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欽斯基：在那裡是什麼感覺？
撰文：尼爾?阿徹森（Neal Ascherson）
翻譯：孫微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幾個星期後，如果一切都順利，我會去翻看我的波蘭文件。在共產主義時期經常訪問波蘭的外國記者必須假定自己在過去的安全部門都會有存檔。我自己的存檔現存在華沙的波蘭國家紀念研究所，我可以讀取它。我不知道這些檔案里包含什麼。肯定有很多不相干的垃圾：因為監控團隊必須得找出點東西才能報銷。但有一件事我心理上是有所準備的：那些我認為是朋友或者至少是不錯的熟人，曾經給秘密警察打過報告。有些「被鎖定目標」的人覺得這種報告太可怕了，他們寧願不去查看以免沮喪，但是我不這麼認為。
「人民的波蘭」曾經是雷沙德·卡普欽斯基的住處，但是他卻經常不在那裡。許多藐視那個政權的的人總是斟酌：去巴黎參加會議獲取護照或結交西方老外的價錢，是否和訪問某位柯瓦斯基少將、杜撰一些無害的陳詞濫調差不多便宜。我的幾個朋友承認了這一點，併當玩笑來講，其他人則諱莫如深。他們並不願意告密，更不是想要加害於我的職業間諜，了解了這些所以我相信他們。
我以為和卡普欽斯基也是那種關係。我們遇到過好幾次，大多數是在華沙，而且我也覺得我們是朋友。也許我錯了，他很迷人、有所圖、總是對你說的話有興趣。然而，正如阿圖爾·多莫斯瓦夫斯基（Artur Domos?awski）在這本傳記指出，那個溫暖、認同的笑容是給所有人的。我不記得他說過些什麼，這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太多話。他是少有的那種記者類型，通過傾聽就能讓其他人敞開心扉。這也正是這個令人難以捉摸的男人「微笑」的用途所在——把注意力和好奇心從自己身上轉移。卡普欽斯基總是語焉不詳，原來是他想要逃避躲閃的太多。
我第一次聽說他，是從那些報道非洲的西方記者那裡。他們喜歡他，他很異國情調——總是在幕後——卻又勇敢而風趣。他為波蘭通訊社工作，卻被永久地中止了工作合同，黑客暴民收養了他，把他推上飛機，或者用他的波蘭護照嚇邊境官員一跳。一名共產黨員？當他在時，很多美國人會留意管住自己的嘴不亂說話。其他人則想像「理查德」很有可能得簽署某種討厭的文件才能離開波蘭：那他媽又能怎樣？
在讀完多莫斯瓦夫斯基獨具魅力、詳盡的、時常令人不安的書之後， 他們那種「易容忍」的態度和我自己的又有所不同。首先，他很傲慢。所有的波蘭人都那麼憤世嫉俗、沒心沒肺嗎？回首往事，波蘭舊制度土崩瓦解二十餘年後，我朋友和那些「服務機構」的人的聯繫往往令人感到羞恥偶爾還很可怕，只是他們不願意承認而已。
其次，事實證明，卡普欽斯基並不屬於「付出代價」的情況。的確，如果他不同意從事情報工作，他就不會被允許出國旅行; 就不會有《皇帝》（The Emperor）, 《伊朗王中的伊朗王》（Shah of Shahs）或者 《足球戰爭》（The Soccer War）這幾本書的出版。但事實上，他很願意合作。他的情報文件在2007年他去世後被打開，內容幾乎沒有什麼特別有價值的東西，他只是不停請求自己忙於報道而沒時間從事間諜工作。但在拉丁美洲，他提供了多個配置文件，並提供了為中央情報局所用的數字細節。
他這樣做是因為在他人生那個時間點—— 60年代末——他雖被迫害但依舊是共產黨的忠實成員。他知道，波蘭的共產主義正變成腐敗的爛攤子，但他仍然相信而且熱情浪漫地認為帝國主義和南部窮苦勞動人民之間有著爭鬥，而且他們之間沒有中間地帶。錯過打擊壓迫者的機會無異於與他們為伍。
他的文件並沒有明顯顯示他曾通報朋友或同事。有一個例子，他傳達了與一個波蘭逃亡者的對話，這是一個因1968年反猶太清洗剛剛被迫離開的女人。即便這樣的對話也很模稜兩可：她也許是想讓他傳達她對若干黨內人物的嚴厲評價，他甚至可能同意她的意見。但是多莫斯瓦夫斯基在有一點上是對的，他認為卡普欽斯基違反了新聞道德和職業的邊界。因為新聞和間諜活動在表面上有相似性，但又非常不同。告訴一位大使你的見聞是無害的，然而為情報機構寫目標性材料則是另一回事，而且這毒害記者的靈魂。
多莫斯瓦夫斯基的書在2010年在波蘭問世，立刻引起一片嘩然。多莫斯瓦夫斯基是一位年輕的記者，和他的同事一樣，多年以來一直尊卡普欽斯基為偉大的作家和記者。他甚至讓自己成為了卡普欽斯基最得意的弟子，經常去大師家裡拜訪或對他進行採訪。他所表露出來的親密關係，甚至有一些佔有慾。這種親密關係使得他對卡普欽斯基的遺孀表示同情，後者曾嘗試阻止這本書的出版。幸運的是，她失敗了。
多莫斯瓦夫斯基的書是一部人物傳記的凄美壯舉，不僅是因為他尋覓了卡普欽斯基在全世界的蹤跡，而且這部傳記重新揭示了試圖在20世紀後期報道整個世界的記者們所面臨的誠信和良知的兩難困境。
關於卡普欽斯基有兩大問號。首先是他的寫作：他有沒有杜撰？他是否有編纂自己沒有去過的地方，描述過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場景？如果是這樣，作為一個為波蘭新聞社和波蘭報紙工作的人，他在例行報告中是否假話連篇？或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否編纂事實，用「報告文學」的風格巧妙地創建一個「比真理更真實」的現實？
第二個問號關於他的政治：他年輕的時候說了什麼又做了什麼，之後又如何掩藏。但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問號的重要性很不一樣。對於外國人，尤其是盎格魯 - 撒克遜人，真正的卡普欽斯基問題是準確性。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皇帝》（據他介紹，書本基於帝國被推翻之後，對海爾·塞拉西的臣子的採訪），那些採訪究竟是否發生過。
對於多莫斯瓦夫斯基而言，在波蘭經歷十多年可怕誹謗時期之後，作為一個年輕的波蘭記者，想要寫共產主義時期的歷史，卡普欽斯基的政治信仰更加重要。十幾歲就成長於那個被迫成為蘇聯衛星國的國家裡，他成了一個狂熱的崇尚斯大林主義的男孩。作為波蘭青年聯盟運動的領導者，迫使大家在虛擬選舉中投票，並給喬大爺（Uncle Joe）寫可怕的詩，他是大多數波蘭人厭惡的年輕紅色活動家之一。這個集體有個共同的綽號pryszczy——意思是「滿臉疙瘩的人」。
在之後的歲月里，卡普欽斯基從那個時期走出，假裝他只是在1956年介入政治，而那一年波蘭與斯大林主義決裂。他對於20世紀50年代初的恐怖和鎮壓了解多少？畢竟，他幾個同學的父親曾坐過牢，而他熟識的一個女孩因講笑話被判入獄。說到這裡，這位蘇聯的熱心崇拜者如何可能忽視斯大林政權的大清洗以及古拉格集中營？要知道，幾乎每個波蘭人都認識一個1939年蘇聯入侵之後被驅逐出境的奴工，或者在卡廷大屠殺中被害的波蘭精英。然而，他自稱對此不甚了解。正如他的一位朋友對多莫斯瓦夫斯基所表示：「除非他是個白痴，否則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是白痴。在政治上，他很警覺。 1956年，他被「波蘭十月」說服，儘管黨曾經被可怕地「扭曲」，但是重整之後一個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主義可能會出現。和他的一些同事一樣，他開始寫一些眩目的新聞，曝光一些濫用的情況（「波蘭報告文學學派」）。他聲稱在非洲和亞洲的解放運動中，重新發現了純粹的革命火種，波蘭和蘇聯帝國沒有做到這一點。為了確保自己能輕易獲得出國護照，他與黨內一些高層保持了密切的朋友關係。
在海外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是他錯過了許多波蘭內部危機，而且不需要冒站隊的風險。當波蘭雜誌《政治》（Polityka）面臨壓力時，他就靜靜地停筆——儘管該雜誌的編輯多年以來發表他的文章，並鼓勵他多年。當他在黨內的主要保護者雷沙德·弗雷克（Ryszard Frelek）因「猶太－斯大林主義」大清洗而受到壓迫時，他什麼也沒有說。
然而到1980年團結革命的時候，他對政權失去了希望。他很沮喪，相信俄羅斯坦克將很快到達。他被自己的情感浪潮所挾裹，甚至萌發退還黨證的想法。1989年後，當波蘭共產主義退位，他在短暫追逐自由市場浪潮之後很快又回復到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創造的勝者－敗者社會的左翼批判陣營中去。
他的政治路線曲折並非異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後斯大林主義政權國家，很多反對派都是由那些青年時代是斯大林主義狂熱分子的人來領導，他們覺得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受到了背叛。卡普欽斯基的不同只是在於他不願冒這個與贊助者決裂的險（去非洲或拉丁美洲將沒有護照），他試圖用痛苦的方式極力隱瞞自己的過去。
雖然後來卡普欽斯基暗示，美國出版商曾要求把這部分剪掉，但他們堅決否認進行過任何這樣的建議。在長時間調查後，多莫斯瓦夫斯基認為美國人的說法更靠譜。他的結論是：卡普欽斯基已經陷入偏執的「東歐」邏輯。他懷疑中情局已經知道他的間諜身份，卡普欽斯基擔心如果他揭露他們1953年在伊朗的骯髒工作，那麼中情局將通過暴露他是「共產黨間諜」來進行報復。這樣他的《皇帝》在西方取得的巨大成功將付之一炬。
多莫斯瓦夫斯基列出了許多其他有關準確性的問題。卡普欽斯基有關情報機構的內容只是報道，間或有分析和意見。他只是在長專題文章，或者書中的軼事部分才會習慣性地誇大，增加一些細節來產生某些效果。
比如，他在烏松布拉（Usumbura）機場時正等待比利時僱傭軍的處決，這似乎並不真實。多莫斯瓦夫斯基拜訪過的記者們就說過，根本沒有這樣的事發生。當卡普欽斯基告訴他，1968年墨西哥城大屠殺發生時他正好在那裡，而1973年皮諾切特發動政變時他恰巧在聖地亞哥。然而事實是，他事發「一個月」後才去墨西哥，而在智利的時候則是1973年之前好幾年。在玻利維亞，他寫了一個反叛編輯可恥而多彩但卻很不真實的故事，他其實很容易就能向當事人了解情況，但他和很多記者一樣，不希望事實阻撓一個偉大故事的誕生。
當一個朋友指出，他所描述的坦尚尼亞騷亂是在另一個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發生，卡普欽斯基則沖她喊：「你完全不明白！我不是在贅述這些細節：重點在於問題的本質！」有些時候這樣的寫法還真管用。在在軍事獨裁者伊迪·阿明的烏干達，他描述一群非洲人抓到一隻巨大的魚，因吃掉扔進維多利亞湖的屍體而長到怪獸般龐大，這讓這群非洲人非常恐懼。卡普欽斯基知道這不是真的：這條魚是被引進的尼羅河鱸魚，因吃了本地物種而變大。然而，這個故事恰恰捕捉到了噩夢時代的驚恐氣氛。此外，人們對他是否如他自己在《皇帝》中描述，真正採訪過所有衣索比亞朝臣，他們是否真的以那種憂鬱的、哲學的說話方式和他交流也值得懷疑。但這些都沒有阻止這本書具有「中世紀」宮廷的感覺和功能。
文學或新聞？或「報告文學」？在「英語」的傳統中，將小說打扮成事實賣給讀者永遠是錯的。但依據老的中歐傳統，卡普欽斯基有很多前輩，包括偉大的「走遍全球的記者」埃貢·歐文基希，都假定讀者對娛樂和魅力的渴望不亞於對信息的需求。
為了更形象地傳達 「究竟是什麼樣子」而玩轉事實，對於布拉格或維也納的讀者則可能沒什麼問題。即使到了今天，我猜想，卡普欽斯基的同胞波蘭人對他政治生涯的好奇遠超過他對事實的玩弄。重讀多莫斯瓦夫斯基的第一頁，我感覺他最初也是這樣。直到他注意到「外國」的讀者，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認為卡普欽斯基涉嫌「杜撰和誇張」，他才決定進行調查。
所有記者——不僅僅是卡普欽斯基，而且不僅僅是那些非民主國家的記者——有時忍不住要將細節提亮，刪掉那些無聊的部分，新聞倫理的邊界是模糊不清的。但毫無疑問，卡普欽斯基——為了出版而寫作，而那些讀者根本沒有辦法核實——這實際上踐踏了倫理邊界，販賣 「內訌」。而且他還可能出於政治原因有所隱瞞。 1975年，他似乎比任何人都早地知道在內戰期間古巴人已把部隊挺進安哥拉——這是一個超勁爆的故事。但是過早地報道將有可能會影響到「行動」，於是他就坐等這個消息成為「官方」新聞。這種決定並不「特殊」或者「左派」：在20世紀90年代，外國記者在薩拉熱窩「圍困期」發現了武器和彈藥仍能進入城市，他們也達成一致不進行報道。這屬於「自我審查」還是「參與性的新聞工作」？卡普欽斯基熱情地參與其中，甚至在安哥拉的戰鬥中，與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革命者使用槍支（公平地說，他聲稱這是為了自衛）。「我不相信新聞完全公正，」他曾這樣寫道。 「我不相信完全的客觀性。一位記者不能是一個冷漠的證人，他應該有......同情的能力。所謂客觀的新聞在衝突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還試圖客觀只會導致造假。」
卡普欽斯基的「同情心」受到很多人敬仰，但坦率地說，他的「同情心」更多地是經常去窮街陋巷或難民營地「聽」普通老百姓故事的習慣。他喜歡離媒體監管者遠遠的，與當地人接近。這一習慣對於新聞職業而言太棒了。
但他的弱點是，他描述的那些奇異「典型」和他遇到的「實際存在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並不相同。對東非了如指掌的英國人類學家和作家約翰·賴爾就一直尖銳地批評他：「儘管卡普欽斯基持有堅定的反殖民主義立場，他對非洲的寫作卻是各種近代文學殖民主義，一種東方的奇聞趣事......這裡的事實不再神聖;我們在鬼魂的叢林中遊玩，想當然地去概括『非洲』和『非洲人』。」 多莫斯瓦夫斯基在《太陽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Sun）中用一些荒謬的言論支持了賴爾的結論：「歐洲人所熟悉的那種學術而客觀的『歷史』，永遠不會在這裡出現，因為非洲過去沒有文件或記錄......歷史......在這裡實現了其最純粹的結晶形式——神話。」 偉大的人類學家梅爾福特斯還是在六十年前告訴我「非洲沒有歷史！」即便如此，當時作為一名學生，我也知道那是居高臨下的無稽之談。
卡普欽斯基曾經爭辯，由於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波蘭，這個有悠久亡國歷史、列強殖民、以及英勇起義的國家，他對第三世界國家有著西方人無法比擬的特殊見解。有時候，他會把平斯克鎮（他家人所在地，現在在白俄羅斯）的貧困和無知比作非洲。但波蘭人的身份並沒有明顯幫助他了解非洲。恰恰相反：他在非洲的經歷反映了波蘭的時局，他在文章和書籍中無情地描述了這些相似之處。
現在眾所周知的是，當他開始寫他的三部曲 《皇帝》, 《伊朗王中的伊朗王》和《阿明》 (他沒有完成) 時——他正在逃避愛德華·蓋萊克（Edward Gierek）政權的審查，後者在1970年奪取波蘭政權，並嚴格審查諷刺寓言。
當時的廣泛主題是：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下，所有的經濟「發展」都是徒勞的。但是多莫斯瓦夫斯基的書表明，暗諷都非常精確。《皇帝》開始以連載的方式在波蘭雜誌《文化》（KULTURA）上登出，很快所有機智的波蘭人都幸災樂禍地嘲笑打扮成海爾·塞拉西的蓋萊克的野心：「陛下約見的人從來不基於才能，而是基於忠誠度。」
卡普欽斯基寫道，那些年輕的衣索比亞人出國後帶回「各種離奇、不忠誠的意見」。他們環顧四周，「天哪，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存在？」卡普欽斯基的故事讓讀者入迷。有時他乾脆杜撰：當蓋萊克提出在維斯瓦河修建巨壩時，海爾·塞拉西宣布在尼羅河建立水壩：「我們怎能建大壩，那些迷惑的顧問們抱怨：當各個省都在挨餓之時，整個國家還在折騰？」
然而卡普欽斯基可以擺脫這一切，在自己國家成為文學英雄這一事實表明，蓋萊克治下的波蘭其實是一個相對寬容的地方——除非你太出格。他享受快樂的生活，而不是奢華的生活。由於對女性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親密的笑容，迷人的光環），他總是有些短暫的艷史：三個月的熱烈崇拜後轉為友誼。當然他還有一個長期的情婦，多莫斯瓦夫斯基曾對她進行匿名採訪，他還有個長期遭受苦難的妻子阿莉恰。他們1952年就已結婚，並養育一個名叫佐伊卡的孩子，孩子的名字追隨一個被蘇聯游擊隊烈士，並早早離開了波蘭。阿莉恰長期忍受卡普欽斯基的各種不忠，以及他的長久缺席，並逐漸成為一個偉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有人說，當他的車在華沙壞掉了，他會打電話給阿莉恰而不是自己去修車。幸運的是，她有著另外一種人生——作為華沙醫院兒科醫生，她倍受尊重。
多莫斯瓦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包括三類警世故事：關於新聞是否應該被介入，聰明的波蘭人在20世紀後半頁走出政治迷宮，以及人類相信自己的故事並保守秘密的無窮能力。最終，他還是充滿信心地捍衛了卡普欽斯基的作家地位，對他作為朋友的記憶讚不絕口，但對自己的發現也驚訝不已。正如卡普欽斯基的前情人之一所描述：「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生活在不同世界、多個時代的糾結時刻。」
因此他不是道德的巨人。但看完這本傳記後，明智的做法是回去讀他的書，尤其是關於戰爭或貧困時期的非洲作品。選擇《生命中的另一天》（Another Day of Life）這本我曾經讀過的書，我無法在看完奇妙、敏感和敏銳描述非洲戰爭的雜誌之前，將其放下。卡普欽斯基的某些作品屬於「東方奇聞軼事」這方面，萊爾是正確的。他很有可能融合了一些安哥拉戰鬥細節。 但是，作為參與過那些戰爭的戰地記者之一，我可以說，他抓住了「在那裡是什麼感覺」這一點，而在這一點上，其他記者可以說是望其項背。
卡普欽斯基往往能發現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已經改變了非洲人的生活：塑料水容器。卡普欽斯基列出它的到來帶來的後果。塑料容器比舊的粘土或金屬罐便宜。它更輕，在小屋和井之間更易於攜帶，而且兒童也能使用：在此之前，總是婦女來打水——現在，孩子們成群結隊地去泉水或水井處打水，而女性則解脫出來做其他的事情。最後，容器還可以在村裡的運水卡車處排隊。和陶壺不同，他們太便宜沒有被偷的價值。「現在......你用你的塑料容器排隊，然後去找一些陰涼地，或者去市場，或者訪問朋友。」卡普欽斯基最擅長的不是寫皇帝、君主或者中央委員會書記。但是像對那些塑料水容器和陽光塵土中的高個子女性的描寫，他的寫作更符合新聞手法，而且比一般記者寫的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