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生女憶蕭軍：躲藏了30年的我從未喊過一聲「父親」

鮑旭東

我從未與自己的父親在一個屋檐下生活過一天，也從未喊過一聲「父親」。這一切只因為我的父親雖然是文壇宿將蕭軍，但我的生母卻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

父母愛情

當年，北京市西城區鴉兒胡同48號是我外公張公度的家。我母親張大學是他唯一的女兒。

1951年，44歲的蕭軍正處於人生最艱難困苦的階段。被扣上「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名，被排擠出文壇。為了有個好的寫作環境，蕭軍租住了外公的小樓。當時，母親正處在失戀的陰影中，她與一位大學同班同學戀愛。但這樁戀情遭到外公反對。母親被迫終止與對方交往，但心中的鬱悶與日俱增。

就在這樣的境遇中，她與蕭軍不期而遇了。

對於作家蕭軍的名字，張大學並不陌生。她和當時許多青年人一樣，把蕭軍看作傳奇人物和偶像。

張大學留給蕭軍的第一印象也很好、很深刻：「你媽媽當年很像蕭紅！但是又比蕭紅文靜、漂亮！」－－這是多年後，父親親口對我說的。

蕭軍和張大學接觸的機會多起來，他們談話的內容也多了：談文學、談革命、談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緣。了解到張大學的家庭以及她失戀過程的前前後後，蕭軍又對她多了一份憐惜。

一個周末傍晚，張大學在屋裡寫東西，蕭軍從外面經過，看到燈光較暗，就說，「換個大些的燈泡吧，別把眼睛看壞了！」這簡短的話語，從看似粗線條的蕭軍口中說出，顯得格外溫暖。她一下被感動了。而她也用自己的善良熱情關心著處於人生低谷的蕭軍。

張大學的字寫得很漂亮，蕭軍那部命運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礦山》的書稿抄寫，便出自她的手筆。她還曾幫助蕭軍把通過周總理送交毛主席的信送了出去。這種患難之交的感覺，迅速拉近了他倆的距離。

我的出生

1952年夏天，張大學發現自己懷孕了。

這在當時絕不是小事。蕭軍決定離婚，給張大學一個婚姻。但氣急的外公堅持讓女兒立即去打胎，並執意要把蕭軍告上法庭。女兒為了愛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狀。盛怒之下的張老先生決定與女兒斷絕關係。那時的張大學住在學校，默默承受著周圍異樣的目光。但是預產期臨近，總不能在宿舍里養孩子啊！

萬般無奈之下，張大學在奶媽的介紹下在蔣家胡同找到一位姓包的單身女人。就這樣，蕭軍陪著張大學見到了包媽媽。張大學對包媽媽簡單地、有所保留地說了自己的處境，希望在她家裡坐月子，以後還要幫助照看將要出生的孩子，包媽媽答應了。由於張蕭二人年齡懸殊較大，為了不讓別人生疑，就謊稱張是蕭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請蕭陪同前來。

這一臨時編排的說法，後來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種另類關係－－我出生後直到蕭軍去世，一直稱呼他為「大爺」，稱呼他的妻子王德芬為「大娘」。

1953年3月17日清晨，我在北京同仁醫院出生。父親為我取名蕭鷹。文革期間，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給父親增加「罪行」，我改名為「鮑旭東」。我出生後，蕭軍答應給張大學婚姻的承諾，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因為王德芬不肯離婚，他們已經有了五個兒女。

張大學決定離開蕭軍、離開北京。而她作為未婚母親，不可能帶著初生的嬰兒奔赴工作崗位。我就這樣留在了蔣家胡同，留在了包媽媽家裡。

1957年，張大學在遠離北京的他鄉結婚生子，落地生根。儘管一生都在為與蕭軍的關係承受痛苦，但她從未抱怨過蕭軍，反而一直在關注他、關心他。

母親曾經親口告訴我這樣兩件事：

大概是1956年，張突然收到蕭軍的一封簡訊，內容極為簡單，可以歸納為三條：一、我要出門，不要給我來信，我會與你聯繫。二、燒掉所有我給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推到張公度身上，就說是他用你拉攏腐蝕我的。

張大學的心再一次被深深傷害。她不願相信自詡「不許人間搖尾生」的蕭軍會出這樣的主意。但她還是照做了。母親的解釋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煩！」

另一件事發生在1961年。當時生活物質極為缺乏，蕭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營養極差、身體不好。母親回京生她的第二個孩子，住在外公家裡。有一天，趁外公出門之際，母親立刻招呼蕭軍過來，把通過特供買來、給自己補身體的大蝦端給他吃，還不斷地催促，「你快點吃，別讓老爺子回來碰見！」

這就是我的母親，真是「歷盡苦難痴心不改」了！

舐犢情深

「文壇鬥士」蕭軍其實也有著溫柔細緻的一面。對於他那深藏在心底的舐犢之情，我是別有體會的。

從我出生住到包媽媽家裡，直到文革開始之前，蕭軍每月都要去看望我。他曾不無得意地對張大學說：「要是把小鷹放到鴉兒胡同，那就是一個隊伍的！」－－意思說我與他其他兒女長得很像。

1966年，文革前夕，我上六年級了。一天晚上，蕭軍又來看我，臨走時讓我送送他。路上，他告訴我：「你知道么？我是你的父親」。 那晚，在路燈昏暗的小路上，蕭軍簡單講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並承諾等到我18歲時，會把一切都講給我聽。

然而，很快文革開始，我的父母都沒了音信，我也徹底成了包媽媽家的一員。十年，一個孩子成長中不可復得的非常歲月，他們卻都無奈地錯過了。1979年，我從報紙上看到蕭軍平反的消息，就趕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他復出了，要重新以作家身份開始工作了。

1984年秋天，接到蕭軍的電話，讓我去他家。我到了才知道，原來是大娘說縫紉機不好用了，讓我來給修一修，大娘去看電影沒在家。事情本來沒什麼，可是當我幹完活，想著自己居然是以外人身份來到自己父親家裡，多年的委屈湧上來，我張嘴就沖著蕭軍問道：「你今天要是沒這件事，是不是就想不起我了？」

作為父親的蕭軍此刻肯定感覺到了女兒心裡積鬱的委屈。他語氣凝重地對我說：「我是你的父親，你是我的女兒，這裡也是你的家，你隨時都可以來！你對誰、在任何場合都可以這麼說！這些都是事實……」

哪知道，他這番話勾起我沉積在心裡多年的辛酸。百感交集之下，我不假思索地反駁道：「你以為誰稀罕做你女兒？我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在哪兒？」

蕭軍聽到這些，神情凝重地看看我，慢慢地說：「是啊！他們都在我身邊，就苦了你一個人！是我對不起你啊！」聽到這話，早已忍不住的淚水終於流淌下來。我是唯一一次在父親面前哭泣。

最後一面

1988年4月17日，我突然接到蕭耘（蕭軍的女兒）的電話，說是蕭軍病重，想見我。當我踏進病房的一剎那，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疾病已把一個魁梧健壯的蕭軍折磨得變了樣：整個人似乎縮小了一半，頭髮全白了。為了能讓自己坐起來，他雙手用力抓著拴在床頭的帶子。我走到他身邊，他費力地從枕頭下拿出一份北京日報，指著上面一段文字讓我看。報紙上刊登著一條消息，是北京市服裝設計大賽的獲獎名單，我的名字列在榜首；消息用紅筆圈出，旁邊還有一行紅鉛筆寫的小字「小英得獎」，字跡帶著顫抖的痕迹，我看出那是父親的筆跡。那該是他費了多大勁才寫上去的啊！我拚命忍著，不讓眼淚落下來。

那天，在我面前，他堅持不肯躺下。這，對於水米不進的他太困難了。我明白，他在用他最後的力量把他鬥士的形象留給女兒。為了不再消耗他那僅存的體力，我忍痛告辭。臨別之際，父親握住我手依依不捨地叮囑道：「一定要好好生活，我祝你前途無量。」我俯在他耳邊，輕聲安慰他要好好養病，說我還會再來看他……誰知道，這竟然是我和父親見的最後一面。

1988年6月22日，父親去世，當時我正在南京出差。我心中似有所感，一整天惶惶不安。直到接到北京長途，知道父親在當天凌晨，永遠地離去了。我沒有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我的身世當時對公眾還是個秘密。背負著父輩隱秘的我，只能默默獨品失去父親的哀痛－－因為我想維護他，想維護他與母親之間那苦難的戀情……我相信父親是懂得我的良苦用心的－－因為他是我的父親，因為我們血肉相連。載於《知音集結號》2015年4月刊，摘自《國家歷史》知音頭條編輯/王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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