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門當局直接接觸，可以叫他們委託兩位民間代表來與我們談。」

經過商討，會議最後決定，派中共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趕赴拱北，與澳門方面的民間代表進行談判。為此，大家商議提出三條談判條件：一、澳門當局必須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二、就關閘事件作出正式的書面道歉；三、賠償損失。於是，統戰部長饒彰風將這些決定通知了黃施民、曹若茗。

當晚，黃曹搭乘花尾渡來到中山石岐。

第二天，他們由石岐乘坐吉普車，奔赴拱北關閘，住在海關大樓上。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已早一天趕回了澳門，獲知黃施民和曹若茗到了這裡後，也驅車來到拱北，與他們會面。

三人經協商後，由柯正平通知羅保派人來進行談判，要求派民間人士前來。

（何賢）

羅保得訊後，認為最合適的人選，除了馬萬祺外，就是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何賢。因為，何賢號稱「澳門王」，平時樂於做一些社會的事情。何賢接到羅保的電話時，正準備上床入睡。關閘發生的事件，他已知全部經過，也聽馬萬祺說過被羅保請去諮詢的事。於是，他問保羅說：「現在政府一方到底持什麼態度呢？」

羅保告訴他澳督史伯泰的意見，然後說：「談判只求不要將事態擴大，但要避開事件的責任，誰對誰錯的問題免談。」

何賢忍不住大叫起來：「喂，大佬，這沒得談。你碰撞了人家，好話都不說一句，你叫我們怎麼談？」

羅保也知道此事難以如此搪塞過去，對何賢說：「我也不能作主，您就當幫我解圍吧！老實講，哪一次有麻煩都得勞你賢哥出馬，你反正說丑說好都一樣解決了，不是嗎？」

何賢也心裝澳門人，羅保一勸說，就不計較，便答應去試試。可他又加上一句：「我何賢面子再大，也要看幫得是否有理。沒有道理，就沒了面子，醜人我做不了啊！」

第二天一早，何賢會同馬萬祺一道，一起來到了拱北關閘。

進入海關大樓後，他們與黃施民和曹若茗見面，便開始談判。

但是，何賢和馬萬祺帶來的澳方口信，與中方要求相去甚遠。何賢轉達葡澳方面的意見後，便立即被黃施民等人頂回來了。會談沒有深入進行下去。

當天下午，何賢和馬萬祺趕回了澳門。

何賢回到家中，已是晚上8點多鐘。他顧不上吃飯，馬上給羅保掛電話，轉述了中方的態度和要求。最後，他告訴羅保說：「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連美國人都不買帳，何況你們葡國人？」

保羅知道此事拖延不得，央求何賢說：「麻煩你多跑跑呀！」

何賢回答說：「我多跑幾次腿沒問題，政府仍是這種態度，跑一百次腿也沒用的。」

保羅只好又把何賢的話轉告史伯泰。

可是，史伯泰還是只答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一條，其餘兩條不答應。隨後，羅保把史伯泰的意思轉告給何賢。何賢說：「我看在澳門幾十萬居民份上，才答應再去。你不用多提我們，倒是應當多向澳督進言，請他早點改變態度，這樣才好解決問題。」

羅保表示自己無能為力。何賢說：「我和馬萬祺去見史伯泰先生吧。」

羅保打電話聯繫史伯泰。

史伯泰同意接見他們。

何賢和馬萬祺驅車來到澳督府。何賢首先轉述了中方的意見，勸史伯泰說：「其實，中方已作了相當的讓步。他們想要困死澳門，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出兵過來，也是輕而易舉的事。要是真搞僵，走到這一步，人家再提什麼要求，你們也都只得答應，那時更無面子！一人讓一步，雙方有個坦誠態度，你的態度緩和了，我看，這才是解決目前困難的辦法。」

史伯泰聽了何賢的話，久久不表態，最後才說：「讓我再考慮一下，明天早上答覆你們。」

第二天一大早，羅保就打電話來了給何賢，說澳督史伯泰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條件。於是，何賢、馬萬祺又起程前往拱北關閘。

多年後，何賢回憶這段歷史說：「我那次上內地做傳達，不多不少去過二十幾次，一日兩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時兩國無邦交，我們夾在中間沒法明著向誰，自己是中國人，卻代表著葡人政府，怎麼辦？唯有兩頭講好啦！」

這次一去，談判終於成功。隨後，澳門當局正式向中方遞交了道歉書。關閘事件終於和平得到了解決。

關閘事件的解決，對何賢的一生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此之前，何賢在澳門民間有著很高的威望，但不為官方認可他這個「澳門王」；經過關閘事件，他在官方終於有了重要的一席地位。以後，他與澳門政府打交道，大受重視。

而大陸方面由於這一事件中和何賢的接觸，也對他印象很好，認為此人愛國愛澳，是難得的人才。何賢由此也獲得了中共方面的重視，成為澳門愛國人士的代表。1954年，何賢當選為新中國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6年，何賢夫婦應邀到北京進行參觀。在隨後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毛澤東親自接見，並與之進行交談。隨後，何賢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全國人大代表，連任四屆，直到去世。就這樣，作為澳門愛國人士的代表，何賢成為中共方面與葡澳政府之間的聯繫人和中間人。

1956年，澳門缺水，澳門當局派何賢到廣東中山縣協商，在中山縣前山鎮引竹園水庫的水供應居民，得到了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同意。1958年，澳門想與中山縣合建銀坑水庫，也由何賢出面促成此事，結果，澳門的用水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何賢不僅維護祖國統一，而且利用自己 特殊身份，積极參与新中國建設，僅1958年至1959年的兩年中，他給番禺縣送回了汽車、拖拉機、拖船、刨床、藥品、菜籽等價值400萬元的物資。即使是在「文革」中，他多次帶頭組團參加廣交會。

1978年，大陸宣布進行改革開放，何賢首先帶頭回鄉投資，參加廣東的各項建設。他拉著商界大佬何添、霍英東等人，共同投資興建了番禺賓館和大石大橋、洛溪大橋等大工程。這些大工程，為廣東成為改革開放先行區貢獻巨大。

但是，何賢沒有等到大橋竣工，1983年12月6日，由於患了肺癌，就在醫院與世長辭，享年75歲。12月9日，港澳各界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名流與百姓雲集，靈堂內外擺滿花圈。眾多的花圈中有一個特別引人注目，它沒有抬頭，沒有落款，只有一個濃墨淋漓的大字：「服」。

何賢去世後，他的第五子28歲的何厚鏵接過父親肩上的擔子。他繼續父親未盡的事業，再次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各方面的滿意。1988年， 何厚鏵當選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之後，他積极參与澳門回歸祖國的工作， 1999年，當選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之後，他又連任一屆，領導澳門特區10年，成就舉世矚目。2010年3月，何厚鏵當選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013年3月，再次當選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何氏父子譜寫了一個家族傳奇。

（陳冠任原創，其他媒體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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