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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黨」是如何背叛人民的?

法意 | 導言


今天的民主黨已經脫離「勞動階級」,變成一個「階級黨」,它代表的社會經濟組織已經不再是勞動階級,而是富有的「職業管理人階級」了,而這些白領職業精英根本不關心收入不平等問題。結果就是,一個親手啟動了「新政」並創造出中產階級的「人民黨」,時至今日已經背叛人民,墮落成「不平等黨」了。


很多研究和數據都顯示,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和歐洲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開始不斷拉大。例如,《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克提認為,與流俗的見解相反,1945至1973年之間那個貧富差距逐漸縮小、中產階級穩步擴大的「黃金年代」,很可能只不過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例外」而非「常態」;「現在似乎正在重蹈20世紀初期的覆轍」,如果當前的趨勢持續下去,我們將會重現19世紀歐洲「世襲社會」的場景,在那個「世襲社會」中,一小撮富有的食利者享用著繼承的財富,過著奢華的生活,而其餘的人則辛苦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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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頂層10%人物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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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頂層10%人物和底層90%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


從兩圖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二戰前後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美國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時期;但自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美國,運用國家力量遏制資本擴張、縮小貧富分化的「權利革命」,是由一位民主黨總統,即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實行的「新政」(the New Deal)啟動的。這場「權利革命」讓那些只受過高中教育的人也能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造就了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由此,「新政」在美國開創了一種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傳統——新政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而民主黨也因為開創並繼承了「新政」的「法統」(the party of the New Deal),而被認為是根正苗紅的「人民黨」(the Party of the People)。

「人民黨」是如何背叛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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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有新政自由主義的傳統和民主黨這個「人民黨」,美國又何以會像皮克提所說的那樣,貧富差距自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持續拉大而無法遏止呢?民主黨和自由派在此過程中又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本書所探討的主題。

背叛人民的人民黨


托馬



·


蘭克


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生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是美國政治分析家、記者、專欄作家和歷史作者。他著述頗豐,有好幾本書刊行於世,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版於2004年的《堪薩斯怎麼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這本書為他贏得了國內和國際聲譽。

「人民黨」是如何背叛人民的?



堪薩斯州是一個深紅州,一般來說是共和黨在選舉中的基本盤。弗蘭克通過分析該州,揭示共和黨是如何欺騙白人勞工階層的:一方面在選民面前義正辭嚴地就社會議題慷慨陳詞,另一方面上台之後卻給富人減稅。


如果說《堪薩斯怎麼了?》是對共和黨的質問,那麼本文介紹的《聽著,自由派:「人民黨」到底怎麼了?》(Listen, Liberal: Or,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Party of the People?),則可說是對民主黨的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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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黨」是如何背叛人民的?



過去,民主黨站在新政和有組織勞工這邊。但到了柯林頓執政時期,為什麼民主黨卻變成社會保障等福利項目的敵人,轉而擁護工人們並不喜歡的自由貿易?奧巴馬執政期間發生的金融危機就是民主黨立場轉變的試金石:即便在民主黨同時掌握參眾兩院的時候,奧巴馬也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縮小因危機而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反而接連出台救助華爾街和收入分配頂層的10%的政策。為什麼?


因此,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本書的主題,是過去數十年間民主黨在改善收入不平等問題上的無所作為。缺乏機會並不是借口,因為在過去24年里,民主黨總統(柯林頓和奧巴馬)執政的時間長達16年。然而,中產階級的處境仍然繼續惡化,華爾街卻能得到政府的救助,自由貿易協議也一個接一個。


標準的說辭是右翼勢力崛起和金錢對政治的腐蝕。但作者認為,這兩種解釋對我們理解民主黨在縮小收入不平等問題上的無所作為都是不充分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作者主張,根源在於,今天的民主黨已經脫離「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變成一個「階級黨」(class party)了,它代表的社會經濟組織已經不再是勞動階級,而是富有的「職業階級」(professional class)或曰「職業管理人階級」(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了,例如律師、醫生、教授、科學家、程序設計員、投資銀行家等等;而這些「白領職業精英」(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根本不關心收入不平等問題。


由此,民主黨理解社會問題的方式以及開出的解決方案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放棄了「團結原則」(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轉而採納「競爭性個人主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和「能人統治」(meritocracy)。


結果就是,一個親手啟動了「新政」並創造出中產階級的「人民黨」,時至今日已經墮落成「不平等黨」(the party of mass inequality)了。


「轉折點」


作者援引歷史學家們公認的觀點認為,如果要為民主黨的上述重大轉變選定一個標誌性的時間節點,那就是1968年總統大選。


那年大選,民主黨在越南戰爭問題上陷入分裂,抗議者聚集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地點芝加哥國際競技場(International Amphitheatre)體育館外進行抗議活動,反對越南戰爭,並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但是,黨內「老同志」們操縱黨內初選,踹開贏得多數初選選票的候選人,即反對越南戰爭的尤金·麥卡錫,而「欽定」根本沒有參加初選而只是通過黨內「老同志」們控制的黨團會議獲得選票的時任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為民主黨候選人,引起極大不滿。而漢弗萊後來輸給了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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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黨」是如何背叛人民的?



196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地點外的抗議活動與警察的鎮壓


黨內分裂與輸掉大選的災難性後果迫使民主黨組織了「麥戈文-弗雷澤委員會」(The 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改組民主黨,並設計新的初選規則以便擴大政治參與。由此基本確立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初選制度。這是一提到1968年民主黨全代會,大家都會想到的東西。


但往往為人們忽視的是,民主黨的此次改組,也把有組織的勞工勢力從黨內清除出去了。


越南戰爭期間,有許多批評工人的聲音,因為很多工會都支持約翰遜總統的戰爭政策,而且很多工會組織變得非常不民主且高度白人化,尾大不掉,漸成不受控制之勢。作者承認,由於前述種種原因,這些批評在相當程度上是站得住腳的。


但問題是,當你把工人階級的勢力從黨內清除出去之後,你也就一併丟掉了與工人息息相關的那些議題。固然,工人仍然長期是民主黨的基本盤,他們給民主黨捐錢,給民主黨投票,但工人組織在民主黨的各級黨組織里已經不像曾經那樣擁有存在感了,它們消失了。這就是民主黨在1970年代犯下的致命錯誤。


而這個錯誤,現在開始結出惡果了。


精英化的「人民黨」:


工人們,是你們自己不爭氣!


白領職業階級(the professional class)信奉的第一戒律,就是「能人統治」(meritocracy),意即身居高位的人之所以身居高位,是因為他們配得上這樣的位置,他們擁有與之匹配的德性和能力。


而在白領職業階級看來,獲得德性和能力的關鍵是教育。能人們憑藉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學和研究生院,他們都是學業有成的「學霸」。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揶揄道,民主黨人很有點「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的味道,民主黨也因此是一個由憑藉教育成就取得顯赫位置的人組成的黨,而共和黨(人)卻不是這樣。例如,民主黨最近的兩位總統,柯林頓和奧巴馬,甚至希拉里,都是憑藉教育成就登上政治高位的典範,教育為他們打開了通向權力世界的大門。


今天的民主黨人,信奉「知識改變命運,教育成就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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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人對教育的極端重視,演化出一系列獨特的看待社會議題的視角。


首先,當「文憑主義」思想濃重的民主黨人聽到工人階級向他們抱怨收入不平等、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時,他們總覺得這歸根結底是教育問題。他們會說,誰叫你們當初在學校時不像我們一樣努力學習,考個好SAT成績,上好大學,然後學個STEM或其他熱門專業?


在作者看來,把一切不平等問題都歸結為教育問題而看不到背後的權力問題,就會很自然地譴責工人自己不努力,怪不了別人。這個視角是錯誤的,事實上,拖工人階級後腿的,不是教育,而是缺乏要求更高工資的權力。


作者論證道,如果你去考察一下二戰以來的生產率和工資的增長趨勢,就會發現,二者在戰後數十年間都同步增長;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貧富差距開始拉大,但生產率仍然繼續增長,工資收入卻停滯不前。一方面,新技術不斷湧現,工人們的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他們卻沒有分享到任何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升的紅利。這,才是不平等問題的根源。


作者主張,如果問題的根源是工人們缺乏教育,不夠聰明,那生產效率就不會一路飆升了;但事實是生產效率一直增長。更重要的是,當千禧一代走出校門時,還沒工作身上就已經背負了沉重的助學貸款,而就業市場也變得越來越臨時化(casualized)和優步化(Uberized),他們能找到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臨時的(casual)、非正式的,這讓他們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夢想變得完全不切實際。所以可見教育並不是問題所在。


作者認為,民主黨人的這種觀念,進一步導致他們並不覺得不平等有什麼問題,反而認為不平等是理所應當、再正常不過的結果。此處,作者舉了前哈佛大學校長、前財長拉里·薩默斯的例子,作者認為薩默斯就是最典型的當代民主黨人。薩默斯在剛加入奧巴馬政府沒多久時說,「我們社會當前的不平等趨勢有可能進一步拉大,緣由之一或許正是人們比以前得到了更公正的待遇」。言下之意,你們這些傢伙不學無術,就不應該得到額外的照顧,你們只配得到自己應得的那一份,貧富差距是因為沒有照顧你們這些不學無術的平庸之輩才拉大的。


奧巴馬與薩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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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精英們信奉的另一條戒律,是無休止地尋求共識。作者認為,華盛頓那些擁有高級學位的職業精英人士們總是環顧四周,自負地說道:「我們都是聰明人,上過好大學,我們知道問題所在與解決辦法,是政治阻礙了我們。」奧巴馬為了醫改法案極力尋求與共和黨達成妥協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花費了大量精力讓共和黨人簽署法案,哪怕一兩個共和黨人也行,這樣他就能說法案是跨黨派的,代表了兩黨之間的共識。但共和黨耍了他。


川普和桑德斯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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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作者認為,「人民黨」對人民的背叛解釋了川普的崛起。


既然曾經的「人民黨」現在背叛了人民,被拋棄的人民只好另尋出路。民調顯示,川普雖然是共和黨候選人,但贏得了很多民主黨選民的支持,這些選民大多是白人勞工。而他們都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要照顧的那些人,都是「新政」的受益人,現在卻被自己的黨拋棄了。白人勞工,就是川普的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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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


桑德斯也是對民主黨建制派的衝擊。他的競選不依靠華爾街和大企業的資助,主要靠普通民眾的小額捐助。作者引用弗雷德里克·達頓的話說:「美國政治史上的每一次重大重組,都伴隨著一個龐大的新興社會群體進入選民群體。」如果看看支持桑德斯的社會群體,你會覺得,這個過程似乎又開始重複了。千禧一代走出校門時基本到了長大成人,開始擁有選舉權的年齡。但如前所述,他們還沒工作就欠下大筆助學貸款,而能找到的大部分工作也不足以讓他們過上中產階級生活。在今天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經濟背景下,他們的「美國夢」要誰來守護呢?於是他們選擇了桑德斯。


顯然,川普和桑德斯都是各自黨內的「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都是對本黨現行秩序的衝擊,甚至顛覆。


在筆者看來,川普和桑德斯這樣的反建制派勢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根源於兩黨的政治代表性出了問題:兩黨建制派無法識別並表達出「人民」中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於是有苦難言的特定群體只好訴諸與黨內權貴階層聯繫較少、敢於直言的反建制派勢力去表達自己的訴求。即便他們意識到反建制派或許並不能實質性改善自己的處境,也願意借反建制派去衝擊被那些八面玲瓏的建制派政客們把持的黨機器。


在最近的專欄里,作者認為,桑德斯的競選不僅僅是對希拉里的挑戰,更是挽救腐化透頂的民主黨的「最後機會」(a last-ditch chance)。可是,從眼下的初選形勢來看,這位作者眼裡的民主黨「大救星」很可能連本黨的大選提名都拿不到,能者不得居其位,那麼,民主黨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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