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何執意六次北伐中原？

文/格瓦拉同志

讀過《三國演義》的朋友一定對諸葛亮六出祁山的故事有所熟悉，然而每每令人不解的是：諸葛亮為何在「益州疲弊」的情況下，接連六次出師北伐曹魏，即使屢屢碰壁、無果而終的情況下，依然矢志不渝，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

諸葛亮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況下，仍一意孤行地執行這項艱巨的任務到底是為了什麼？個人認為不外乎下面幾點原因：

1、爭的是法統。法統（legal foundation of the domination）又稱正統、道統，按照現代政治學的定義，是統治權力的法律根據，是指導法律實踐活動的總體精神，即法律實踐活動所要實現和維護的價值。按照中國古代的觀念，就是在出現國家分裂或叛亂，出現多集團割據、對峙的情況下，應該由誰來代表國家來進行統治，誰才是「真命天子」。

蜀漢政權的創建者劉備一直以「正統」自居，經常打著「大漢皇叔」的旗號四處奔走，撈取政治資本。曹魏代漢之後，劉備割據四川稱帝，以劉漢政權的繼承人自居，不承認曹魏政權繼承漢室正統地位的合法性，自然也就以「北伐滅曹」、「奪回正統」為基本國策。可以說，「北伐滅曹」不僅僅是劉備的政治口號，而且也是蜀漢政權的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是其在益州地區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是蜀漢君臣畢其一生都要追求的政治抱負。

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坦承，「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這便是對蜀漢政權從事北伐事業原因最直接的說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哪個皇帝在位，無論哪個權臣掌權，都不能邁過「北伐滅曹」的這個門檻。國家強大時，自然要大規模北伐；國家衰微時，也同樣需要進行小規模的騷擾。如果不如此，則蜀漢政權將徹底地淪為「僭偽政權」、「叛逆集團」，失去其在益州地區的統治基礎。

2、為理想獻身。諸葛亮的出世始於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而他甫一出場，便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對劉備和盤托出，這便是流傳千古的《隆中對》。其中提到「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佔據荊、益二州，與曹魏、孫吳集團首先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然後結好孫吳，乘天下大變之時，由宛洛、秦川分路北伐，滅曹興漢，完成統一事業，這是諸葛亮為劉備做的戰略大規劃，也是諸葛亮畢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報復。既然諸葛亮選擇了劉備集團，選擇了以曹魏為對手，那麼政治理想的驅動，就不能不促使他堅定不移的從事北伐事業。

3、要信守承諾。劉備與諸葛亮的關係已經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君臣關係，同時具有親密的同志、朋友關係，是一種「魚水」關係（劉備語）。劉備需要借用諸葛亮的智慧與戰略，諸葛亮則需要倚靠劉備的實力與人望，共同來完成艱巨的北伐事業。是共同的政治理念將他們結合到了一起，也決定了二人相似的政治命運。

劉備建國後不久，便與孫吳開戰以爭奪荊州，其真正的原因絕不是為了報關羽、張飛的私仇，而是為了「跨有荊、益，保其岩阻」，建立兩路伐曹的基地，實現《隆中對》中提出的政治抱負。然而，劉備驕兵致敗，黯然辭世於白帝城，臨終前只能將未竟的北伐事業與兒子託付給了諸葛亮。作為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深受知遇之恩的諸葛亮滿懷忠君愛國思想，自然責不旁貸的接過先主未竟的事業，畢其一生以實踐之。

所以，即使在「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天下存亡之秋也」的時候，諸葛亮依然不敢懈怠，不敢荒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從事北伐事業。因為，他不能有負於主人的寄望，不能有負於一個親密戰友、朋友、同志的囑託，更可況這更是兩人共同的政治抱負！

4、忘戰則必危。諸葛亮之所以執意其北伐事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簡單來說便是想以戰養軍，以戰求和。我們看四川這個地方，四周有山川之阻，境內則是一個大平原，土肥水美、物產豐饒，著實是一個四塞之國、天府之國。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民，一般只要沒有大的戰亂，便可以過上一種富足、自保的生活，沒有多少向外擴張的動力。久而久之，容易滋生一種自滿、懈怠的作風，體現在軍事方面，則是典型的軍備廢弛。歷史上割據四川的政權，無一例外都沒能走出這塊盆地，反而最終都成為被統一的對象。先前的公孫述政權如此，後來的蜀漢、成漢、前蜀、後蜀、明夏、大西政權亦概莫能外，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豐饒的生活銷蝕了進取的意志，美妙的溫柔富貴鄉變成了他們的埋葬場。

所以，割據四川一隅之地的蜀漢政權，面臨著一個現實而嚴峻的選擇，是走出盆地，從事一種極其艱難的北伐事業，通過戰爭的手段來達到訓練士兵、整頓軍備，時刻保持旺盛戰鬥力的目的；還是，安居益州，滿足這偏安富足的生活，在迎接那亡國的命運之前，盡情的享受榮華富貴。歷史選擇了諸葛亮，選擇了他那條執著不渝的北伐之路。走出去，跟北方強大的政權角力，雖然明知不可為但依然要為之。因為只有主動發動戰爭，才能凝聚人心，整頓軍備，保持戰鬥力，進而實現以戰求和，穩固政權的目的。

這一點，在諸葛亮的《後出師表》中有明確的記載：「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由此可見諸葛亮北伐用心良苦。

5、時運不我待。諸葛亮一而再、再而三的從事北伐事業，每每碰壁之後也不改本心，還有一個原因便是希望通過主動出擊來製造曹魏的內部動亂，尋找可以實現突破的機會，在一個時運不我待的局面下來爭取改變的方式。

然而，自曹魏政權建立之後，一直並未出現如諸葛亮所期望的那種變局、亂局，北方政權的日益穩固，不僅增強了其實力，也漸漸的改變了民心思漢的心理基礎，其對蜀漢政權的威脅也與日俱增。同時，隨著老一代將領的相繼凋零，新生代將領由於缺乏威望以及對北方戰場的深入了解，使得蜀漢自身的戰鬥力在不斷的弱化。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痛陳：「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分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由此可見情形之危急。

如何破解困局，將北伐事業繼續下去，保存恢復正統的一線生機？諸葛亮需要做的只能是靠先發制人，在戰爭中訓練士兵、保持戰力，不斷尋求可以實現突破的機會。這是一種令人煎熬、痛苦的尋覓、探索，是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偉大精神在諸葛亮身上的真正體現，「既然選擇了遠方，便要風雨兼程」，此之謂也！

為政治理想而執著終生、死而後已的諸葛亮最終還是沒能完成北伐滅曹事業，其中的用人失誤、後勤不足、戰術不當等等只不過是導致其失敗的次要原因，導致這種情況出現最主要的還是那虛無縹緲而又重要無比的「天命」問題。因為曹魏政權的異常穩固，使得實施北伐大戰略的「天下有變」、人心思漢的前提條件喪失；因為荊州的喪失，使得「跨距荊、益」、分路北伐的策略失去可能；更因為，諸葛亮其實只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治國者，但恰恰不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他的長處在於謹慎、勤奮，而短處則是缺乏好險用詐的戰爭謀略（從不同意魏延出奇謀經子午谷奔襲長安可見一斑），而後者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在不利的局面下開創有利局面必備的素質。

諸葛亮終究是敗了，但是在一向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他卻能升華為聖人甚至是神，成為後世士人大夫的精神導師。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他那份偉大的家國天下情懷，那種為理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執著，還有那千金一諾的履約精神。所以，雖然已故去千年，但定軍山下那座孤墳卻早已成為讀書人敬仰崇拜的聖地，閃耀著穿透千年的動人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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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瓦拉同志 老蘇有話說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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