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的詩與侯井天的注

聶紺弩不主張為詩加註。1982年8月，他的《散宜生詩》出版，胡喬木曾為之序。胡序在《人民日報》副刊轉載時，特意加了一條自注，來表達他的意願：

為了幫助青年的讀者理解這些詩作，我盼望人民文學出版社能在再版這部詩集的時候加上一些必要的註解。

但聶紺弩似乎並不領情，他在當年10月寫給舒蕪的信中說：「尤其是詩，有一兩個真正讀者能看懂了，會心一笑，已為極境。何必硬要人懂，硬要人讀？曾有什麼詩什麼會之類來要詩，並要交代清楚，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注詩就是破案或揭發什麼的。」而且，他也不認同為了青年讀者能讀懂這些詩而必須加註，「三草是青年必讀書么？」對此，他顯然是表示懷疑的。

一年之後，他再次致信舒蕪，又講到這個問題：「但拙詩加註，我本無此意，能有一二讀者真能會心一笑，且非初望所見。何必如青年必讀書或某種教科書，硬塞與人，惟恐其不解乎。」但很快還是有了朱正的注。我最初讀聶詩，就是用朱正先生的注本。看上去，聶紺弩對於「朱注」還是很滿意的，他在《後記》中寫道：「古人哪怕是李白、杜甫，他們的詩都是身後別人替他們搜集的，都是抄本；印刷、箋注就更後了。時代多麼不同呵，我的這幾首歪詩，談得上什麼呢，卻讓我及身看到它們的印本、注本，甚至還是『朱注』。（算不算典故？）」所以他又說：「這決不是壞事而是好事。」

不過，聶紺弩在注詩問題上的游移，在他恐怕還有更深的考慮。他屬於比較接近「五四」的那一代人，看問題容易從這裡出發。他所謂好事云云，就是看到了「五四」以後新文化的發展，造成了年輕一代與傳統文化的隔膜，所以他說：「用這註解替他們減少一些新舊間的隔膜，也不算毫無意義吧。」但他又不希望年輕人因此而迷戀舊詩，為此他甚至「希望那些典故，嚇住青少年：原來要讀這多書，能加運用，才能作詩！於是下決心不學舊詩，改學別的較好的東西。我又恨用的典故太少了」。他的這種想法在那一代人中是很普遍的，一方面是自己「自得其樂」，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青年人沾染這樣的「低級趣味」。這種糾結除了他們的自謙，或者還源自近現代以來新舊文化的兩分法，以為舊詩不適宜新的時代、新的文化。其實不然。聶紺弩的詩作恰恰自證了舊詩是可以表現新的生活，表達新的情感的。

事實上，就我輩讀者而言，讀聶詩，是必須依賴註解的。不僅古典要註解，今典恐怕更要註解。我們對於朱注略感不滿足者，正是他的只注古典，不注今典。很多時候，古典還可以查書，今典卻往往無從下手。聶詩的一大特點，即懷人紀事，但有些人和事隨著當事人的辭世，後來人怕是永遠也搞不清楚的。這就是所謂今典，今典不注，後人讀詩，只能是一頭霧水。「一篇錦瑟解人難」，就曾留下了千古遺憾。難道這樣的遺憾，今天還要延續嗎？幸好，在聶紺弩身後不久，就有一位侯井天先生挺身而出，來做聶詩的「解人」，也彌補了朱注不注今典的遺憾。

侯井天者，山東齊河人，50年代末，在東北虎林的草苫房子里，曾與聶紺弩有過一面之緣。有趣的是，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離休之後，他竟迷上了聶詩。起因是23年前首次讀了聶紺弩的《散宜生詩》，使其心靈受到了強烈震撼。此時，他忽然有了「想更深地了解他，並且發願讓更多的人了解他」的願望。於是，從1986年9月開始，他便將餘生全部獻給了聶紺弩的詩作。這時，聶紺弩剛剛去世6個月，他恐怕也沒有想到，儘管他不主張為自己的詩加註，但他卻因此得到了一個真正的知音。只不過，這個知音不能滿足於自己的「會心一笑」，他還想讓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也能「會心一笑」。所以，他不僅要注詩，還要為詩作句解和集評，特別是以鍥而不捨的精神搜集佚詩。

1985年，《散宜生詩》的增訂、注釋本出版，其中收入聶紺弩詩作262首，篇目和順序都是聶紺弩「親定」的。到了2005年的9月，侯井天自費出版《聶紺弩舊體詩全編》（句解、詳註、集評本）第6次印本，所收散佚在外（《散宜生詩》之外）的聶詩，已達378首，超出《散宜生詩》一倍還多，這些所輯佚詩被統稱為「拾遺草」。最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煌煌三卷本的《聶紺弩舊體詩全編註解集評》，用的就是這個版本。

我們知道，由於聶紺弩特殊的身世和經歷，他的詩作曾大量散佚，情況相當嚴重，甚至有過「曾全失去」的擔憂。所以，要把散佚的詩作全部收集起來，非有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精神是做不到的。為此，侯井天付出了異乎尋常的努力。在23年漫長的日子裡，他集中了全部的精力和財力做這件事，不計利害得失，不畏艱難困苦，其精神怎不令人深深地感佩！

詩學大師程千帆教授在致舒蕪的信中說：「井天之工作，實具墨子精神。」墨子的精神是什麼精神呢？也就是梁啟超所說的「自我犧牲的精神」。程千帆教授因此而感慨道，這種精神「真當世所稀也」！更能體現其工作價值的，是他對聶詩的「句解、詳註和集評」，姚錫佩先生在1991年10月寫給侯井天的信中，全面、中肯地概括了「侯注本」及侯井天注聶詩的貢獻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

「1、對詩題人物的介紹；2、對於『本事』的解釋；3、對各家注釋的介紹；4、對生僻名物、典故的注釋。」

他說：「這四方面您做得極好。」他在一篇文章中還寫道：「被人稱為『史詩』的紺弩詩一經編注，活脫脫地如一部『人物誌』，如一部『中國現代史』，如一部『社會風情史』，更是一部『詩論』，令人讀來，不僅詩味更加醇厚，而且思路廣開，心領神會，興趣盎然。」這種見解，應該說是知人知書之論。

不過，「詩無達詁」。雖然有人曾經說過，侯井天此舉當令杜甫在九泉之下對聶紺弩稱羨不已。但是，也要看到，「侯注本」的過繁、過細，特別是他的句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聶詩的意味和境界。事實上，侯注本的最重要的貢獻，我以為還是「儘可能地鉤稽出了每首聶詩的寫作年代」，這對於讀者了解每首詩的歷史背景，進而了解作者的初衷，更進一步理解詩人所要表達的情感和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古人就有知人論世的說法，孟子對他的學生萬章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就是說，不了解古人，不了解古人的時代，就不容易讀懂他的詩或他的書。聶紺弩去我們不遠，但有些人和事如果不加說明，怕也是不易明白的，所以需要這樣一個「破案或揭發」式的注本，應當說「侯注本」就是一個最完備最詳盡的關於聶詩的注本。可詩畢竟是詩啊！我們讀詩的樂趣，往往不在於懂得，而在於會心，「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如果把注意力僅僅放在名物訓詁考據上，放在逐字逐句的解釋上，就會忽略藝術的欣賞，詩也就變得索然無味了。

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聶紺弩一再強調「能有一二讀者真能會心一笑」，也是希望讀者能與他碰撞出一點心靈感應的火花，並由此達成一種理解或共鳴，也就足夠了。詩若講得明白如話，其實是很煞風景的。姚錫佩先生在充分肯定了侯井天的功績之後也善意地指出：「以我看來，翻譯部分是最難的，也是最容易招致非議的，吃力不討好。實際上只要把難解的字、詞、人、事、典故注釋清楚了，一般讀者就了解了詩意，所以最好不要翻譯，更不能像你這樣繁雜的翻譯，何不把這取消，既省文字，又使人讀起來順暢。」這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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