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是對楊絳先生的道德審判
楊絳老先生仙逝了，享年105歲。一個壽過期頤的老人去世，絕對是「喜喪」了，功德圓滿之人，才能享此福壽全歸的殊榮。老人離世後，網上刷屏最多的感嘆也是「一家仨人終於團聚了」。
記得楊絳先生百歲誕辰之時，有媒體對我進行過一次採訪，網上還能搜到隻字片語。這些評價仍能代表我今天的觀點，引用如下：
「楊絳先生的作品我至今仍常置案頭。在我心目中，她是1949年以後大陸最優秀的白話文作家之一。年輕時讀她的作品，或許只能覺出她語言的洗鍊和從容，但隨年歲增長，你會發現她對白話文有獨到的領悟與發現，暗藏玄機。她的語言在沉靜中顯出靈動，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種洗盡鉛華後的優雅與超然，卻又充盈著活力。我會用這幾個詞來形容她：睿智、從容、獨立、高貴。」
「楊絳先生的《幹校六記》《將飲茶》《洗澡》，都是當代文學極為重要的作品，我印象深刻。這些作品不僅展示了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真實而悲涼的處境，更重要的是呈現出楊絳獨立的精神與文學追求。她的作品代表了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智慧和良心。」
「我認為楊絳先生最大的貢獻，是她的語言，這也是一個作家最根本的貢獻。或許因她對英語和法語的通曉，包括她的翻譯和創作經驗，使她對白話文的感受和思考比所有作家走得都更深，也更別具一格。楊絳先生不僅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學風格，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領略了白話文的淡泊與含蓄之美。這淡泊與含蓄，其實體現的是一種精神境界，使漢字在楊絳先生的筆下，像一個個鮮活的生靈，有著精妙而均衡的表現力。這種獨特的語言與審美經驗，在當代幾成絕響。」
楊絳先生那時已把離世看作「回家」了，並覺得自己要「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確實，錢鍾書和錢璦走後，辭世對於老人就像是「回家」與親人團圓。老人一直想逃走，如她所說：「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老人確實一直盡著她的責任。
先生雖活過了百歲，看她的生平，仍會感到一種深深的悲哀。她真正的創作是從古稀之年開始的，是從很多作家停止寫作的時候，才重新拿起了筆。在一個荒唐的年代，她不願拿起筆，這是她的風骨，也是歷史留給她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可以想像，如果沒有1949到1979這30年的創作空白期，她的創作又會是怎樣一種狀態?不過，歷史沒有假設。
楊絳先生作為一個苦難的親歷者和倖存者，從未停止記錄與思考，這從她的很多作品都能讀到。但她與其他被傷害者開口言說的方式又不同，她留下的不僅是含著血淚與激憤的史料，更是能成為經典的文學。她在寫作之初，就有一種清醒的作家意識，與自己描述的苦難拉開一定距離，重新審視自己經歷的一切，所以她的筆調是隱忍的，而非控訴的;是含蓄的，而非怨恨的;是人性的，而非政治的，如她自己所言：「我既不能當醫生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麼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
但她對一個時代體悟的深度與細膩，卻無人能比，所以在傷痕文學的喧鬧過後，她的作品卻越來越現出份量。她的敘述不動聲色，但卻處處暗含批判的內核，只要稍有文字經驗的人，便能從她描述的細節體會的到那個時代的反人性之處。楊絳先生始終關注的只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情感和被時代左右的命運。她是帶著一份寬恕之心，在寫那個時代的人，這是一種更為嚴肅的還原真相。她已放棄了怨恨和復仇的心理，只把對人性真相的揭示，當作對自己創傷的安慰和對正義的追尋。
從楊絳先生早年的喜劇寫作，及對《堂吉訶德》的翻譯可看出，她對反諷素有研究。這也是她文本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一切人都可能是她反諷的對象，甚至作者自己。反諷寫作本身，便需要一種超然於自己和周遭的立場，這也是楊絳在寫作中的立場。她不只是從政治或歷史視角來考察時代，而是上升到了一種人類與人性的視角，也就是說除了那個荒唐的時代外，我們人性深處也始終存在著一種難以避免的荒謬。這其實是一種「避輕就重」，因其中包含了對人類無奈處境的抗拒，她的悲哀帶著人與生俱來的悲哀。如她在《洗澡》前言所言：「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識上或思想上, 經過漂洗, 該是能夠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 那就連著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釅釅的鹼水, 能把尾巴洗掉嗎? 當眾洗澡當然得當眾脫衣, 尾巴卻未必有目共睹。洗掉與否，究竟誰有誰無，都不得知。」
真正讓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楊絳先生離世後網上湧出的另一種聲音，仍如歷次政治運動一般要楊絳先生「割尾巴」。很多話語竟來自己我認識的朋友：有稱她為「雞湯大師」的，有稱她只是「心安理得地寫寫自己的歲月靜好」，有說她「時時刻刻的自保意識和隱秘的利己」的，有說她「精得鬼樣」的，而這些言論大多來自在我看來更為「冷刻、精明」之人。有些人可能根本沒讀過楊絳的書，讀了可能也沒讀沒明白。
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個在古稀之年才能自由拿起筆的老人，能記錄下自己苦難的不易。為何很多倖存者不願開口說話，實際上，讓任何人述說自己充滿創痛的過去都很艱難，因為苦難會模糊人們的記憶，會讓人們有意識地選擇逃避。然而，楊絳先生卻勇敢地拿起了筆，記錄下帶著自己體溫和血淚的歷史，讓我們重新感受到那些在苦難重壓之下人性的尊嚴，正是這些痛苦、恐懼、茫然和希望，讓我們明白自由、正義、人性的重要。奇怪的是，這樣一個有良知、有風骨、有文學素養的、低調的老人去世了，卻會被戴上這些稀奇古怪的帽子。在文革50周年後的今天，讓人恍若又回到了文革。我不相信這些在進行道德審判的人，能在七十歲後，仍有勇氣與力量拿起筆述說自己的苦難。
最荒唐的，是那個「丁關根告狀」的傳說，早已是一段清楚的文壇公案，卻又被翻出來重說。楊絳、錢鍾書確實在1997年5月31日向國家版權局致信投訴過《錢鍾書評論卷一》、《記錢鍾書先生》兩書的侵權問題，這已成為很多版權課常談到的案例。那個時間段，正是錢璦剛去世、錢鍾書重病在院的時間，憑常識也能推斷，一個近90歲、要照顧病人的老人會不會去關心什麼侵權的事。這些法律作為，大多是楊絳、錢鍾書的著作權代理人所為。如今竟被扣到了百歲老人身上。只要讀過楊絳書的人，就能判斷向官員告狀這類事，決不會發生在這兩位老人身上。
不說什麼死者為大了，但在一個老人離世後，再也無法替自己辯白之時，毫無證據傳播此類謠言，確實讓人感到一個時代缺乏人性的悲哀。好在楊絳對此早有聲明，並不因外界所言改變自己：「不論多麼愧汗感激, 都不能壓減私心的忻喜。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得到，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人有了一份私心，難道就該被抹殺所有作為?這和文革時「狠斗私字一閃念」有何不同?從這件事看，文革思維仍活在很多人的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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