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身後事——也談錢楊伉儷
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古訓，人人知，卻未必人人可做到。如今看，更難做到的是，己所欲，亦勿施於人。
笑蜀：對錢楊不苛責，不崇敬。一直沒理錢楊的話茬，本無意於為其辯護，只是後來被刻薄所激怒。錢楊在那個極端的時代確有沉默（李慎之文章證明其並非沒有態度，其譯著內容也並非沒有態度），但在知識分子幾乎人人作惡時至少沒有作惡。對一個屍骨未寒的不作惡的長者如此刻薄，這本身就是惡。而且這大有把一切如錢楊之沉默者趕盡殺絕之勢，一如當年紅軍燒農民房來逼農民上山入伙。強迫症嚴重到如此程度，令人不能容忍。
——《豈為錢楊辯護，無非厭惡刻薄》
蕭瀚：大家都在集中營里受苦，有人站出來做抗暴英雄，至少應該給掌聲，比如對林昭、陸洪恩、劉文輝、粟異邦、龔品梅等；有人附從作惡，若無法阻止至少可以喝倒彩；至於那些默默地隱在大眾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惡的人，不該受苛責，尤其在那個總是被逼著作惡的時代，能做到這樣就已經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兒都是個惡習。
——《我看錢楊伉儷》
凌嵐：不提過去生存之險惡艱難，現在以綠茶裱，不夠憂國憂民，不夠抗爭，甚至學問瑣碎化去批評錢楊二位老人，說輕了是不懂事的，說深了是因為當代歷史的斷裂。中國沒有出現《日瓦戈醫生》，但中國也沒有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屆代表大會上發表的講演，《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對斯大林恐怖時代的完全否定，公開表明「去斯大林化」，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清理和切割；對比1956年的蘇共，中國對過去「前後三十年「是「既不否定前30年，也不否定後30年」這種模稜兩可，得過且過的官方態度，以「實現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這個成績這個背書一切錯誤，躲避一切反思。在這樣歷史虛無的背景下，普通中文讀者，當然會用「綠茶婊」如今流行的道德判斷，來審判《洗澡》作者，既荒誕也是情在必然，歷史的無知和空白必然產生魔幻，非邏輯。
——《「洗澡」後活著》
錢鍾書的《閱世》
作者：鄒魯人文
《槐聚詩存》中，那一年，錢鍾書惟有一首詩，名為《閱世》：
閱世遷流兩鬢催， 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知須葯換， 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槐聚詩存》出版於1995年，這是一個萬馬齊喑的時間。作於那一年的《閱世》，其所表達的心跡與感懷，充滿家國之哀，至為沉痛。所以，余英時先生在發表於1999年1月2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的《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一文中說：「我不敢簽釋他的詩，以免『矜詡創穫，鑿空索隱』（《槐聚詩存·序》）之譏。讀者可自得之」。他的「不敢」，真實原因一望而知。
《閱世》沒有註明寫作月份。錢鍾書先生去世後的第5日，也即1998年12月24日，李慎之先生寫下了《千秋萬歲後，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一文，其中可確知此詩的寫作時間：「九年前的夏天，我去看他，他給我看了新寫的一首七律，寫的是‥‥‥我們相對黯然。這就是他後來收在《槐聚詩存》中那一年惟一的一首，題目就叫《閱世》」。
「九年前的夏天」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道傷疤。在1995年這個年份，再標榜「講真話」的人也沒敢公開對這道傷疤有所表示，但字為「默存」的錢鍾書講了。有許多人認為錢鍾書遠離現實，沒有關懷，只是注釋派的大師，甚至以「沒有良心」來指斥他，其實是毫無道理的。李慎之先生在文中還寫道：「我相信海內外不論什麼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的命運無論做什麼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對症亦知須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這個評價真是不可謂不高。
《閱世》讓我們得以一窺這位「中國古典文化在20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余英時先生語）的錢鍾書先生在那一年那個特殊年代中的心境與所思，是我們理解錢鍾書先生的一扇小窗口。寫到這裡，又想起了不久前巴金先生的顯赫的死，比起這種顯赫的死，錢鍾書先生及家人對自己後事的安排更見境界。他們謝絕了一切官方和世俗的榮耀和禮儀，以最簡潔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
其實，他是更有資格享受俗世的榮耀的。起碼，在歷次政治運動來臨，知識分子們咬成一團時，錢鍾書是鳳毛麟角的能保住自己人格，手上沒沾同類的血和淚的知識分子之一。這固然使他沒有機會寫出懺悔的文字從而博得一種在我看來未免古怪的聲譽，但我相信，他會獲得我們更深遠的尊敬的。
附：《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作者：李慎之
鍾書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經整整四年又三個月了，不但入院後就沒有出來，而且也沒有下過床。上個月剛過88歲的生日，如此高齡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卻總覺得想不到。
我自從一年半以前中風後，不良於行，這期間一共也只去看過他兩次。他人實在是消瘦得厲害，但是眼光卻還像以前一樣明亮，看我只是眨眨眼睛，並不說話，我知道他心裡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長期的折磨，連開口的氣力也沒有了。眼看年關將到，我正尋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傳來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沒有想到。
沒有能趕上見最後一面，總算趕上了第三天在八寶山舉行的火化儀式。我不知道這能不能叫做儀式，因為遺體只是在八寶山的第二告別室停放了20多分 鍾，在場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輩子的楊絳先生和幾個親屬，社科院的一兩個領 導和幾個辦事人員，一共只有十來個人。偌大的告別室，空蕩蕩的，沒有松柏，沒有鮮花，更沒有花圈和輓聯，甚至沒有照片。楊絳先生領著大家鞠了三個躬，遺體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遺體一直蓋著白布，上面灑著玫瑰花瓣，連頭都蒙著，我還是沒有能見到最後一面。
事情來得匆忙，我什麼都沒有準備，一直到了八寶山，才買了一個裝著白菊花的花籃。想寫一副輓聯別在上面，臨時想不出詞兒來，湊了兩句"萬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師"，可能是陳三立詩里的句子，雖然文字拙直，但是錢先生是當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為《胡繩全書》出版，我應邀參加發行式，那可真是冠蓋雲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車給塞滿了。而且因為有中央領導同志出席，從大門、二門到三門，都設了崗衛，我不知怎麼忽然對昨天的告別有一種凄涼 的感覺，但是馬上又覺得我的想法實在有點褻瀆錢先生。錢先生一生寂寞，現 在"質本潔來還潔去"。最後連骨灰都不留，任憑火葬場去處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他自己的選擇是他一生邏輯發展的自然結論。何況錢先生本來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錢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從小就能聽到誇他讀書如何穎悟，小小年紀就能代父親司筆札、做應酬詩這些話。子泉先生是我們家鄉的文豪，我們上初中時就讀過他的《無錫公園記》。因此 每當聽父親說"你們應當學鍾書"的時候，心裡充滿了驚異欽羨之感。但是我 真正認識他，已在抗戰時期的孤島上海了。那時他同他的雙胞胎叔父孫卿先生 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鍾漢、鍾毅、鍾魯、鍾彭，或是我的中學老師，或是我的中學同學，關係十分親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時往往可以在客廳里 看到一位戴黑邊眼鏡，穿著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儼然的人，他們告訴 我這就是大哥鍾書，我當然是不敢通問的。30年後在北京熟識以後，我才知道 他是一個十分隨和而且極富於幽默感的人。不過，如果說"學習"，那麼，以 我之魯鈍，不但辦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從重慶到上海，參與始終沒有能開張的新華日報總社的籌備工 作，這時從《清明》雜誌上讀到《圍城》，說實在的，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給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書名起得十分謙虛的《管錐編》。如此一部百萬言的巨著，開始寫的時候，錢先生夫婦雖然已經從幹校回來了，但是還沒有住處，只好住在學部的辦公室里，白天寫作的桌子，晚上打開鋪蓋就是床。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寫這樣博學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難得的是，這書是在仍然險惡的政治空氣下寫的。當時，文革還未結束，錢先生就敢 寫那些與"三忠於，四無限"毫無關係，只有"封建餘孽"才寫得出來的書。 不但膽識驚人，而且遠見洞察實非常人可及。雖然還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他已經算定嚴冬即將過去，春天不久就要來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錐編》後，就去向他祝賀，特別欽佩他"自說自話"，無一趨時語，一個字都不理30年來統治全中國的意識形態，他只是淡淡一笑，搖搖手說"天機不可泄漏"。
先生在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的小引里自稱是個"懦怯鬼"，但是世 人現在欽佩《管錐編》是含英咀華的經典之作之餘，也不應該忘了它曾是一朵預告寒盡春來的報春花。多少封筆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紙濡筆，重理舊業的。
《管錐編》出版以後，錢先生這才"聲名從茲大，汩沒一朝伸"。但是他還是守素抱朴，閉門著述。在80年代又增補了他40年代的舊作《談藝錄》。同青年時期一樣旁徵博引，闡幽發微，使篇幅擴大了一倍。
據為《管錐編》和《談藝錄》查對材料的同志們告訴我，該書徵引書籍多達2000餘種，還不包括許多現在中國無處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內，引文幾乎沒有什麼錯誤。錢先生的記憶力真是不可思議。我有幸熟識他的好幾位清華同學，都是當代中國的一時之選，對錢先生的才氣都是交口稱譽無異辭。喬冠華就不止一次對我說過："鍾書的腦袋也不知怎麼生的，過目不忘，真是 photographicmemory。"胡喬木則說，"同鍾書談話是一大樂趣，但是他一 忽兒法文，一忽兒德文，又是義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實在聽不懂。"其實，我也是一樣，可是他還時不時說"你當然知道……"，愚陋如我，哪裡懂得他 說的是什麼，只好傻笑作理解狀。費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還h曾跟我 說他父親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親是中國第一個幼稚園的園長，但是自己 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傳統古籍，就像打開自來水龍頭一樣自然流出來。而他這一代，要引一句詩云子曰，就要翻半天書， 還找不著。我說你們這一代還有一個錢鍾書，他說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們這代人的代表。事實上，記誦廣博如錢先生，家裡卻幾乎沒有藏書。他看過的書盈千累萬，都是記在腦子裡的。
我曾問過錢先生，我也讀過不少詩，可是除了《長恨歌》、《琵琶行》這樣的能記得住題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滾瓜爛熟，題目也總是記不住。他怎麼能把那些奧僻冗長的題目都記住呢?他告訴我，他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有一個老師，就是教過宣統皇帝的庄士敦，曾對他的論文提出過批評，說是引據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說"我以前那裡懂得這個，以後就注意了"。但是，說實在話，像我這樣的人就是注意了，也無論怎麼樣都學不會的。
從八寶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國，甚至世界，又要過多少年才能出這麼一個博聞強記的頭腦，這麼一個聰明智慧的頭腦呢?
錢先生性格開朗，有時也是口沒遮攔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論，出版在60年 代的《宋詩選注》，就可以說是一個特出的例子。當時，我是頭上戴著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語里偶爾爆發的"奇談怪論"，真是有為他捏一把汗的擔心。據喬冠華告訴我，他認為那是那年頭唯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我也一直懷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論"在社會上流傳的鐘書，何以竟能躲過1957 年的大劫。有一次，我問他，他又不信佛教，為何對宗門語錄如此熟悉。他說， 那是為了破執，破我執，破人執，破法執。他後來又說："I never commit myself."我想也許這就是對我心中的問題的答覆了。
錢先生的詩，我最愛的是"凋疏親故添情重，落寞聲名免謗增"一聯。據在清華低他一班的同學施谷告訴我，鍾書當年在清華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如此少年高名，出國回來就破格當上了西南聯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後，就深自謙抑，遠避名利。30年間，在中國大陸幾乎無人知道錢鍾書的名字。同學少年當了大官的，他從來不去串門，到了晚年都是別人去看他，他則只是到別人彌留之際才去醫院探望一下，以盡年輕時的交情。
改革開放以後，他的書能夠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憑他一級研究員的工資實在也談不上富裕，他卻總是暗地裡資助一些生活困難的同事或者學生。不但施不望報，而且力避人知。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但是，和陳寅恪先生一樣，錢先生雖然躲過了1957年這一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關卻無論如何是躲不過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頂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屢次告訴我，有一次，學部猛鬥牛鬼蛇神，別的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唯獨錢先生卻頂著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闊步，從貢院前街走回乾麵胡同的宿舍里，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這隻有"有恃於內，無待於外"的人才能做得到。 我在那時也有過被斗的經驗，然而卻決沒有這樣的氣度。錢先生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 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鍾書先生典籍精熟，許多人都以為他非三墳五典不觀，這又是一大誤會。其實他十分關心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學，而且及於哲學，甚至史學。倫敦《泰晤士報》的每周文學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細，所以什麼時新玩意兒，都逃不過他的視線。
80年代初，中國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經，實踐學派正在走紅，我去請教錢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問題，而且送了我一本 PRAXIS 。前幾年中國興起了 解釋學。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學大百科全書，竟然沒有hermeneutics 這個辭 條。他又告訴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這就是解釋學"，使我茅塞頓開。
關於後現代主義，我看他知道的也不會比別人少，不過他總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說的地方看出其實前賢早有成說，花樣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還甚至窒礙不通。
順便說一句，現在的時髦青年老愛掛在嘴邊的"解構" ( deconstruct ) 一辭原來還是錢先生應別人之請翻譯的。他的知識之新鮮一如其淵博。
我這個人是思想懶，筆頭更懶。與錢先生對話，雖然他咳吐珠玉，我卻未能追記，一任其隨風飄落，現在已追悔無及了。自從海通以還，中國知識分子就以學貫中西競高爭勝，確也出了一批大師。但是三個月前，杜維明先生就同我慨嘆，真正學貫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經沒有了。 有之，錢先生是最後的一人。錢先生有一次曾對我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環顧域中，今日還有誰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20年來，學術界有一股奇怪的風氣，就是貶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漢之天聲而後快。在這中間，錢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靜的一個。他的名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與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關於世界文學的話後先輝映，實際上是未來的文化全球化的先聲。
因為錢先生歷來認為朝市之學必成俗學，有不少後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是對人民的關懷與對祖國的關懷，一直在熬煎著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長安街上的鮮血大概還沒有沖洗乾淨，我去看他，他給我看了新寫的一首七律，寫的是：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須知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們相對黯然。這就是他後來收在《槐聚詩存》中那一年唯一的一首，題目就叫《閱世》。
我相信海內外無論什麼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的命運無論作什麼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 --"對症亦須知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抗戰勝利以後50多年的知識分子，論數量是幾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們的教育總是缺了一點什麼，因此，從總的知識結構與思想水平而論，似乎總不如30年代和那時以前的幾代。也許是世運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後人總有趕上來的一天。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錢先生是達人，該想到的當然都想到了，不過他唯一的女兒阿元，錢先生初進醫院的時候還常來侍奉湯藥的，卻竟因為骨癌而先他兩年去世，還不到60歲。錢先生心裡應該不能無傷痛。然而修短壽夭，終期於盡。誰又能逃得脫這條規律呢?
寫到這裡，有人打電話告訴我，清華大學的學生在聽到錢先生的噩耗後， 紛紛摺紙鶴來追悼他們的老學長，給鍾書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會滅的。知識的生命不熄，錢先生也就可以無憾了。
1998年12月24日 (錢先生逝後第五日)
轉自《東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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