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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後,瀋陽九君子冒死向國聯遞交日軍罪證

摘要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得知「國聯(聯合國的前身)調查團」要來中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銀行家鞏天民為首的瀋陽9位愛國知識分子,便自發組成了「國聯外交愛國小組」。


九一八事變後,瀋陽九君子冒死向國聯遞交日軍罪證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門前的「殘歷碑」。本報記者 陸培法攝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是一個必須記住的時間:


「夜十時許。日軍自爆南滿鐵路柳條湖段,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遂攻佔北大營。我東北軍將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國難降臨,人民奮起抗爭。」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門前的「殘歷碑」,以這樣高度濃縮的形式記錄著一段歷史。


事變一周內,日軍便佔領了東北30多座城市。

鐫刻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石雕枱曆上的這段文字,深深地刻在石頭中,也隱含著雕刻者把這段話刻進每個中國人內心的期待——時刻提醒國人「勿忘國恥」。


一個細雨蒙蒙的日子,記者專程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地瀋陽採訪。



瀋陽「九君子」 青史永留名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得知「國聯(聯合國的前身)調查團」要來中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銀行家鞏天民為首的瀋陽9位愛國知識分子,便自發組成了「國聯外交愛國小組」。他們在日軍一邊實行白色恐怖、一邊銷贓滅跡的情況下,冒死行動起來準備向國際社會揭穿日本侵華罪行。


要知道,獲取每一件罪證都是驚心動魄的。比如,日軍把持偽滿洲國財政的證據布告,貼在財政廳大門前,那裡時刻有日軍站崗。負責拍照此證的畢天民,偷偷爬到對面一家商號房頂,長時間等候陽光直射到布告才拍照成功。「愛國小組」秘密奮鬥了40多天,搜集到幾百份珍貴材料,最後經整編,形成了一份400多頁的英漢雙語彙編文件,包括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東三省到處殺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國主權及日軍一手炮製偽滿洲國等內容。他們準備將此文件交給調查團團長李頓。

瀋陽「九君子」輾轉再三,終於將這份生死文件交給李頓,並秘密同他們面談。這份材料成為《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對日軍侵華行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據。


報告書一經國聯公佈於世,日本立即陷入國際輿論譴責的被動局面,不禁惱羞成怒,宣布退出國聯,並悍然縱兵入關。


報告書雖沒能制止日本對中國的繼續侵略,卻對中國政府丟掉幻想、決心實行全國抗戰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一個十分顯著的地方,記者看到:一份名為「TRUTH」的系列檔案揭開神秘面紗。這份檔案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瀋陽的鞏天民等9人冒死向國聯調查團遞交的日軍侵華罪證。


去年9月16日,遼寧省檔案局(館)舉行捐贈儀式,鞏天民的後人把這份材料獻給國家。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將此作為鎮館之寶,列出了專門展區。中國抗戰勝利後,這份侵華罪證的原件80多年來一直被存放在聯合國日內瓦圖書館,直到鞏天民的後人將其找到並複製了這份檔案。


復原北大營 刻著血與淚



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院落中,橫放著一個由鋼筋混凝土製成的石碑,碑身造型與炸彈尾翼非常相似,人們習慣稱它「炸彈碑」。無言的石碑靜靜地躺在那裡,它是日本侵略者殘暴與囂張的見證,也承載了中國人民的血淚與屈辱。這座「炸彈碑」很有故事,它最初的所在地附近,正是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在柳條湖製造爆破的地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瀋陽人民將該碑推倒,此後40多年的時間裡,這座碑一直橫卧在鐵路旁的荒草中。1991年九一八事變60年之際,該碑由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收藏。


大東區柳林街2-9號,位居鬧市,卻又遠離鬧市。老舊平房在其身後高樓映襯下,顯得有些落寞。

儘管80多年前這裡是瀋陽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學童都耳熟能詳的北大營,但記者在這裡看到,這個曾拱衛瀋陽城的軍營,與往昔一樣的只有其延續下來的名稱,在斑駁的陽光中,陪伴它的是泥土小路和瘋長的雜草。


參與北大營遺址公園考察的專家,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副會長、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教授王建學和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淪陷研究室主任張潔向記者透露,北大營抗戰廣場文化目前還是初步設想,今年要進入實施準備階段。抗戰廣場將依託北大營地區新近發現的100多年前的東北軍陸軍7旅620團的3座現有營房來建設。


王建學表示,目前發現的這座百米長的營房內仍有十來戶居民居住,全部用磚都是青磚,這種磚是民國初期特有的;窗戶一個挨著一個,具有東北軍營的特點;鐵皮瓦屋頂至今仍保留著,實在太難得了,但其他兩座營房損毀嚴重。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3座百米長的東北軍北大營營房即將再現原貌。


日軍炮擊北大營,第一發炮彈的落點,時隔80多年還能找到嗎?「日軍首發炮彈並沒有擊中北大營。」王建學說,但日軍佔領瀋陽後在炮擊北大營的第一個彈坑處修建了紀念塔,抗戰勝利後,塔被推倒,基座尚存。


他說,現在已經有證據表明,九一八之夜,最早被駐紮在北大營的東北軍打死的侵華日軍是日本關東軍步兵伍長新國六三。被東北軍打死的還有一個叫增子正男的士兵,此外有23名侵華日軍被打傷。這也再次證明,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並不是沒放一槍一炮就把瀋陽城拱手相讓。一些底層官兵冒著「抗命殺無赦」的危險,打響了抗日第一槍。「北大營的重要性源於它是九一八事變中打響抗戰第一槍的發生地。」


對於九一八之痛,王建學曾向英國記者、西班牙記者有過如下揭露:


「九一八這天是中華民族的國難日,因為從這天開始日本佔領了東三省,接著又全面侵華,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遭受這樣的浩劫」。 王建學用一組數字說明國人為何義憤填膺。「3500萬人死傷,1億人流離失所,以一家6口人算,以當時人口計算,中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遭受迫害的人;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以及殘酷的殖民統治、奴化教育。」


在王建學看來,北大營遺址保護迫在眉睫。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薛來義等專家對北大營遺址進行考證後,形成了有關建議並轉交給省文化廳。日前,省文化廳下發文件,要求對北大營保護採取「修舊如舊」方式,編製有關修繕方案;建議首先將北大營列為瀋陽市不可移動文物,在條件成熟時成為博物館,與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形成呼應。


王建學介紹,北大營抗戰廣場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將建立主題群雕,有可能是由魯迅美術學院的專家設計。



國難日之痛 國人永不忘



更為令人注目的是,在今年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趙國紅說,九一八事變承載著深刻內涵,是國難的象徵、國恥的象徵,也是中華民族抗戰開始的象徵。1932年,陳覺在《九一八國難痛史》中,第一次將9月18日稱為「國難日」。為此,趙國紅代表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將9月18日確定為我國的「國恥警示日」,從國家層面對九一八的警示內涵予以深刻闡述,然後進一步推動9月18日變成世界人民的「二戰警示日」。


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社會科學輯刊》雜誌總編輯高翔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由其作為首席專家投標的《「九一八」國難文學文獻集成與研究》已經入選201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王建學教授還建議:將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瀋陽作為一個具有豐富抗戰資源的城市,應該打造好這張城市文化名片,建立一個抗戰勝利廣場,讓世界了解瀋陽,記住瀋陽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作出的貢獻。」王建學表示。


瀋陽建抗戰勝利廣場,應該與瀋陽有關的抗戰事迹用雕塑展示出來。王建學介紹,瀋陽有太多獨有的抗戰文化資源:瀋陽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地,還有皇姑屯事件發生地、柳條湖爆炸點、北大營遺址、瀋陽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盟軍戰俘營舊址紀念館等,這些都構成了瀋陽抗戰文化的重要元素。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曲《松花江上》勾起國人多少沉重的過往;每年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門前撞鐘鳴警時,許多老人都會含著眼淚回憶舊時當亡國奴的恥辱歷史和抗日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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