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生重要的每一步都不在點上？」：鄭孝胥清末側記

文史 05-03

鄭孝胥

中國直省大員中，其辦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稱為優美明達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態度者，蓋久已寂寂無聞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員，抵掌而談，發揮所見，聆其議論，洵不愧為優美、為明達、為政治家也。此某大員即新任湘藩鄭蘇戡。

——《泰晤士報》

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興起，清廷起用端方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赴川平息風潮。端方尋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難測，於是數次致電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懇請派一位名士相助，並聲稱「非賴公毅力熟手，難赴目的。」端方愛才，盛宣懷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將其長留身邊，「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見盛對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龍」之譽的閩人鄭孝胥。

多才多能

1910年，滿人金梁曾撰詩一首，贈予鄭孝胥，曰：「久聞諸葛大名垂，筆法乃同兵法奇。偶見卧龍一鱗爪，蘇龕墨寶海藏詩。」不難看出金對鄭之才藝能力極為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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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

不妨先說說鄭的才藝。清末詩壇，「同光體」大行其道，鄭孝胥便是其中之執牛耳者。1902 年，鄭孝胥《海藏樓詩》首刊於武漢，「同光體」代表詩人陳衍為之作序。陳氏曾頒布當代詩人榜，第一名位置空缺，鄭孝胥赫然排名第二，評云：「恨無長篇，否則可為第一」。就連一向自視甚高的晚清大吏張之洞，也不得不嘆服鄭詩「自明以來皆不能及也」。看來其詩作造詣之高不是蓋的。並且鄭孝胥的文章在當時也堪稱一絕，清流派翹楚黃體芳對鄭孝胥之文評價甚高：「此調成《廣陵散》矣，場屋中未必無知音者，不宜降格，然亦不可愈唱愈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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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的書法

鄭孝胥不僅工詩，而且善書。時人曾評價「其書初學柳誠懸，後參以黃山谷，瘦硬飛舞，有不可一世之概。」據說辛亥後，鄭隱居海藏樓，以鬻字為生，每字值白銀十兩。而當時北大、清華的教授工資也不過二三百兩。鄭隨意揮毫兩筆，就趕上教授們半個月工資了。民國有一位鄭氏書法的狂熱粉絲，名叫張謙，他身家頗豐，於是痴迷地收集其書法作品，集成《海藏書法抉微》一書，序言道：「私淑海藏凡十有五載，潑墨揮毫，無日不臨摹，久乃得其神髓，所作可亂楮葉，且搜羅海藏手跡，不遺餘力。先後所得，記五百餘幀，晴窗多暇，輒出展玩，琳琅滿目，蔚為大觀。」

同時，鄭的處事能力與膽識也絲毫不遜於其才藝。1900 年，總辦湖北營務處的鄭孝胥，被張之洞委以武建軍監操官。武建軍「初成時」，鄭「督教練、造營房」，「皆與其事」，「與此軍頗浹洽」。他講求西操，督操甚嚴，「操方半而雨至」，他「立雨中，不持蓋，久之，雨益大，乃令暫息。小頃復操，至四點半乃罷」，精勤可感。1903年，廣西「匪亂蜂起」，岑春煊奏請以四品京官調鄭孝胥任廣西邊防督辦。鄭深諳「不戰屈人之兵」之妙，經過縝密考察，採取要隘設伏、撫慰民眾的策略，「自是梟目擁眾跳竄邊內外者略盡」。

鄭孝胥曾言：「辦大事者以善用財為第一要著。」1896年，張謇與人合辦紗廠。至於如何簽訂合同，才能避免合資當中出現麻煩糾紛，張拿不定主意，一籌莫展。後來他還是向鄭孝胥諮詢，鄭不僅替他擬稿，還搭上一條妙計，張謇聞之連連點頭「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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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對聯

1900 年「東南互保」定約之後，英人意猶未盡，企圖推動劉坤一、張之洞「獨立」，英國領事託人致意鄭孝胥，「如南省張（指張之洞）、劉（劉坤一）二公能正拳匪之罪，則保兩宮、全中國、改傳教章程皆可辦到」，有意求其「為之言於南皮」，鄭孝胥遂於「風雨大至」中，「即復渡江」，「袍為雨濕，不可著，乃烘半干」，對張「極談不可失機之狀，至五鼓」，直至張「終畏葸不決而罷」。這等氣魄與膽量，恐怕不是隨隨便便一個士人所具備的。

當然，作為變世英雄，鄭孝胥難免得意忘形，自樹招展，偶爾也有侃侃高論、炎炎大言之舉。1905 年，鄭孝胥在廣西龍州，宴客演戲，「座客華洋百餘人，益以觀者千餘人。軍民歡呼，鼓吹殷地，煙火漲天，西人皆稱乃龍州第一次盛會」，鄭孝胥語以孟森：「我固有呼風喚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其實此事亦情有可原。鄭孝胥曾先後輔佐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岑春煊、端方、錫良等多位封疆大吏。長期遊宦，充當幕賓，自熏染蘇秦、張儀縱橫之術，范增、張良權謀之策，好使險弄奇，能言善辯，乃至好大喜功等表現，皆與此有關。

詩書雙絕，能帶兵，懂理財，如此全面之素質，孟森曾嘆服鄭孝胥：「將之良者，恆兼宰相器」。也難怪鄭孝胥睥睨群倫、顧盼自雄了。

待價而沽

鄭孝胥曾對人講：「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為。」其抱負的確不小。然而造化弄人，鄭屢屢同平步青雲擦身而過。

1895年，身為張香帥幕僚的鄭孝胥初出茅廬，進京拜謁帝黨領袖翁同龢，為言「今日之務四，曰：明賞罰，收利權，勸公商，務戰守」，得翁評價：「能見其大，亦為透徹」。孰料回到南京，因謁翁氏，令張之洞甚為不爽，一度將鄭逐出幕府。

三年後，「妄懷當世意」的鄭孝胥，望著紛擾熱鬧的變法大潮，自是按耐不住，再度入京。這一次，與 1895 年挾策自售不同，鄭孝胥是以皇帝召見進京。他躊躇滿志，「此去謁吾主，驚人須一鳴」。9 月，鄭孝胥見到光緒皇帝，「奏對約二刻，並呈說帖」，皇帝「謙挹異常，呈說帖尚未及案」，「引手受之」。四天後，鄭孝胥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若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政治素養再高超一點，若是光緒跟慈禧的關係再融洽一點，若是徐桐、剛毅等頑固大臣再忍讓一點，或許戊戌維新尚可持續，那麼憑藉卓越才幹，鄭孝胥三五年內躋身三品京官自當很有把握。怎奈天意弄人，康梁逃跑了、光緒被囚了、慈禧歸政了，作為變法附議者，鄭孝胥只得匆匆離京避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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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對聯

又過了三年，時間步入了20世紀。1901 年，清末新政剛剛拉開序幕，張之洞即言：「今欲行新政，得數人亦可舉耳：陳壁、張百熙、李盛鐸、錢恂、及座間鄭（孝胥）、黃（仲弢）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貞觀矣。」張氏看來，鄭「見得透，說得出，做得到」，「子之才籠罩一切，無施不可」。然而，這位能給朝廷帶來「小貞觀」的福建英才，卻遲遲得不到像樣的官爵，依舊過著游幕四方、籌謀劃策的日子。

志未達但心不灰，鄭孝胥自稱「倘竟有豪傑再起,必將求我，雖埋頭十年,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五年後，機會又來了。晚清素有「官屠」之稱的岑春煊啟用鄭孝胥，允諾若是助他扳倒慶親王奕劻、袁世凱集團，則上奏朝廷，授予要害肥缺。

面對這樣的良機，鄭孝胥卻首鼠兩端，耍起了滑頭。他一面幫岑春煊積極奔走，暗地疏通各類關係，一面又頻頻出現於端方府中。要知道端方與袁世凱乃兒女親家，屬於同一政治陣營，為了探聽岑春煊、瞿鴻禨等人之計劃，端連連向鄭示好，許諾一旦鄭提供有力情報，將來自當報奏朝廷，令其出任要職。一邊是岑春煊的厚望，一邊是端方的拉攏。鄭孝胥於是玩起了腳踏兩隻船的危險遊戲，對岑信誓旦旦，對端半推半就。1907年5月28日,岑春煊外放兩廣，被排擠出政治中樞，一度勢焰薰天的岑「勢大衰,無能為矣」。6月17日,被遣出京的岑春煊來到上海,希望鄭孝胥隨他赴粵處理政務，並許以廣東按察使之職位。誰料鄭便衣迎謁,淡淡一句「舊幕府鄭蘇龕,非以廣東臬司來見也」,個中意味不言而喻。而岑春煊外放那天,鄭孝胥與端方共飯,席間得到電傳上諭,鄭孝胥對端方說道:「雲帥宜謝病投閑數年,此好機會,不可失也」。其文人無行之秉性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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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書法作品

鄭朝秦暮楚的行徑，自然也沒給袁世凱留下好的印象。袁隨即緻密函給端方，道：「大謀(即岑春煊)既去,位置蘇公（鄭孝胥）,必將又松一步。為蘇計,大可趁此北來,在部浮沈數月,明此心跡,為將來大用地步」。可見袁對鄭尚疑心重重，極不信任。最終，袁、端決定讓鄭出任外省，這顯然與其進軍中樞的意圖背道而馳。鄭自然推辭不就，其邁向政治舞台的腳步,又一次戛然而止。

官場失意，鄭孝胥並不消沉，而是投身於地方立憲運動。1906年底，上海一幫名流成立「預備立憲公會」。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組織若要運轉得當，則必須由一名能力出眾、眾望所歸的人來擔當會長。大家一致認為鄭孝胥最靠譜，於是公推他為龍頭。出任此職，對鄭而言，可謂一箭雙鵰，一可以積聚人氣，養望以待；二也能以在野的身份督促清廷通過政治改革來固本培元。何樂而不為呢？在其主持下，「預備立憲公會」成為全國最大規模的立憲政治團體，其活動搞得如火如荼、有聲有色。當時立憲公會由鄭孝胥、張謇與湯壽潛三人執掌，堪稱親密無間的「三駕馬車」。三人在其中之角色與面貌，時人有如是有趣印象：「鄭、張、湯三君在今日號能任事者。設為挽車人：鄭所御馬車，輕駛自喜，且以餘閒調笑；張則拉車，飛奔喘息；湯推獨輪車，竭蹶委頓之狀晬於面、盎於背矣。」可知，無論從事什麼，鄭孝胥都是一副遊刃有餘的「瀟洒哥」做派。

然而，鄭之志向豈在組織大家搞立憲？這只是他以退為進、觀望時局的權宜之計。到了辛亥年，機會終於來了。1911年，清廷任命鄭為湖南按察使。說實話，這職務對鄭而言，本無太大吸引力。不過經端方和盛宣懷的運作，朝廷給鄭孝胥打包票，只要他走馬上任，湖南巡撫一職也會儘快給他落實。

面對如此誘惑，一意仕進的鄭孝胥，自然選擇了接受。

高開低走

上任伊始，鄭孝胥頗躊躇滿志，兩條腿也是格外的勤快。從6月下旬到7月中旬，他幾乎跑遍了在京所有滿漢大員要人的宅邸，兜售其救國之策。6月21日，鄭更是借入朝謝恩之機，向載灃進言，「痛論借債造路為變法之本策」。或許是覺得鄭的建議很給力，「攝政王屢頷，甚悅」。不久，《泰晤士報》也發表社論，認為「中國直省大員中，其辦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稱為優美明達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態度者，蓋久已寂寂無聞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員，抵掌而談，發揮所見，聆其議論，洵不愧為優美、為明達、為政治家也。此某大員即新任湘藩鄭蘇戡。」可謂極盡溢美之詞。一時間，鄭儼然已是扭轉頹勢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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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上海賣字

赴湘途中，鄭更是將新官上任之喜悅付諸筆墨：「余既出任世事，當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損我哉。」並立下壯志：「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攜炸彈而來，必先掃除不正當之官場妖魔，次乃掃除不規則之輿論煙瘴，必衝過多數黑暗之反對，乃坐收萬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觀其效！」其個人感覺實在好得不得了。

剛剛到任，鄭就被湖廣總督瑞澂又派回京師參與釐定省制行政，一待就是一個多月。此時的局勢已是暗流涌動。赴川路上的端方頻頻鴻雁傳書，希望鄭孝胥看在往日情分上，入川助其平靖亂事。鄭顯然不願「摸魚不成沾得一身腥」，於是多加推諉，並違心地規勸端方「蜀本無亂，帥節既臨，風潮自息。胥家累重，實難遠行。且外官制關係全局，竊願竭力終始其事」。甚至後來其對端的幾份來電，索性置之不譯。

然而，天下大局終究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十月，武昌首義，局勢急轉直下。在朝廷一再催促下，10月25日下午4點，鄭坐上赴津火車，晚上登上赴滬輪船。船在海上航行，鄭的心緒也隨之起伏。此刻的他，已全無四個月前的那股子豪情，「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飲鴆酒，饑渴未止，而毒已作。」對於當初出山做官的決定，他已滿心悔意。還是其至友陳寶琛的評價最為一針見血：「太夷（鄭孝胥）功名之士，儀衍之流，一生為英氣所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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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與龍州武建軍

29日，途經上海。鄭聞長沙已失，道路不通，便只好滯留滬上，躲進海藏樓做寓公。即使宅在家裡，鄭孝胥也難得消停，仍頻受革命黨恫嚇。如鄭孝胥言：「寄寓上海者大半附和革黨，惟余默然若無聞見，宜彼曹之忌我愈甚也。」革命黨人以鄭孝胥「必將以刀筆破壞革命」，屢屢投書威嚇，甚至挑釁：「三日內必殺汝，今日晚間可至門外試之」。惶惶不安之心情終日與其相伴。

顯然，若無辛亥革命，鄭孝胥仕途將一馬平川、飛黃騰達，直至總督開府也並非沒有可能。正當官運亨通、炙手可熱之際，卻被革命一盆冷水當頭澆下，斷送一片星光坦途，多情總被無情惱，你說鄭孝胥能不窩火嗎？然而畢竟已是無位無權，他只得在日記裡面發泄一下個人的鬱悶：

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於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夜，聞爆竹聲甚繁，於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

楊鈞在《草堂之靈》中，有這麼一段話，點評遜清遺老之生存情狀：「中興之時，國家統一，立身有所，勛業有名，大成小成，均能獲益。國變之後，局勢全非，『忠節』二字，完全無著，出力不知為誰，捨生尤為白死，加以事勢瞬息變遷，朝殺敵人，夕就斧鉞，晨享富貴，晚作窮民，即欲認真，無真可認。」就這樣，鄭孝胥裹著空洞不實的遺老外殼，亮出鄙視當下的孤傲姿態，迎來數個春秋更替，送走幾度寒暑輪迴。他看著袁世凱由大總統到洪憲皇帝，再終至眾叛親離、鬱郁而亡；也目睹了張勳率領辮子軍在紫禁城裡上演的復辟醜劇。別瞧他一副「大隱隱於市」的姿態，但暗地裡卻廣通八方聲氣，靜觀天下之變，時刻不忘復辟滿清小朝廷。1914年，鄭孝胥與康有為在滬交往頻繁，9月18日，「過康有為小談，余詢之曰：北去乎？康曰：恐無北去之理。余曰：北方皆亂臣，南方皆賊子，子將奚從！」不久，「康有為來言：日本輿論已全國一致，欲乘此時取中國，兼并南洋各島」。二人過從甚密，無非商議所謂「擁戴溥儀復辟登基」罷了。1917年底，鄭孝胥更是拉下老臉，與昔日部下陸榮廷通信，為其出謀劃策。次年1月，鄭同另一遺老胡嗣璦商談，今後應力勸張勳與陸榮廷聯手，方能復辟有望。

終於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國亂象的鄭孝胥在日記里寫下這麼一句：「余與民國乃敵國也。」這或許便為其後半生定下了基調。

此文收入《最好與最壞的時代（第一部）：局中人》（東方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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