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熱，沙塵暴，星期天，所以他們火燒了趙家樓
從天安門往南，出後來拆除掉的中華門，往東交民巷進發，到美國使館前，隊伍停下來，羅家倫等四名學生代表去遞交「說帖」，卻沒能見到美國公使芮恩施——五月四日是星期天，公使先生休假去了。
陳其樵，1919年一名普通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五四運動」爆發七十年後，他當年的日記得以發表。
五月四日的日記，頭一句是「前日著棉，今日著單，北京氣候之不定如此！」在關於「五四」的宏大敘事里，天氣算什麼呢？可是在北京住的人，都能體會那種冬天突然就跳到了夏天的感受吧？正如陳平原指出的：「衣著與天氣配合，卻關乎遊行者的心境。」五月四日那天，據王統照回憶，「一清早雖還有點微涼之感，午間卻已煩熱」，許多學生上午就往天安門進發，「穿長袍的佔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
陳同學大概並不是非常激進的學生，而且他因為剛種了牛痘，有些發燒，所以雖然知道國民大會一點鐘開始，午飯後還是先睡了兩個小時，才趕往天安門廣場，這時大概已經快到兩點半了，因為連被教育部代表勸阻多時的北京大學學生也已到達，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三千餘人。天安門前放著方桌，有人輪流上台演講，但晚到的陳其樵想必也與大多數人一樣，「站在一層層的人群中間，又沒有擴音器」，聽不太清演講者的語音，但大意是了解的，跟著大家呼口號就行了。
北大學生在街頭演講
陳其樵本來打算聽完演說便回校休息，但演說已完，大家並未散去，隱約聽見要去遊街，他「自度體力尚可步行十里，乃向尤君索一白布旗，上書『還我青島』，同大隊前進」。
從天安門往南，出後來拆除掉的中華門，往東交民巷進發，到美國使館前，隊伍停下來，羅家倫等四名學生代表去遞交「說帖」，卻沒能見到美國公使芮恩施——五月四日是星期天，公使先生休假去了。使館留守人員只答應收下並轉呈說帖。學生代表轉而要求遊行通過東交民巷，使館區巡捕以辛丑條約禁止中國人進入使館區為借口，阻止學生入內遊行。學生強烈要求，該巡捕聲明要和美國總統府「電話磋商」。結果電話往返達二小時之久，毫無結果。
遊行隊伍懷著滿腔憤懣（「自己的國土，不准我們的隊伍通過？使館界！什麼使館界？是我們的恥辱！」），又不能掉頭，只好往長安街上進發，這時，「大隊中間與後面的學生還不明白第二步的目的地所在，紛紛傳問」，大隊前面傳達過來，說要去「趙家樓」，大多數學生都很迷糊：「趙家樓在哪裡？」「誰住在趙家樓？」
這象是一個臨時的動議，雖然也有人知道「今天早晚總會找到曹汝霖的住處與他清算」，但手裡只有羅家倫擬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白旗上也只寫了「收回山東權利」、「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等字，於是一邊行進，一邊在白紙上寫好：「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沿途向市民散發。
《北京全體學界通告》
北京的馬路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麼寬，隊伍向著東單牌樓緩慢地移動。諸多回憶中，王統照的感受是最真切的：「那天，我預料到午後的天會熱，外面只穿了一件愛國布的單長袍，可還覺得格外沉重，一頂呢子禮帽不時摘下來當扇子遮著陽光，扇扇塵土。北京的街道在那時本來就是灰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陣風一起，加上這幾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滾滾的塵霧，直向鼻孔口腔中鑽來。在焦熱的空氣中，大家的激情奮發，加上一路不停的高喊，口乾舌燥，有些人的聲音已經嘶啞，便把手中的小白旗與帽子、手絹一齊揮動起來。」
天氣與心情配合，從這個時候開始，這就不再是傅斯年、羅家倫期望中的「有紀律的抗議」了。九十年來，層層密密的回憶、敘述、議論，將這一天包裹得面目全非。五月四日，在各方勢力的爭奪、遮蔽與形塑之中，變形成各式各樣的「故事」與「演義」。
比如說，誰先提議去趙家樓？誰翻的窗？誰墊的腳？誰開的門？誰發現了煤油？誰點了火？……尤其是「點火」這個關鍵環節，等不到後來，當時便已謠言四起。出版於當年九月的《五四》一書列出了起火原因的四種說法：
「（一）謂群眾覓曹氏不得，故毀其宅以泄忿；（二）謂曹氏眷屬縱火，冀驚散眾人以免曹氏於難者；（三）謂群眾毀曹傢具，誤損電燈，流電起火者；（四）謂曹宅僕人乘亂竊物，放火滅跡者。以上四說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無人能證明之者」
四種說法，為何莫衷一是？不在於聽者「能夠」相信什麼，而在於不同的所者「願意」相信什麼。
學生放火一說，當然泄憤解氣，但在1919年5月，如果認同這種說法，豈非坐實了學生的刑事罪名？
官廳與營救學生者，自然傾向於相信「誤損電燈，流電起火」之說，這樣一來，誰也沒有責任，學生可以釋放，曹家也可免於追究。何況英文《字林西報周刊》採用此說，對國際輿論也比較好交代。
曹家僕人竊物之說，更像是民間社會的揣度傳聞，或許也非空穴來風，但在後世的敘述者看來，將愛國運動的大義與曹家的主僕家務糾葛在一起，未免太過鄙俗，此說遂漸漸湮沒。
曹家放火一說，估計是當天的情境使然。你想大家正在摔櫃打凳、悲欣交集之際，人多手雜，突然火光大起，難保不懷疑是「賣國賊的陰謀」，1919年8月出版的《青島潮》便是如此敘述：「未幾，火起，眾大憤，始知曹將燒死學子，以為泄忿計。」四十年後，當事人楊晦還是一口咬定曹家放的火：「這些無恥政客，國都可以賣，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一放火，造成學生的刑事犯罪，豈不就可以逮捕法辦了嗎？」雖然此說沒有什麼證據，但卻是憤懣難當的學生們更「願意」相信的傳言。
曹汝霖的住宅並非深宅大院，三千學生能進去不過是一小部分。陳其樵就沒能進去，只聽見前頭亂紛紛，一會兒說「進不去」，一會兒說「進去了」，又說「打東西呢」，又說「逮著人了」。陳其樵擠不進去，與同學一起繞到曹宅後門，看見「巡警數十人持槍守住」，此時，「忽見宅內火起。巡警大呼：『火起，請學生速整隊歸去！』」於是他們就隨著大流，穿過東安市場，散歸學校。回到公寓，看見好幾位同學早已回來，正吃飯呢。陳其樵還未退燒，晚飯只吃一個雞子兒。
火燒趙家樓
晚飯後，有同學去北京大學打聽情況。其他人聚在公寓，直等聽到了「北大被捕二十三人、高師被捕八人，蔡元培答允明日全力營救」的消息，才上床就寢。這時已是5日凌晨一點。
睡前，陳其樵按習慣地記日記，在末尾他寫道：
「今日學生之舉動，非原意之所及。一時激起眾怒，始破扉而入，打傷賊頭。若有計畫如此下手，前後同時把住，曹、章兩賊恐難逃活命！章賊受傷甚重，性命不甚可保；曹賊雖未被打，想已膽破心驚矣！痛快！痛快！願其餘賣國賊看樣！願天下人從茲警醒！」
從陳其樵的感言中，可以感受到北京高師的氣氛是比較激進的。只是陳其樵大概也沒想到：他的高師同學匡互生等人，早就有了下手的「計畫」，而且，放火的念頭，也不是到了曹宅才臨時湧現的。
5月3日晚，北大法科大禮堂各校大會的同時，匡互生等人在北京高師西花廳密謀，決定次日遊行後，給賣國賊一點教訓。為此他們去了廊房頭條照相館，去認清楚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長相。他們從高師附小曹汝霖兒子那裡，探聽到了曹宅的地址。他們甚至出門時便已帶上了「火柴與小瓶火油」。這一點，羅家倫直到在曹宅現場，看見高師的兩名學生「自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來」，才如夢方醒：放火的，原來是他們！
楊早著「新史記系列」之《野史記（修訂本）》《說史記》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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