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駕到：君主形象塑造的途徑與成敗

整理：周官雨希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2016年4月21日是現任英聯邦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九十大壽。1952年登基的伊麗莎白二世已見證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受目前英國政體所限，伊麗莎白二世的作為無法與歷史上的伊麗莎白一世或維多利亞女王相提並論。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女王是國家的象徵，它實現了政治管理與民族國家的分離，是確保大局穩定的最後一道防護網。

本期外刊掃描，我們將「八一八」三位在英國歷史上聲名遠播的女王和她們君主形象的塑造。即便在媒體長槍短炮如此發達的今天，包裝的政治形象與實際的政治操作都並無必然聯繫。在大眾傳媒不甚發達的過去，女王們更需要穿上華美的衣裙，以保在男權把持的政治舞台上立足。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瑪麗一世是如何浴血重生，伊麗莎白一世如何伴著音樂翩然飛升，維多利亞又是如何走上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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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鐸的瑪麗一世

整理自："Faith and Forgiveness: Lessons in Statecraft for Queen Mary Tudor",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005

作者：Lorraine Attreed & Alexandra Winkler

滴2滴辣椒油，倒入5盎司的番茄汁和2盎司的伏特加，擠點檸檬汁，再加少許黑胡椒粉和辣椒粉，放入冰塊，搖勻，一杯「血腥瑪麗」就調製完成了。除了首位合法的英格蘭女王——都鐸的瑪麗一世，恐怕歷史上沒有哪一位君主會以飲食之名頻繁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番茄汁顏色鮮紅，如同被她鎮壓和處決的新教徒流出的鮮血；伏特加與香辛料碰撞出的刺激讓舌尖顫抖，一如瑪麗一世統治後期的人心惶惶。憑藉雞尾酒的加持，「血腥瑪麗」似乎成為了她流傳後世的唯一面相。瑪麗·都鐸如何成為「血腥瑪麗」？學者洛蘭·阿特里德和亞歷山德拉·溫克勒指出，莫雷勛爵（Lord Morley）的《聖餐儀式創造神跡的記錄》（"An Account of Miracles Performed by the Holy Eucharist"）不僅能反映他作為近代早期英格蘭人文主義者的生活哲學以及他如何用歷史和宗教故事來指導現實政治，同時也反映出了瑪麗一世在治國之路上的進退兩難。

從兒時直到繼位，瑪麗·都鐸所接受的完全是天主教的君主教育和指導。她童年時期的教育完全按照母親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設計進行，比韋斯（Juan Luis Vives）從旁協助。比韋斯是西班牙人，曾寫過有關婦女教育的論著，並在16世紀20年代為瑪麗量身定製了一套學習計劃。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瑪麗的前未婚夫，後來成了她的公公）也長期為其統治提供意見。在英格蘭國內，由於16世紀中期政治和宗教的動蕩，很少有人能像莫雷勛爵一樣，用送禮物的方式委婉地向君主提出建議，希望瑪麗能以她的曾祖母瑪格麗特女爵（Lady Margaret Beaufort）為榜樣，既可以擁有相當大的可以獨立行使的權力，又能因虔誠和好學而獲得美譽和尊重。

瑪格麗特女爵肖像畫

莫雷勛爵，本名亨利·帕克（Henry Parker），他的父親曾是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最親密的支持者。玫瑰戰爭中，亨利·都鐸獲勝，後被加冕為亨利七世。在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女爵的庇護下，那些曾追隨前代君主的臣子才能逃脫制裁。瑪格麗特女爵對亨利有再造之恩，她幫助亨利順利繼承了爵位，為他支付學費，還幫他安排了結婚對象，最重要的是帶他進入了都鐸宮廷。自16世紀20年代起，亨利·帕克服務了三代君主，直到1556年逝世。莫雷勛爵與瑪麗都曾住在赫特福德郡，他們早已相識，且一直保持著聯繫。1536年，在瑪麗被軟禁期間，莫雷勛爵還曾前去拜訪。因為即便瑪麗被軟禁，仍有非常多的支持者願意追隨她，很多天主教家庭都以把女兒送去服侍瑪麗為榮。莫雷勛爵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一直謙遜而友好地對待這位可能的未來女王，通過提前示好，莫雷勛爵希望自己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期間的所作所為不要變成日後催命的號角——比如他從德國帶回了大量諷刺教皇的漫畫，比如寫信給教皇克萊蒙特七世敦促他同意亨利八世離婚。《聖餐儀式創造神跡的記錄》是莫雷勛爵在1556年送給瑪麗一世的新年禮物。他在示好的同時也對瑪麗的統治提出了自己建議。

作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王，瑪麗的繼位自然引起了對於女性君主統治的激烈爭論。反對者的聲音此起彼伏，為瑪麗辯護的人認為英格蘭沒有習慣法限制女性的繼承權，統治效果如何最為緊要。同時，雙方也一致承認瑪麗的天主教信仰以及缺少恰當的統治者教育都將給她的執政帶來負面影響。所以議會法令小心翼翼地限制了她單獨統治的權力，禁止她的外國丈夫干涉英格蘭議會和法律，但鼓勵她和未來的丈夫一起分享權力。瑪麗對此並無異議，與菲利普二世結婚後，她更是自願地把權力移交給了自己的丈夫。瑪麗確實對政治毫無興趣，這點主要源自於她幼年時所受的教育：比韋斯強調女性要保持自律以對抗生而有之的罪惡，她們必須多向他人求助而不能獨自決斷，她們必須以家庭為中心，避免在公共場合露面。瑪麗被比韋斯的理念荼毒太深，即便成為女王之後，也始終壓抑且卑微。菲利普離開英格蘭後，瑪麗更是不問政治，只過問與信仰有關之事。

瑪麗一世畫像

莫雷勛爵的作品能夠得到瑪麗的認可，首先在於他肯定了宗教虔誠的重要性。瑪麗向來以極為虔誠的天主教信仰著稱。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期間，她就因為彌撒進行過多而惹人非議。在全文的23個條目中，前11條都是關於宗教異端和叛亂導致的破壞，包括莫雷勛爵出使德國時的見聞以及英國國內的一些現實問題，如16世紀40年代以來貨幣貶值的影響，資本和財政搖搖欲墜等等。雖然他以宗教為託詞，但是實際上已經洞察了當時社會經濟出現的問題。莫雷勛爵還效仿早期教會寫作中天降懲罰的情節，描述了三個聖跡。第一個故事發生德國，一群在橋上跳舞的年輕人因為不尊重旁邊駛過的載著聖餐的馬車而橋毀人亡。第二個故事發生在博斯沃斯戰役（the battle of Bosworth）之中，上帝厭惡理查德三世的殘忍無情，剝奪了他最後一次聽彌撒的機會。最後一個故事則是關於瑪格麗特女爵，說她因為生前的善行，在將死之時得到了上帝的親自接引前往天堂。莫雷勛爵在最後一個故事裡把內容過渡到了對瑪格麗特女爵的回憶上，試圖為瑪麗樹立榜樣。他回憶起女爵在聖誕晚宴上優雅得體的言行，她對教育的重視和資助，還有她對窮人、病患的關心和慷慨，堪比廣受愛戴的古羅馬皇帝提圖斯·維斯帕西亞努斯（Titus Vespasianus）。莫雷勛爵還引用了大量中世紀編年史，在本國的歷史中尋找值得瑪麗效仿的榜樣，譬如阿爾弗萊德大帝的妻子（Alfred the Great"s wife），和亨利一世的妻子伊迪絲·莫德（Edith Maude）。她們都是聰慧好學，愛民如子的代表。全文以瑪格麗特女爵的去世為結尾，再次肯定了她的虔誠是她獲得讚譽的基礎。

莫雷勛爵為勸誡瑪麗一世，把瑪格麗特女爵塑造成了一個堅強、虔誠、慷慨、溫和的女性政治家。他並沒有在作品中摻雜過多對女性統治合理與否的討論，而是從現實出發，希望瑪麗能真正擔負起女王的職責。當時菲利普二世已經離開英國，瑪麗一世本來有機會可以重新參與政治、樹立權威。莫雷勛爵願意幫助瑪麗挽救危局，希望她向瑪格麗特女爵學習，用美德和寬容規訓民眾。遺憾的是，莫雷勛爵的提醒來得太遲了，當時的政府也沒有足夠的執行力來實現他的期望。狂熱的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瑪麗一世已經失去了理性的思考能力。自1555年初中世紀的宗教異端法恢復以來，她就開始對新教徒進行大規模的抓捕和屠殺。最初的政治動蕩緣起於托馬斯·懷亞特（Thomas Wyatt）和約翰·達德利（John Dudley）的叛亂陰謀。但到瑪麗一世統治後期，所有的反對者或異議者都被視為異端，必須要趕盡殺絕。在妄圖焚盡一切異端的殘忍火刑中，「血腥瑪麗」就此誕生。

2

伊麗莎白一世與宮廷音樂

整理自：""By Instruments her Power Appeare": Music and Authority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I", Renaissance Quarterly, 2012

作者：Katherine Butler

如果說瑪麗一世是狂熱、愚蠢、殘暴的代名詞，那麼她的妹妹和繼任者伊麗莎白一世則一直被視作貞潔、智慧、寬容的典範。通過繪畫、巡遊、紀念章等多種手段，伊麗莎白一世威嚴而聖潔的君主形象已深深紮根於人民心中，為其統治奠定了穩固基礎。在這篇論文中，凱瑟琳·巴特勒（Katherine Butler）將目光轉向了前人不夠關注的音樂方面，她點明了音樂天賦和音樂表演可能帶來的政治用途，認為音樂本身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融合，感性的一面常與統治者女性性別特徵相聯繫，而理性的一面則多與君主的社會性別相關聯。此外，音樂表現出了由不同音符所組成的和諧之美，可用以類比不同個體所組成的社會和諧之美。作者認為，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女王和廷臣們就意識到了音樂的作用，並積極利用它來鞏固伊麗莎白的政治權威。

伊麗莎白一世肖像畫

在伊麗莎白所處的時代，音樂素養是上流社會年輕男女接受良好教育的表現之一。優雅而歡快的音樂是文藝復興時期宮廷的重要特色。音樂表演不僅可以用來裝點特殊聚會或節日，而且用來作為外國來賓的娛樂項目。除了音樂表演外，貴族音樂教育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掌握評價音樂的能力。在迪特里希·赫爾姆斯（Dietrich Helms）看來，編纂《亨利八世之書》（" Henry VIII』s Book"）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後來的都鐸君主們能順利把控世俗音樂，因為評價的能力決定了話語權的歸屬。對於宮廷中的女性來說，她們用音樂來展示自己的良好素養，評論他人的演出，必要的時候親自表演。這樣做的直接目的多是為了交流情感，吸引男士的注意，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羅伯特·巴頓（Robert Burton）1621年分析當時婚戀關係時就明確指出，父母讓女兒學習音樂是為了可以更好地物色丈夫。這個辦法無疑是非常有效的。約翰·哈林頓爵士（Sir John Harington）曾寫詩讚美一位女士和她的音樂，他寫道：「樂器奏出動人的篇章，彈奏的姑娘讓人眼前一亮；我問自己在其中發現了什麼，巨大的滿足和心緒的歡唱；沉醉與狂喜無限膨脹，甜美的是音樂，更甜的是姑娘。」

顯然，音樂往往與美好相連，然而，它們的關係卻不是必然的。很多時候，人們會指責女性音樂家，認為她們有引誘的意味，對男子的自制力產生重大威脅。自15世紀70年代起，把音樂與罪惡的歡樂相提並論的說法就已存在。這一說法並不專門針對女性，但時人往往認為女性的剋制能力更弱，更容易沉淪於罪惡的歡愉之中。現實中也經常會有宮中女性與樂師的緋聞傳出。譬如伊麗莎白的母親安妮·博林（Anne Boleyn）就被指控與樂師馬克·斯米頓（Mark Smeaton）有染，兩人於1536年被雙雙處決。伊麗莎白的表親，蘇格蘭的瑪麗女王（Mary Stuart, Mary Queen of Scots）更是直接任命自己喜愛的歌手大衛·里齊奧（David Rizzio）擔任法國事務秘書。兩人親密的關係最終導致了里齊奧被暗殺，有傳言稱幕後黑手就是瑪麗·斯圖爾特的丈夫達恩利勛爵（Lord Darnley）。在比韋斯為瑪麗一世編寫的教材《天主教女性的行為指南》中，他明確指出女性不應該過度接觸音樂，否則會像東方的波斯人一樣，整日沉溺在歌舞昇平、紙醉金迷之中而忘記上帝。因此，他建議音樂活動只能限制在宮廷中。比韋斯反對音樂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認為，女性參與音樂會影響到男性的權威。他的擔憂不無道理，音樂確實給了女性很多話語權，她們一方面成為男性創作的靈感，一方面通過自己的表演從情感上影響觀者。伊麗莎白一世的音樂形象塑造也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伊麗莎白一世的音樂天賦很高，她會彈奏維吉納琴、魯特琴，喜歡唱歌、跳舞，甚至還曾嘗試作曲。她的宮廷從不缺少音樂。在戲劇表演、宮廷宴會、假面舞會上，還有聖誕節、加冕紀念日和宮廷出巡期間，音樂都不會缺席。伊麗莎白的樞密院中也有男性音樂家，例如作曲家老阿方索·費拉博斯克（Alfonso Ferrabosco the Elder）、魯特琴演奏家馬蒂亞斯·梅森（Mathias Mason）、維吉納琴演奏家費迪南德·理查森（Ferdinand Richardson）。不同於她的母親和表親，伊麗莎白一世與音樂家們的密切關係並沒有給她帶來任何緋聞。但是，在伊麗莎白統治的早期，由於臣民們對新任君主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伊麗莎白對音樂的熱衷確實招來了很多批評。1563年，弗朗西斯·査洛納（Francis Challoner）抱怨女王把「時間都用在了選婿、打獵、獵鷹和舞會上」。伊麗莎白的警衛官之一洛多威克·勞埃德（Lodowick Lloyd）也表達過類似評論，「古老的音樂如此重要，每個國家都在努力打磨自己的音樂......尤其是在女性掌管的宮廷。」諷刺的語氣實際是在委婉的批評伊麗莎白宮廷中瀰漫的享樂之風。因此，在無法完全放棄音樂的情況下，利用音樂為女王形象服務不僅很重要，而且有必要。

魯特琴

藉助音樂來塑造形象，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通過音樂表演。1564年，前來覲見伊麗莎白的蘇格蘭大使詹姆士·梅爾維爾爵士（Sir James Melville）就被漢斯頓勛爵（Lord Hunsdon）引到一個安靜的音樂走廊，女王沒有正襟危坐地等待他的到來，而是坐在維吉納琴前，以音樂表示歡迎。有幸聽到女王的演奏，很容易給人一種被重視、被關懷的錯覺和優越感。這樣的心理暗示會引發聽者對女王的好感。伊麗莎白在接見使臣時經常使用這種手段。她曾在遊船上邀請布羅納男爵（Baron Breuner）聽她演奏。在1559年和1565年進行的兩次婚姻談判中，音樂也是必不可少的娛樂。奧西諾公爵（Don Virginio, the Duke of Orsino）和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都稱讚過女王高超的演奏技巧，並把宮廷生活中的音樂類比成騎士世界裡的浪漫。依靠音樂，伊麗莎白的宮廷氛圍充滿了充滿關愛與奉獻，女性統治者居於男性臣民之上的結構在當時看來也愈發合理。

年輕的伊麗莎白魅力四射，她是女性化的宮廷的核心，也是維繫宮廷溫馨曖昧的氛圍的基礎。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女王青春不再。成年或年老的女子表演音樂就會被看作輕浮和放肆。因此，廷臣和女王又把形象塑造轉向強調睿智、理性與和諧。在這些特質上，音樂評論的效果更明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承襲古典時代對音樂的看法，認為它除了是情感的宣洩以外，更是一種數學的、運算排列的藝術，因而可以與理性和秩序相呼應。在古羅馬哲學家波伊提烏（Boethius）的著作《音樂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他把演奏者和作曲者做了嚴格區分，認為後者必須依靠理性分析和觀察能力，是有評價能力的演奏家。由此，伊麗莎白一世從演奏到評論的轉變，以理性和智慧取代感性和才華，使她年老之後也依舊可以利用音樂。波伊提烏還將音樂劃分為三個境界，分別是：宇宙的音樂（Musica mundana），指由天體運動帶來的和諧之聲；人類的音樂（Musica humana），指肉身和靈魂、及靈魂之間的和諧共鳴；器物的音樂（Musica instrumentalis），指人用樂器演奏出的、人耳聽得見的音樂。伊麗莎白一世的音樂評論使她成為了器物音樂的評定者和管理者。利用這一點，她的形象就被神話成了宇宙萬物和諧秩序的掌控者。約翰·班納特（John Bennet）寫過一首題為「伊麗莎白她的名字給人榮耀」（『『Elisa Her Name Gives Honour』』）的歌。他在結尾處寫到「我謙卑地渴望著，我粗魯的聲音可以愉悅她聖潔的耳朵，她的美好值得傾聽宇宙的歌。」諸如此類的詩歌和歌曲不勝枚舉。通過音樂從人間到宇宙的引申，伊麗莎白一世的權威也戴上了神聖和永恆的光環。

印刷圖像「伊麗莎白的勝利」

同時代的其他君主喜愛音樂的也不在少數。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是音樂和藝術的堅定支持者。在法國君主的入城儀式中，音樂表演也是重要的一環。但是除了伊麗莎白一世，從來沒有人把音樂用於政治權力的鞏固和政治形象的塑造。統治早期，她通過音樂表演拉近與臣民的關係，用才華和魅力征服群眾，營造了溫馨、隨和的宮廷氛圍。統治中後期，伊麗莎白的音樂形象逐漸神化，既代表了人間的繁榮和強盛，又代表著從天而降的聖潔與睿智。音樂的流暢悅耳是社會秩序和諧的具體體現，而女王正是和諧的締造者。在音樂的幫助下，伊麗莎白一世絲毫不需要抹殺自己的女性性別特徵，便可樹立起一個智慧而神聖的，為民眾所愛戴的女王形象，而民眾的支持正是她鞏固權力、維持穩定、推進發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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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女王和伊默里納女王拉納瓦洛娜一世

整理自："Queen Victoria and the "Bloody Mary of Madagascar"", Victorian Studies, 2013

作者：Arianne Chernock

在英國歷史上甚至世界歷史上，能與伊麗莎白一世一爭高下的恐怕只有維多利亞女王了。澳大利亞有維多利亞州，香港有維多利亞港，非洲有維多利亞湖，全世界有許多地方都是以維多利亞的名字所命名，這是日不落帝國和維多利亞時代輝煌過往的見證。維多利亞女王給後世留下了無數名片，她恪盡職守，高貴仁慈，她是「印度女皇」，是「歐洲的祖母」，是帝國的象徵。關於維多利亞女王的這些形象是如何形成的，《維多利亞女王與馬達加斯加的「血腥瑪麗」》（Queen Victoria and the "Bloody Mary of Madagascar"）一文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作者在文章對比了維多利亞女王與拉納瓦洛娜一世各自的形象是怎樣被建構起來的。

19世紀初，馬達加斯加處於伊默里納王國（Merina Kingdom）的統治之下。當1814年模里西斯正式劃歸英國殖民地時，伊默里納王國的拉達馬一世（Radama I）也已經完成父親安德里亞南普伊奈梅里納（Andrianampoinimerina）留下的統一大業。1817年，拉達馬一世與英國駐模里西斯總督締結協定，廢除奴隸貿易，以換取英國的軍事和財政支持。馬達加斯加也成了模里西斯發展的資源供應地。此條約一定，大批的英國傳教士、商人、探險家紛紛湧入這片神奇的土地。可惜，隨著拉達馬一世在1828年去世，開放的局面前景堪憂。1837年的冬天，在英王威廉四世病危的四個月之前，他在溫莎城堡接見了六位來自馬達加斯加的使臣。使臣們帶來並非拉達馬一世的遺孀、現任伊默里納女王拉納瓦洛娜一世（Ranavalona I）的問候，而是她反對歐洲、反對英國的決心。拉納瓦洛娜一世在給威廉四世的兩封信中明確寫道，希望英國能撤走之前派往馬達加斯加的傳教士和官商人士，稱馬達加斯加可以自行解決本國事務，無需英國插手，也不會再為英國的利益大開方便之門。這樣的論調在英國本土激起了軒然大波。英國人驚異地發現，與馬達加斯加簽訂協議已二十年有餘，馬方派來的駐英大使也在倫敦住了十多年，而自己對馬達加斯加的情況，尤其是拉納瓦洛娜一世繼位十年以來的情況知之甚少，對於馬方的翻臉全無準備。一夕巨變之下，一場關於馬達加斯加的討論在英國火速蔓延。

塔那那利佛，舊稱「阿納拉曼加」，馬達加斯加首都

當時，世界各國出現了一大批女性君主，包括西班牙的伊莎貝拉二世（Queen Isabella II in Spain）、塔西提島的波瑪萊女王（Queen Pomare in Tahiti）、葡萄牙的多納·瑪麗亞（Dona Maria in Portugal）和印度博納爾的女性統治者們（the Begums of Bhopal in India）。女性君主的集體出現在英國社會上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而英國人自己也將迎來一位女性君主——威廉四世膝下無子，只能由他的侄女繼承王位。因此，關於馬達加斯加的討論自然而然地以拉納瓦洛娜一世為中心展開。馬方的使臣3月份帶著雙方談妥的粗擬條約返回馬達加斯加。在英國政府焦急地等候回復的過程中，維多利亞女王登基繼位。現實政治情況的轉變也影響了民眾對於拉納瓦洛娜一世的討論。應不應該允許女王統治國家已變成了政治不正確的問題，大家只好轉而探討女王應以何種面貌統治國家。因此，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家和評論家們便設計出了「文明」與「野蠻」的區分方式。所謂「文明女王」，就是指能遵從基督教倫理，用同情心、道德和自我犧牲來成全大局。而「野蠻女王」則指帶有文化發展早期女性的一些性格特徵，譬如舉止粗魯、沒有信仰、漠視他人的感覺情緒。拉納瓦洛娜一世恰好成了「野蠻女王」的最佳代言人。英國外交部有意識地抹黑拉納瓦洛娜一世，試圖把她塑造成沒有人性的蠻族女王，藉此反襯維多利亞，並企圖把後者渲染為世界上落後地區的拯救者。

帕默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是這項宣傳的領軍人物，在馬達加斯加的傳教士們，還有模里西斯總督威廉·尼可拉（William Nicolay）也為此付出良多。他們經常寫信回國，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殘暴事件，並表示渴望早日回到高貴仁慈的維多利亞女王的懷抱。為了使大眾能更快的接受這種論調，傳教士兼人類學家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還在1838年寫作了兩卷本的《馬達加斯加史》，儘管他從來不曾踏足那裡。埃利斯把拉納瓦洛娜描寫成了與維多利亞完全相反的女王，她不講道德、不講誠信、拒絕文明、隻手遮天。他認為拉達馬一世願意接受西方先進文明是正確的做法，而拉納瓦洛娜堅持本國落後的信仰和習俗是十分愚蠢的，只會讓國家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埃利斯還在書中大肆讚揚英國的制度，他說正是因為伊默里納王國沒有先進的政治制度，才使拉納瓦洛娜可以順利繼位。而英國應該擔負起傳播先進文明的任務，幫助馬達加斯加的人民擺脫拉納瓦洛娜的野蠻統治。

《馬達加斯加史》奠定了英國民眾對伊默里納王國的認識基礎。被「野蠻的拉納瓦洛娜女王」奴役的人民需要「文明的維多利亞女王」領導的臣民來解放，這一觀念至19世紀40年代初已被廣泛接受。隨著帝國野心和計劃的不斷膨脹，1845年6月，英國終於決定聯合法國出兵馬達加斯加。艦隊由英國的威廉·凱利（William Kelly）和法國的安德烈·羅曼德福瑟（André Romain-Desfossés）率領，決定攻打當地的港口城鎮塔馬塔夫（Tamatave）和一個鄰近堡壘。出兵前，他們自信滿滿地宣稱要給馬達加斯加一個教訓，因為他們拒絕和歐洲貿易，不尊重歐洲文明。諷刺的是，他們低估了對手的實力，忘記了拉達馬統治時期，馬達加斯加人已經學到了英國的軍事技術。英法軍隊一登陸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大部隊狼狽地逃回艦船，來不及逃跑的二十多人成了俘虜。按照當地習俗，他們的頭顱被掛在柱子上，立在他們本打算進攻的堡壘前面。軍事失力和俘虜被殺的屈辱引起了英國對馬達加斯加強烈的敵視。政府一方面嘗試其他方式修復兩國關係，一方面繼續在國內譴責拉納瓦洛娜女王，使其形象愈發妖魔化。作家們抨擊她是「殘忍的怪物」、「女暴徒」、「女版戴克里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說她「結合了耶洗別（Jezebel，古以色列王后，以殘忍、淫蕩著稱）、亞她利雅（Athaliah，耶洗別的女兒，猶太王后，登基後大肆屠殺猶太王室後人）和血腥瑪麗的性格中最糟糕的部分。」相對應的，維多利亞則愈加成為了異常寶貴的、品行高尚的基督教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肖像畫

軍事上的失利對以文明與野蠻的標準區分兩國的做法帶來了巨大打擊。政治家們很快又想出一套新的標準進行區分：種族差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愈演愈烈使大眾對種族差異的認識加深，並為帝國主義的擴張野心提供了理論依據。從種族優劣的角度出發，對拉納瓦洛娜女王的譴責直到她1861年去世都沒有停止。女探險家艾達·菲佛（Ida Pfeiffer）在1861年出版了一本題為《艾達·菲佛最後的旅行：內含一次對馬達加斯加的探訪》（The Last Travels of Ida Pfeiffer: Inclusive of a Visit to Madagascar）的書。菲佛在書中表現出了強烈的種族歧視，說拉納瓦洛娜女王是「世界上最粗魯、最殘忍的女人之一」，並諷刺她「皮膚黝黑」，統治一群「沒有進化完全的小猴子」。書中半真半假的描述滿足了當時英國人民族情感的需要，產生了深遠影響。拉納瓦洛娜女王的形象被打壓得越厲害，維多利亞女王就被抬得越高。維多利亞於1876年5月加冕為印度女皇，她作為大英帝國女王的宏大形象再次從事實上得到鞏固。一直到20世紀初，馬達加斯加的拉納瓦洛娜女王都作為野蠻的女性君主的典型、劣等民族統治者的代表而被不斷提起、反覆強調。正是因為有她的反面襯托，維多利亞女王才能一階一階走上神壇，帶著仁慈、高雅、博愛的面具成為日不落帝國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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