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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在後輩中贏得持久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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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在後輩中贏得持久的名聲


圖:Paul Trevor



禮物


詩丨米沃什

譯 西川


如此幸福的一天。


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園裡幹活。


蜂鳥停在忍冬花上。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佔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並不使我難為情。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我不需要在後輩中贏得持久的名聲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1911年6月30日生於立陶宛。波蘭著名的詩人、作家和散文家,曾在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2004年8月14日上午,因患循環系統疾病在波蘭克拉科夫的家中逝世,享年93歲。主要作品有:《被禁錮的頭腦》(1950年)、《伊斯河谷》(1955)、《個人的義務》(1972)、《務爾羅的土地》(1977)。


《米沃什詞典》是米沃什親自經歷與見證的20世紀。與他一起到過人間的天堂或地獄的人,幾乎都已去了幽靈王國。本書是對那些靈魂的召喚,以文學這一永恆的紀念儀式,換取他們的片刻顯形。

我不需要在後輩中贏得持久的名聲



米沃什詞典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著丨切斯瓦夫·米沃什


譯丨西川/北塔



他用詞典這一相對客觀、抽離、高度濃縮的形式,以平靜、卓越的才智,將他的時代豐富層面的體驗,濃縮為一個個充滿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的詞條。那麼米沃什又是如何以詞條的形式寫作家的呢?今天與大家分享的就是米沃什筆下的兩位作家。



米沃什寫阿爾貝?加繆


阿爾貝?加繆。他出版他的書《反抗者》時,我一直關注著巴黎人對他的所作所為。他像一個自由人那樣寫作。但後來的事情表明人們不允許他那樣做,因為「反帝國主義」(即反美和擁護蘇聯)陣線有一種強制性。在薩特的《現代》雜誌上進行的那場醜陋的討伐中,發起攻擊的主要是薩特和弗朗西斯?讓松,很快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加入進來。那是在1951年,正好也是我與華沙決裂的時候。針對加繆,薩特寫道:「如果你既不喜歡共產主義,也不喜歡資本主義,我看你惟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島。」


加繆給我的禮物是他的友誼。他為伽利瑪出版社工作。該出版社有他這樣一位同盟者十分重要。加繆喜歡由讓娜?赫什翻譯成法文的我的《伊薩谷》的文稿。他告訴我,我的小說讓他想起托爾斯泰有關其童年的寫作。


我與伽利瑪出版社的關係並不融洽。由於我獲得了歐洲文學獎的緣故,他們出版了我的《對權力的攫取》,隨後又出版了《被禁錮的頭腦》,但後一本書從沒上過書店的書架。我不無理由懷疑是負責圖書發行的人出於政治原因聯合抵制了這本書。他們根據加繆的推薦出版了我的《伊薩谷》,但據出版社財務處的人講,這本書根本就沒賣出去過,與此同時,有人從非洲給我捎來了一本該書的第四版。加繆死後,我在出版社就沒了幫我說話的人。根據我與他們所簽合同中規定的出版社優先選擇權,我把賽迪爾翻譯的我的《故土》交給他們。但是當時負責外國文學編輯室的狄俄尼斯?瑪斯科洛,一個共產黨員,把他交給了耶日?里索夫斯基(一位當時正住在巴黎的波蘭共產黨員),要他評估這份手稿,實際上是希望他把這份手稿槍斃掉。這就像19世紀沙皇的駐外使館被要求評估那些政治流亡者。里索夫斯基寫了一份奉承的書評。他們出版了這本書。此後,我決定不再和這家出版社打交道。


我記得同加繆的一次談話。他說他是個無神論者,他問我,以我之見,要是他把孩子們送去領第一聖餐是否合適。當時我剛去巴塞爾拜訪過卡爾?雅斯貝爾斯回來。我曾問雅斯貝爾斯我是否應將我的孩子們培養成天主教徒。雅斯貝爾斯回答說,他作為一名新教徒對天主教並無偏好,但必須根據孩子們的信仰培養他們,只要給孩子們接通聖經傳統,以後他們會自己做出決定。我差不多以同樣的說法回答的加繆。


米沃什寫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


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教過一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課。人們多次問我為什麼不寫一本關於他的書,我總是回答,關於他,人們用各種語言已經寫出了整整一座圖書館,而我又不是一個文學研究者,我至多是一個研究者的遠房親戚。不過,說實話,我不寫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要寫的話就得基於懷疑。但沒有信任就寫不成。在對歐美思想的影響力方面,其同輩人中除了尼采,無人能與這位偉大的作家比肩。無論是巴爾扎克,還是狄更斯,還是福樓拜,還是司湯達,現如今的名聲都趕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盡人皆知。他所使用的小說形式,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後),沒有人成功地使用過,只有喬治?桑曾經嘗試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這種形式呈現了他對一種廣闊現象的診斷,即對宗教信仰的侵蝕(the erosion of religious belief)。他從內心深處體驗到這一點,並對它有一種徹底的理會。後來證明他的診斷是正確的。他預見到俄國知識人頭腦中這種侵蝕的結果。正如盧那查爾斯基公開承認的那樣,《被佔有者》(通譯為《群魔》)和《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預言了俄國革命。


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先知,但也是一位危險的教師。巴赫金在其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的著作中提出一個假說,認為復調小說是俄國作家的發明。復調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一個如此現代的作家:他聽到了說話的聲音,許多人說話的聲音,在空氣中相互爭吵,表達著相反的意見———在文明的當下階段,我們難道不是被這種混亂的吵鬧聲所包圍嗎?


不過,他的復調性有其限度。在其復調性背後隱藏著醉心於信念的人,即俄國千禧主義者和彌賽亞信仰者。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個描寫波蘭人的場面,其愚魯的諷刺不適合這部作品的嚴肅性。人們很難想出比這更不具復調性的場面了。對伊凡?卡拉馬佐夫這個人物的處理產生了比復調性所能允許的強烈得多的情感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些失言之處,這損害了他的偉大。為了維護他的偉大,有人將理論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作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區分開來。巴赫金的假設在這種努力上幫了大忙。然而實事求是地看,你可以說如果沒有俄國彌賽亞信仰者和他對俄國的富於激情的關注,那就不會有國際性作家。不僅僅是他對俄國的關注給了他力量,他對俄國未來的恐懼也迫使他寫作以發出警告。


他是一個基督徒嗎?不清楚。也許他認為他會變成一個基督徒,因為在基督徒之外他看不到使俄羅斯獲得拯救的可能。但是,《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結論使我懷疑他所觀察到的那種毀滅性的力量是否在他的心裡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砝碼。純潔青年阿遼沙帶領著他那像童子軍一樣的十二個學生娃,這是否折射出基督教的俄羅斯有能力將自己從革命中拯救出來?這有點太甜蜜了,而且有點媚俗。


他甩脫了媚俗。他尋求有力的味道。世界文學中的罪人、反抗者、異常的人、瘋子,首先棲身於他的小說。在他的小說中,似乎沉入罪孽和恥辱的深處是獲得拯救的條件。但他創造了地下人,像斯維蒂蓋羅夫和斯塔洛夫金。儘管他是他所有的人物,但有一種理解認為,有一個特殊的人物最接近他本人:伊凡?卡拉馬佐夫。因此,列夫?舍斯托夫懷疑,不是他的正面人物佐西瑪和阿遼沙,而是伊凡,表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信仰最終的無能。在我看來,舍斯托夫所論不錯。那麼伊凡表明了什麼呢? 他退還了造物主的「入場券」,是因為那孩子的一滴淚,然後又想起他自己編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其含義令我們得出結論:如果在基督的標誌之下不能使人們獲得幸福,那麼你就得通過與魔鬼合作來使人們獲得幸福。伯迪亞耶夫寫到,伊凡的性格是「錯誤的過度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也是如此。


在致馮維辛夫人的信中他寫到,如果命令他在真理和基督之間做一個選擇,他會選擇基督。那些將會選擇真理的人大概更值得尊敬,即使真理表面看來否定基督(正如西蒙娜?薇依所說)。至少他們不曾依賴他們的幻想,並且不曾以他們自己的形象來創造偶像。


有一個原因使我傾向於一個溫和的判斷:即列夫?舍斯托夫是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為他的悲觀哲學找到的靈感。對我來講舍斯托夫極其重要。正是由於對他的閱讀,約瑟夫?布羅茨基和我才得以在智識上相互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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