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德國的「五月風暴」
晚間節目中的阿多諾和蓋倫
編者按
本文選自《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著，衛茂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一書的第十八章。1968年的「五月風暴」是席捲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和工人造反運動，極大地擾亂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秩序。這場運動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激情，但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諸多弱點。薩弗蘭斯基在本文中對德國68一代的精神狀況進行了反思。他認為這種激情本質上是一種德國固有的浪漫主義精神，它固然有激進、革命的一面，但往往也陷入一種毫無建設性的虛無主義，以至於它的所有熱情都不免流於虛幻和空想，有時候這種情感還很有可能被邪惡的勢力所利用，造成可怕的歷史後果——納粹主義曾經在德國的盛行正是一個寶貴的歷史教訓。
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權保馬推送本文。
也許可以說，德國1968年的學生運動是浪漫主義精神的結果。在德國，1950、1960年代是篤信技術的時代，技術的新成就已經進入每個家庭。然而，它也被視為陳腐和反動的年代，技術世界的未來讓人恐懼，人的命運和世界的命運，在試管中被設計。圍繞著技術的爭論，觸動了時代的憂慮。浪漫主義精神在此時出場。
——薩弗蘭斯基《榮耀與醜聞》
西奧多·阿多諾（1903—1969）
對當下文化的不悅，在它1967年闖入廣闊的公共領域之前，就已在知識分子高端人物那裡得到討論。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一種災難話語業已形成，但它開始還與建設熱情、富裕中的愜意、微末小事中的樂觀主義近距離地和平相處。文化批評唱著悲觀的小調，伴隨著繁榮的聯邦共和國那快活的忙碌。卡珊德拉們在視野糟糕的高山上，越過低谷，互相唱和，道出她們那預示不祥的觀點。低谷中引領時尚的是勤勉和「繼續這樣」。
從這山到那山有一次對話，1965年在西南德意志電台舉行，那是在大學生運動之前不久。兩個最高級別之時代精神的大人物，互相碰面，一個以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長的角色，另一個以博愛主義者的角色。法庭庭長是阿諾德·蓋倫，他的對手是阿多諾。
蓋倫問：
您真的以為，應把這種負擔強加在所有人身上，這帶有原則問題、帶有反思的投入、帶有我們經歷過的、其後效強烈的生命謬誤——因為我們曾試圖獨立自主——的負擔？我很想知道這點。
阿多諾回答：
對此我可以非常簡單地回答：是！我有一種關於客觀的幸福和客觀的絕望的想法，我想說，不管人們怎樣減輕人的負擔，不把全部的責任和自決權強加給他們，人類，還有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安康和幸福，就是個假象，一個某一天將會破裂的假象。一旦它破裂，事情會有可怕的後果。
蓋倫反駁，這雖然是一種漂亮的思想，但人類不是這樣的。他們要的是減輕負擔，尋找替他們卸載責任的人。他們通常受到成熟的苛求。蓋倫以這樣的意見結束他的思考：
阿多諾先生……儘管我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在深層次的前提中意見一致，我還是有這樣的印象，您有如此傾向，讓人對一些東西不滿意，而這是脫離全部災難性狀況後，他們手中的尚存之物。這是危險的。
整體是不真實的，兩人均持這一立場。蓋倫說，最好是，幫助人類，讓他們能夠無批評地和無異議地干他們自己的事，替他們省去一種反思的投入，而正是通過這種反思的投入，他們才認識到整體的災難性狀況。不，阿多諾說，我們必須以解放的名義鼓勵他們進行這樣的反思，以便他們發覺，他們周圍的一切是多麼地糟糕。一個人出於高度反思的原因——因為他看不到對於現存者的合適選擇——想在反思面前保護人類，另一位想要求世人進行反思，儘管他覺得對於反抗之無望的洞見來說，這只能提供少許安慰。而這些少許幾乎就是某種浪漫的東西。那是童年回憶、夢幻、詩歌、音樂或者處於他們崩潰之瞬間的形而上學中對幸福的預感。
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多麼快速地對此意見一致，即社會的整體狀況其實是災難性的。不過這個災難缺少報警者。人們完全可以同這個災難和睦共處。對阿多諾來說，這是人類雙重地被異化的一個後果：他們失去了對自己之異化的意識。對蓋倫來說，文明本來就不是別的什麼，只是在其可生活性狀態中的災難。儘管持有基本批判精神，他們都在自己所批評的胡作非為中，相當舒適地安置了自己。他們聽天由命，一個問心無愧，一個問心有愧。
基本批判還通過「夜間廣播」傳送。兩年後它來到街道和廣場，被靜坐示威和抗議集會所接納。
理查德·勒文塔爾，1920年代是共產主義的學生領袖，在流亡期間轉變為社會民主黨人，成為聯邦共和國最重要的政治學家中的一個。1970年，鑒於大學生運動，他談到一種浪漫主義的倒退。他將68一代和「懷疑的一代」作比較，說後者在無創造性的脫離派和不加批判的隨大流派的彼岸，發展了一種對於工業社會的現實關係。而68一代則不一樣，在他們那裡，浪漫主義抵抗工業社會的深層次的傳統，重新爆發。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個大學的反對派運動，開始僅僅抗議變得糟糕的學習條件（「大眾的大學」）和權威的體制（「大學教授的大學」），如何快速地突變為極端的對社會的基本性批判。還在1966年，法蘭克福社會研究院所作的一項細緻研究，得出結論，說大學生通常願意適應環境，不批評，對政治不感興趣，大學裡缺少一種革新的潛能。社會學顯然沒怎麼預見到1967年的爆發，就像沒預見到20年後民主德國和整個東歐集團的解體一樣。起身反抗的那一代人，在經濟奇蹟中長大，也就是說沒經歷過困苦和貧窮，他們迄至那時經歷的只是和平時期，習慣了民主的環境。但是，這種對於基本性批判的準備從何而來？勒文塔爾所說的，浪漫主義抵抗工業社會的……傳統的復歸，這是真的？
1968年的抗議者（Gerd Delaveaux攝，1968）
勒文塔爾對大學生運動的批評並非事後的批評，相反表達於混戰中，還直接反作用於針對這項指責進行自辯的這個運動。人們不要浪漫，因為浪漫聽起來太像做夢和幻想，太像純粹的主觀性。可人們相信，已經與一種客觀的傾向結盟。從伯克利到羅馬，從巴黎到柏林，事實上事件的發生確有共時性。到處有大學生們上街，表達他們那聲音嘹亮的和充滿幻想的抗議。運動在一些細節上指向不同，但反權威的傾向和對美國的越南戰爭的拒絕，是他們共同的特點。在自由和公開的西方社會裡，人們到處為了更多的自由和公開性而控訴，憲法的權利被批判性地用於反對憲法的現實。不過事情沒有停留在自由及和平的抗議上，資本主義的工作和消費社會的生活形式也受到質疑。在聯邦德國，參與其事的還有國家社會主義的往日罪責。納粹時期所缺位的父輩們應有的不服從，在他們那裡得到追補，儘管眼下已不存在任何專制機構。奧多·瑪爾稱此為68一代廉價的後來的不服從。
體制內的抗議，令人吃驚地驟變為對整個體制的拒絕。東歐集團的體制選擇，一般地看來並不具有魅力，那麼此外在哪裡可以找到另一種體制的選擇？撇開異域的中國和古巴那加勒比海的社會主義不談，還沒有這樣的選擇，只存在這種對於體制的內在的超驗性。那是社會中沒得到滿足的或者僅僅反常地得到滿足的需求，它們被高估為生產力，這樣的生產力應該適合於打破晚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赫伯特·馬爾庫塞合乎邏輯地稱這種受壓抑的需求為新的適合本能的基礎。真正的無產階級已不復存在，也就是說，現在是這種受壓抑的需求，在個體身上描繪出一種內在的無產階級。這個個體的下層建築，馬爾庫塞寫道，自身是社會之下層建築的一種維度。通過這樣的用語，費希特自我哲學的大膽夢幻在理論上甚至被超越。費希特建造了一個出自自我意識的世界，而現在渴求已經足夠。眼下重要的不再是自我控制，相反，渴求應該佔據要位。渴求是本能，而本能與自由僅此才有關聯，即人們為自由而戰，讓自己受渴求控制。一種庸俗的盧梭主義在此參與遊戲，因為人們以這個口號行事：人性善，社會讓他惡。倘若我們清除社會的異化現象，這個真實和自然的善就會顯現。不容否認，這裡，一種出自費希特和盧梭的混雜一處的浪漫主義遺產在起效，而且，不管它如何平庸，它在68運動的意識形態里找到了入口。
抗議也具有存在主義的根基。存在主義作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姿態，不只在1968年前的德國廣泛傳播。起先它是非政治的，然後它不斷地政治化，是一次進入自由的訓練，與對現存事物的基本拒絕相連，而這種現存事物被視為某種荒謬的和排斥意義的東西。人們身著黑色高領毛衣，心懷憂傷的不同政見，與此劃清界限。這個世界一方面引發剩餘，另一方面卻陷入貧窮和困苦，這難道不荒謬？但是，眼下荒謬不僅僅能被形而上學地解釋，而且能被政治和經濟地解釋，抗議自身也就失去了它那憂傷的、徒勞無益的色彩，成為政治。在存在主義那裡，人們可以覺得自己屬於一批持不同政見的精英，這種不同政見，轉瞬之間就可以重新被解釋為抗議的一種先鋒派。偉大的多數派被看作是受操縱的，被捲入雙重的異化——不緊急的緊急（海德格爾）——但先鋒派卻忍受著他們的幻肢痛：他們感到自己缺什麼，沒有再過多久，人們就可以在街上聽見並在牆上讀到：搗毀那些搗毀你們的東西！運動中的存在主義因素，是其唯意志論。一個真正想要什麼，並把自由佔為己有的主體，能使各類關係起舞。一些躁動不安者預感到，自己將失去動力並陷入崩潰，倘若他們參與那些時間持續過長的規劃。世人等待客觀條件之成熟的剋制和耐心，對他們來說毫無價值。穿越機構的長征（杜奇克）不是意指一種枯燥乏味的改革政策，相反是教育和媒體領域中崗位的緊急佔領。人們不想白費力氣，而是想攻佔公民的堡壘。在1967年秋和1968年初的這段時間裡，在西柏林的社會主義德國大學生聯盟（SDS）的核心層內，人們曾認真地考慮實行一次蘇維埃民主的顛覆計劃。政治的浪漫主義渴望行動，人們相信，分娩夢幻的時刻來到了，而此夢據說由現實的關係醞釀。
該被當作助產士和將一切與全部連接起來的咒語——一邊是由於過剩的舒適的痛苦，另一邊是世界範圍的苦難——名為：「辯證法」。
「辯證法」是大學生面對專制的父母、克服過去的不足、女房東的監護、公共短途交通、傳統的異性交往、學習條件、課程計劃以及對教授們的惱怒而提升自我價值的方法。這些糟糕之事必須被戲劇化和升級為恐怖——從消費恐怖一直到意見恐怖——從中不久就產生出大學生對於後期資本主義所感到的痛苦，而這種痛苦又與遭凝固汽油彈焚燒的越南人和在玻利維亞餓死的農民碰撞，而冒出火花。「辯證法」將造反的大學生同全世界的被剝奪繼承權者和被剝奪權力者聯繫起來，屬於共同的苦難遭受者，有共同的敵人。那是帝國主義，制度邏輯及其「性格面具」。人們從批判理論那裡學到，私人資本主義的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胡作非為，也就是東方和西方，組成一種惟一的迷惑的關係（阿多諾）。但是，人們不再滿足於糟糕的全面論戰（瓦爾特·本雅明），這個壁龕中左派多愁善感的表達方式。人們要行動——在偉大的舞台上。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在此期間，新聞媒介的技術發展，創造了興奮的全球化的新可能。此時西方世界成為具有覺醒感覺的傳染共同體。另外還有對於歷史瞬間的渴求，每一代人不知什麼時候都想經歷一次劃時代的變革。68一代的人相信，現在輪到他們上場。
從大教室出發，成群結隊地湧向周圍的學院時，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整個大學校園裡為他們響起了滾石樂隊的「街頭戰士」。
運動的活力改變了參與者。人們可以覺得自己是具有新的敏感性、幻想、願望和生活習慣的新主體，與帶有其單維之人的虛假的制度世界形成尖銳對比。目標是與這樣的世界相脫離，赫伯特·馬爾庫塞對此給出的標語是：偉大的拒絕。
勒文塔爾的觀察，在此浪漫主義抵抗工業社會的深層次的傳統將被重新激活，這個關聯無疑切合實際。猶如昔日的1900年左右，亞文化群在生活方式改革派和太陽崇拜者那裡蓬勃發展，即便是那些赤腳的預言家及其信徒們也重新集結，他們現在自稱為「四處遊盪的大麻造反者」。人們再次啟程進行東方之旅。現在到處是舞蹈狂熱，不像以前那樣，僅在圖林根。傳統的矛盾再次出現：團體反對社會，靈魂反對金錢統治，自發性反對慣例，自然反對人工，自我實現反對發跡思想。在五月的巴黎有人說：幻想執政！還有音樂。人們無法再正確理解那個年月，若是聽不見其聲音。當柏林的大學生在1968年夏出於抗議緊急狀態法決定佔領大學設施，然後從大教室出發，成群結隊地湧向周圍的學院時，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整個大學校園裡為他們響起了滾石樂隊的「街頭戰士」。第一公社已在中世紀學專業的學生那裡佔據位置，並把喇叭安在窗口，播放了音樂、歌曲和進行曲，為那個年代的活動定下基調，並讓人領略自己從整個制度改變那裡所期待的「意識擴展」。
從馬克思那裡產生這個見解，即社會運動需要幻想，以便能貫徹其受限制的內容。大學生運動幻想地將整個世界扯到其批判的法庭上，誤將自己理解為革命的主體，不時地將舊工人運動的外衣裹到自己身上。更不用說，幾個迷途者甚至拿起了武器。要是只關注那些直接的結果，可以說，運動成就甚少。不過，曾經有過一次政治的情緒高漲，社會民主黨的當政時代就開始於這個口號：爭取更多的民主。在那些變化確實深刻的地方，如涉及家庭結構、夥伴關係的風格、性習慣、行為舉止、消費風格和享樂主義等，事情顯示出，68運動更是一種發展的徵兆而非其原因。不過伴隨的且刺激的幻覺非常顯著，而它們是浪漫的，在其本質核心中，所表現出的是對一種新的現實原則的想像。對此，赫伯特·馬爾庫塞也給出了決定性的提示語。他教導說，資本主義的現實性原則，導致一種過剩社會，恰恰使這種原則變得多餘。迄今為止受到嚴格限制的享樂原則，此刻正在其核心發生變化。好鬥的本能，在最後的階段是死亡本能，面對色情的本能失去意義。人的內在天性發生了變化，一個偉大的和解時代破曉而出。開始活動起來的，馬爾庫塞說，天性的色情的活力—想得到解放的一種活力：就是天性也等待革命。這樣的話諾瓦利斯也能說。
在68運動中，確實有囊括一切的解放的浪漫主義。更令人驚訝的是，撇開與通俗文化的結盟不談，這個運動與所謂的精英文化保持的是一種幾乎敵對的關係。這種文化被視為「上層建築」，但人們願意與「基礎」保持聯繫。在哪裡找到基礎？在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中，在企業和城區里，在自己靈魂那非純凈的基底中。從這個「基礎」出發，其他一切都被視為是高高在上的，是糟糕意義中的浪漫主義的。這是與在伯爾納與海涅的論戰中可以觀察到的同樣的悖謬：人們將浪漫主義投入到解放的客觀過程中，社會浪漫主義就從中產生，同時又蔑視地談論浪漫主義和詩歌的夜鶯。客觀的浪漫主義作家不願意是主觀的，1968年人們宣告文學的死亡，就是出於一種政治和道德的功利主義。在越南，有人這麼說，兒童被人用凝固汽油彈燒死，所以藝術是謊言。鑒於對社會和政治之善的責任，比如講到反對帝國主義的戰鬥，於此對美來說就沒有時間和位置。有人摘引列寧，他曾宣告，每當人們聆聽貝多芬的音樂，就想溫柔地撫摩別人的和所有人的腦袋。但世界並非這樣，一些人的腦袋必須被砍下。藝術，尤其是浪漫主義的藝術，也就這樣被看作是虛假的，由於過早的和解。人們必須提防藝術的柔情，藝術最多在其宣傳鼓動工作的形式中獲得自身存在的充分理由。文學就是：街頭劇，傳單，報告文學。許多作家在這個時期承擔起自我邊緣化的責任，他們的社會和政治良心要求他們這樣。此外也有一些人不再有任何其他的想法。事情再次涉及藝術那古老的神正論問題：倘若世界惡毒一片，繆斯們被允許歌唱嗎？68一代宣告，她們不被允許歌唱，除非她們贊同反對剝削和壓迫。就像從前在革命後的俄羅斯，一種對藝術的敵視再次出現，最終結果是藝術的毀滅，出於同這個地球上那些受詛咒者的所謂的團結理由。這一切在1968年被重複，當然以更為喜劇的形態。對浪漫主義逃避現實的左派批評也非堅定不移，因為在流行音樂那裡，人們慶賀自己那狄俄尼索斯的恣意放浪。
68一代閱讀卡爾·馬克思，不停地談論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過事實上他們更接近「無用人」，當然，不具備無用人的優雅。謝爾斯基，他曾讚賞過「懷疑的一代」的工作熱情，發表在1975年題為《其他人工作——知識分子的階級鬥爭和教士統治》的論著中。謝爾斯基窺見新左派的運行隱秘，即他們不懂得社會真正的運行，而只是其受益者。那是古老的爭論：現實主義者指出生產那鐵的規律，指出機構和日常習慣的意義，稱極端主義者為自戀和白日做夢者那不負責任的遊戲一族，也就是稱其為浪漫主義者。
這個爭論必定不停地被中斷，一旦浪漫主義的衝動不僅完全值得希望地擊垮日常的現實主義，而且不可阻擋地轉入政治，而這既無益於浪漫主義也無益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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