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與人文圖典：清代百子童嬉圖

文史 05-30

非遺與人文圖典：清代百子童嬉圖

遊戲, 古時一般稱「戲」、「游嬉」，亦見「嬉」或「游」之名。作為與學習並舉的兒童兩種基本活動之一, 遊戲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很早就被古代教育家們注意到了。《禮記.學記》中寫道:「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即學習時就努力進修, 休息時就盡情遊樂, 將遊戲視為學習之餘放鬆、休息的基本方式。而崔學古在《幼訓》中明確指出了遊戲對兒童發展的作用:「優而游之, 使自得之, 自然慧性日開, 生機日活。」認為要對兒童進行教育, 必須順應兒童的自然發展規律, 遊戲則是最主要的手段。在遊戲中兒童自主地活動, 自得地娛樂, 自然會生機勃發, 智力悟性也得到發展。為什麼呢？王守仁進一步解釋道:「大抵兒童之情, 樂嬉遊而憚拘檢, 如草木之始萌芽, 舒暢之則條達, 摧撓之則衰痿。」指明了遊戲是適應兒童天性、增進兒童發展的活動。

童嬉圖，古代也叫嬰戲圖。宋代陶瓷嬰戲圖人物多用白描手法繪製，雖筆法簡潔概約，但形體比例準確，衣飾、五官、玩具都以寫實的手法描繪，兒童動感較強，但仍顯出一種優雅姿態，向我們展示出宋代兒童積極、活潑、向上的精神面貌,充分體現了宋代對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宋代陶瓷嬰戲圖的畫面構圖簡法,十分注重意境的表達,也印證了宋人講求文人情趣、崇尚自然、注重質樸的普遍審美風尚。

明代陶瓷嬰戲圖嬰孩形象有一個逐漸由具象向抽象轉變的過程，動感較宋代強烈。至明末時，嬰孩形象已極為抽象，已經簡化到難以辨識，豪放揮灑，手和身體甚至只用一筆勾勒，頭部只用一個圓表示，進入大寫意的抽象境界。明末嬰戲圖的嬰孩形象之所以如此簡約和極度誇張，既與明末追求快速生產有關，也與明末大力提倡文人寫意畫風有關，同時也與明末社會追求自由率真，要求擺脫封建束縛的思想潮流息息相關。明早期至中期，兒童形象普遍為圓臉、矮胖，清秀嬌憨，不失為天真可愛，繼承了宋代嬰戲圖的造型風格，然而，明中晚期嬰戲圖嬰孩形象明顯向變形方向發展，特別是明嘉靖、萬曆時期嬰戲圖，嬰孩後腦突起，常著深色長袍，很多兒童看上去有小大人的感覺，就今人看來，不僅無可愛之姿，倒頗有滑稽之感。這與當時社會狀況密切相關，明嘉靖、萬曆二帝崇信道教，整個社會彌散著迷信萎靡的不良風氣，從而使審美觀也發生了扭曲。明嘉靖、萬曆嬰戲題材中加入了考取功名等庸俗內容，並出現了下圍棋、讀書這樣的靜止場景，也折射齣兒童天真無邪的天性開始遭到抑制，難以做到自由嬉戲、活潑健康的成長。

中國古代較注重兒童身體的發展, 因此很重視遊戲的體育健身價值, 認為在不同時令讓兒童玩不同的遊戲, 能夠強健體魄、促進健康和發育。如古時十月以後盛行踢毽遊戲, 「蓋京師多寒, 兒童踢弄之, 足以活血禦寒」；而三月後則多放各種紙鳶（即風箏）, 兒童除了於奔跑中可鍛煉肢體外, 還能在追逐空中的風箏時清目健目。另外, 如琉璃喇叭,「兒童呼吸之, 足以導引清氣」等, 此類遊戲對兒童身體的增進作用, 在今天的遊戲中仍頗受重視。

古人已意識到遊戲對兒童身心全面發展的作用, 因此, 儘管我國古代十分重視對兒童實施嚴格教育, 但這並不意味著就禁止遊戲。比如說, 儒家就沒有一概反對兒童遊戲。《禮記?學記》中提倡「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論語》中也說:「不有博弈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當然, 古人也強調遊戲不可無節度, 尤其在內容上應符合封建禮教的要求。而且, 從總體來看, 在古代教育中遊戲只處於附屬地位,顏之推就說, 即使是可充分開啟智性的博弈(棋類遊戲) , 也只是在疲倦時稍玩,「猶勝飽食昏睡, 兀然端坐耳」。

本篇貼圖來自清代畫家焦秉貞的繪畫作品。焦秉貞，字爾正，山東濟寧人，生卒年不詳，清朝前期宮廷畫家，康熙時官欽天監五官正，供奉內廷。擅畫人物，吸收西洋畫法，重明暗，樓台界畫，刻劃精工，繪有《仕女圖》，《耕織圖》等。圖冊共十六幅，（選其八幅），以春、夏、秋、冬四時為序，以百名兒童時令遊戲為內容，勾畫出一個個有聲有色的兒童嬉戲場面。舊時兒童雜戲是豐富多彩的。博戲則騎馬，舞燈……閑常之戲則鞭陀螺，放空鐘，踢毽子……有京師兒語：「楊柳清，放空鐘。楊柳活，抽陀螺。楊柳發，打尜尜。楊柳死，踢毽子」。以百子圖為藝術創作題材的作品為人門喜聞樂見，以各種形式流傳於世的百子圖並不在少數，這部焦秉貞繪製的《百子團圓圖》雖只是畫家的小品之作，卻具有濃郁的民俗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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