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如何打撈失落的五四記憶

編者按：

時值五四運動97周年，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刊發兩篇相關稿件，以饗讀者。

採訪、撰文：張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79年，中國開始整理「五四」遺事，對這場六十年前的過往做重新評價。失語長達30年甚至更久的「五四」一代倖存者，開始被邀請出來，重述往事。隨著海峽兩岸的「五四」故人相繼謝世，「五四」終於從一代人的戮力追索，淪為少數人的記憶。以至，連一向對這種紀念活動退避三舍的俞平伯也終於提起筆來——這些已是暮年的文化英雄們知道，這可能是他們最後的陳述，以及集體的告別。

與此同時，在古城北京鱗次櫛比的瓦楞下，在許多凋敝破舊的四合院里，年輕的美國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進行另外一場與命運的追逐。從1979年到1985年，許德珩，俞平伯，葉聖陶，朱光潛，馮友蘭，金岳霖，張申府，梁漱溟……老人們為來訪的舒衡哲留下了不同於官方版本的五四記憶，也開啟了舒衡哲進入「五四」現場的一條新的路徑。

舒衡哲1969年在耶魯大學攻讀研究生，學習漢語，並研究「五四運動」，「舒衡哲」這個中文名字也是那時所起，舒衡哲後來發現，這個名字不斷地成就巧合與機緣，也成為她在中國的心靈之旅的開始。1973年，舒衡哲到中國台灣進行訪問學習，1979年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進修。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留存著兩套關於「五四」的話語體系，而海外則流傳著另一種視野，舒衡哲將三種話語形態下的「五四」記憶與「五四」觀念，加以冷靜的取捨，結合對「五四」人勤奮的尋訪，從啟蒙的角度觀察並反思「五四」，她的著作成為繼周策縱之後，「五四」研究的又一座思想的高峰。

舒衡哲是一位鋒利的觀察者，又是一個睿智的傾聽者。悲憫與懷疑批判這兩種態度始終交織在她的追問與思辯中，詩性的文筆與她的思想並駕齊驅。充沛的情感，則支撐著她的研究工作，也支撐著她與「五四」一代的相互信任與相互溫暖。

三十年來，讓舒衡哲銘記至今的，是那一代人在講述完那些業已成灰的往事之後，每每陷入的沉默，「這些沉默比話語更有力量，令我體會到知識分子們許許多多隱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艱難歲月里，它們依然活著。」

同時，舒衡哲還慷慨地提供了她在尋訪「五四」人時所記錄下的見聞與思考，篇幅所限，我們只能截選其中一二，刊登於此，這些散落在二三十年前的記憶碎片，時至今日，依然散發著光輝。正如舒衡哲所說，「人們很容易會把歷史想像成一條筆直而又狹窄的小徑，但實際上，當一個人聽到聲音之後才會明白，原來，那些迂迴、懷疑與堅定的信仰、意識形態的確信同樣重要，它們使五四這段歷史變得鮮活如生。」對真相的執著，遠比應景式的紀念更令人興奮，也更有價值。這也是現在我們重提「五四」的意圖所在。

問：為什麼選擇「舒衡哲」作為中國名字？

舒衡哲：1969年在耶魯大學讀研究生時，我開始學習漢語，當時有個傳統——漢語老師為自己的學生起中文名字。女學生們經常會得到與花或者玉有關的名字——我一點也不喜歡，對我來說太女孩子氣了。我知道，中國學者常常會為自己起一個可以體現其抱負的「別號」，為了沿襲這個傳統，我想要自己給自己起名字。

當我開始研究五四運動時，我接觸到陳衡哲這個名字和她的故事——她是第一位中國女留學生，被公派到紐約瓦薩女子大學，回到中國後擔任北京大學的西方歷史學教授。我也畢業於瓦薩大學，所以「衡哲」就成了我的「別號」。至於我的姓「舒」，在漢語里「舒」有「舒適、慰藉」之意，我是後來採訪許多被批判的中國知識分子時才考慮到這個涵義的——可能我的姓本身就是一種慰藉。「衡哲」開啟了我後來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訪談之門，因為他們大多聽說過陳衡哲，或者，就算沒有聽說過她的名字，對於這個名字所代表的理想——在人生觀點上保持真正平衡的哲學和這種可能性，也非常喜歡。張申府尤其喜歡我的名字，我們經常探討它的深意。

1979年，我在上海遇到陳衡哲的女兒，她也是瓦薩大學的畢業生，同時還是詩人，一位飽受文革創傷的女性。我的名字使我和她的母親聯繫到一起，我們畢業於同一個學校，同樣熱愛詩歌……

最近，我開始一項新的研究計劃，研究歷史真相的問題，可能會有一整個章節關於陳衡哲。沒有人會知道，一個中文名字的旅行可以帶著一位西方學者走多遠。不過，這個名字對我而言，真是個幸運的選擇。

問：你從1969年開始研究五四運動，為何會對一場遠在中國的運動感興趣？

舒衡哲：如你所言，我開始研究五四運動的十年里，都沒有到過中國大陸。從我1977年完成論文，到《中國啟蒙運動》這本書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本，又過了七年。這是一次異常漫長的知識旅行，旅行的原因卻改變了。1969年大學畢業後，從沒到過中國的我，突然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葛蘭西和知識分子問題感興趣起來。周策縱先生關於五四的書也給了我靈感，我被五四運動激進的政治寓意所吸引，開始學習漢語，並於1973年至1974年在台灣進行研究。對於能和老師私底下討論那些被禁止的話題，諸如魯迅、郭沫若等人，我感到十分自豪。但不幸的是，我那時過於理想，或者說過於意識形態化，總是把他們告訴我的那些關於胡適、傅斯年等人的事情信以為真。我關於五四運動的哲學博士論文也充滿了葛蘭西、薩特等人的理論。

1979年，當我最終抵達中國，在北大學習和生活之際，我開始尋求——實際上是非常緩慢地去拜訪那些五四一代的倖存者。在我見過的那些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中，一種非常非常不同的景象浮出水面。我的研究重心也慢慢地從歷史概念轉移到人類思想的歷史和那些直面複雜困境的個體之上，他們曾渴望在中國開展啟蒙運動，卻最終被社會和政治革命的浪潮無情掃蕩。我開始從理論轉移到聆聽，聆聽，再聆聽，聽那些五四知識分子生命中活生生的細節。我也開始關注那些政治暴力和歷史創傷的真相，以及它們如何對五四的遺產產生影響。

問：你怎麼能採訪到那麼多文化名人？

舒衡哲：我的採訪開展了好些年。過程開始很緩慢，但漸漸獲得北大師生的信任。1979年2月我第一次赴北大學習時，周培源跟我提到要召開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次關於五四運動的研討會。很自然，我問他（同時也問那些在場的北大外事辦公室的行政人員），鑒於我是五四這一時期的研究者，能否參加這個會議。然而，我被彬彬有禮地告知，這個話題仍然「太有爭議性」，很多人物譬如胡適、陳獨秀等人屬於「重新評價」的敏感範圍內，因此討論這些人物的時候，外國學者最好不在場。取而代之的是我有機會去參加南京大學關於太平天國起義的研討會。在那裡，我學到了許多中國關於復興的真正的歷史知識。

而在1979年深秋，當我與人們的友誼足夠深厚，我的漢語也足夠好之後，大門開始向我敞開。中國現代文學的著名學者王瑤教授為我推薦介紹，北大外事辦公室也起了很大作用。有趣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五四時期的名人是張申府，他成了為期五年的口述歷史的科研項目的第一個採訪對象，也是我後來著作的研究對象。來自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澍教授遇到我之後，也開始向我提供採訪的建議。在後來的兩年里，我慢慢地被允許去採訪馮友蘭、朱光潛、葉聖陶、許德珩、梁漱溟，以及鄭振鐸、顧頡剛和朱自清的孩子們。我時不時感到，自己為那些不僅相互之間無法聯繫，而且連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也被可怕的政治性歷史所隔離的老一輩知識分子們，開啟了交流的大門。

問：在尋訪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過程中，你最難忘或是最感動的時刻是什麼？

舒衡哲：採訪中最難忘的時刻總是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發現了一些自己本不關注的事情。我想這可能是口述歷史贈予我的禮物：在我們研究書面材料之後，總會有一些新發現冒出來，一種與書面材料截然不同的觀點浮出水面。人們很容易會把歷史想像成一條筆直而又狹窄的小徑，但實際上，當一個人聽到聲音之後才會明白，原來，那些迂迴、懷疑與堅定的信仰、意識形態的確信同樣重要，它們使五四這段歷史變得鮮活如生。

張申府這位中國共產黨「被遺忘的奠基人」，是一個偉大的範例：他如饑似渴地尋求各種各樣的思想，而不是遵循包含了儒家學說、自由戀愛和博愛的「中國啟蒙」的主要線索。梁漱溟扮演著西方學者所謂「最後一個儒生」的角色，他感人至深地述說著他對佛教的忠誠，以及佛教如何給予他精神上的力量，從而使他在暴行中倖存下來。朱光潛曾靜靜地描述維柯對於他的重要性，後者的思想曾幫助他走出對馬列主義生硬信仰的陰霾，癒合精神的創傷。在每一次採訪中，最感人的時刻是臨近結束時的沉默——當我已經得到這位採訪對象的信任之後，當他對我傾訴創傷顯得很安全時，我明白，這一部分的痛苦曾塗抹一段漫長的人生，這樣的人生又離革命的火焰非常之近。這些沉默比話語更有力量，令我體會到知識分子們許許多多隱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艱難歲月里，它們依然活著。

我也記得，當我發現採訪使這些飽經滄桑的老人們的精神真正地復甦，是多麼美妙。他們肯定為我的來訪作了準備——經常備好茶水、糖果，還有用來記錄的紙張——這種他們覺得對外國學者而言會有用的東西。最後，開放式結尾的談話也令我心滿意足，這使得那些滿是皺紋的雙眼煥發出明亮的光芒，使得煤塊燃盡的冰冷的房間變得溫暖起來。我從五四時代的倖存者們身上學到的東西，遠遠多於書面的知識分子歷史。

問：你很關注代際問題，「五四」的兩代人之間有什麼差異？

舒衡哲：曼海姆的「代際理論」（Mannheim』s theory of generational transition）進入我的視野，是在我到中國採訪之前的事情。魯迅關於「黑暗之門」這一強有力的隱喻，關係到那些品嘗過同類相殘的老一代人，這扇門將會向年輕學子們開放，使他們能穿越這扇門，抵達一個光明的時期，這令我非常感動。我也注意到，老師那一代人的作品所體現的儒家傳統，往往比那些我讀過的「學生」（我採訪他們時，他們已經80歲了）的作品，具有一種更偉大的憤怒。年輕一代儘管不必參加科舉考試，但依然懂得如何寫作古體詩。俞平伯和朱自清就喜歡這種詩藝，儘管後來他們不得不隱藏這種喜好。五四時期的年輕一代對於西方語言和思潮也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他們遊歷更廣，喜好更自由，假如在他們最多產的時期，民族解放的壓力不那麼強烈的話，他們將在文化理論方面有偉大的創舉。

我採訪的這些知識分子大部分都屬於我所謂的「學生一代」。現在，在他們八十歲的時候，去想像在五四時期他們曾是充滿激情的學生，可能有點奇怪。然而，在我採訪他們的時候，他們依然葆有知識分子式的激情和開闊的視野。我注意到這些，也寫進了書里。然而，等我能夠採訪梁漱溟、葉聖陶這樣的思想家和作家的時候，魯迅那一代人已經不在世了。「學生一代」年輕時對儒家傳統的憤怒，已經比他們的導師們——例如陳獨秀、胡適這樣的人——少得多了。

等這些當年的學生老了，各自在革命歷史的不同際遇中倖存下來，他們似乎對彌合舊中國和非常現代的中國更感興趣。其中的很多人被迫接受一套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套體系使他們眼中的五四思想淪為「資產階級思想」或者「封建主義餘孽」。甚至到了他們思想成熟的時期，即便是他們無法自由地承認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眷戀，他們也依舊在這種情況下，懷著珍視的心情，安之若素。在我拜訪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家中，都懸掛著一幅國畫；他們在與我交談，斟酌字句時，不經意間在紙上寫下的字跡優美的書法，以及他們所深愛的古典詩歌的層層言外之意，這些小細節都可以透露出他們的心境。他們曾在西方生活過，他們的外語往往比1980年代大學培養的學生們更好，他們仍知道並且珍惜傳統文化。在他們對新潮社那代人的口頭反思之中，當初由《新青年》的編輯們點燃的革命的語言和思潮，已經變成了與過去簽訂的靜默的和平條約。

問：你將五四運動與歐洲啟蒙運動聯繫在一起。法國啟蒙主義哲學家伏爾泰曾將中國的儒家學說引入歐洲，孟德斯鳩也倍加推崇塔西提島人的生活。你是否認為，只有外來文化和文明影響到本土時，啟蒙運動才可能發生？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另外一條內在的途徑來促進文化改革和社會教化？

舒衡哲：我當然欣賞知識分子改革的內在源泉。我觀察到，五四運動中那些年老的倖存者們曾嘗試著在1980年代恢復啟蒙思想。同時，一如我們的談話所揭示的那樣，這些思想家們感激他們的海外經歷，以及他們對歐洲歷史和文學的深刻閱讀。我一再注意到，走出一個人的「本土」文化——通過到國外學習或是與國外思想深切地約定，這使五四知識分子們可以用一種全新的觀點來打量（和欣賞）他們自己的傳統。舉例來說，朱光潛在晚年轉向維柯的思想，為的是獲得一種新的視角來觀察那些他過去曾觀察過的、一再延續的歷史事件。他年輕的時候，曾寫過一本關於悲劇心理學的雄辯作品——裡面充滿了1920年代的歐洲理論，展現出對西方文學奇蹟般的精通。但文革之後，自身經歷了悲劇，朱光潛對維柯的研究就展現出一種理解的深度，這是他年輕時缺乏的。對朱光潛而言，就像伏爾泰或是孟德斯鳩那樣，遭遇一種「外來」文化，是更深刻地進入一個人所擁有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可能促進啟蒙最「內在」的方法，就是將一個人的思維之網投向最遠的水域。

問：根據您和五四老將們的交流，以及您自己的觀察，中國未來的啟蒙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努力？

舒衡哲：許多五四知識分子將啟蒙理解為自我覺醒的過程，有點類似康德在18世紀末的定義。他們也非常熟悉歐洲歷史——在那裡，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200多年的時間裡緩慢地開展。在思考變革的時候，中國卻未曾有過這樣步伐緩慢的途徑。社會政治的變革，迫使知識分子為了民族解放的大業，一再地削減批評的內在探索。我認為促進啟蒙的最好方法就是促進和平，惟有這樣，關於民族文化、長期養成的屈從習慣這些深刻的問題，才會在一種真正相對的參照中得到考量。畢竟，啟蒙意味著——不僅在中國，還是在德國或法國——一種覺醒的過程，將光芒擲向個體思想或是群體思想的黑暗角落。這需要一種對思想的尊重，以及對不同觀點的開放式討論。如今，五四一代的繼承人們，可以從那代人的勇氣中獲益良多。

問：你指出，五四老將們堅信，「中國直至今日仍必須要去實現一個能真正與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和諧一致的現代化理想境界。」這種境界究竟是什麼？

舒衡哲：今日的中國，在融合現代性與有特色的文化遺產方面，較以往更加接近理想的模式。北京奧運會上開放的儀式就是一個證明，科技、文化、歷史和藝術以一種我覺得會取悅那些我在1979-1980年間採訪的那些老人的方式，融合到一起。他們曾渴望在掌握最前沿的科技發展的同時，依然能保持儒家的根基。在今日的中國，這變得更為可能。

問：1979年春，周恩來的舊友、一位80多歲的旅法詩人曾將他用法語寫作的紀念周恩來的四行詩寫給你看，並且稱讚「你將比其他中國人更好地理解這首詩。」

舒衡哲：是的，我記得這件事。對於外來者時而能為一種文化的內在困境提供見解的行為而言，他的詩歌仍然是感人的，他的話對我而言也是激動人心的稱讚。在採訪期間，我很榮幸能引導，或者說可以激活自己內在的開放頭腦，和機敏的心靈——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對沉默的深切尊重。在我們的談話中，知識分子們可以紓解被誤會或是被攻擊的擔憂。我只是聽著，盡量不去評價。在我眼中，或是我的作品中，在我們許多次暢聊中，這些知識分子找到一面鏡子，可以折射出最真實、最好的自我——經常是被他們的同胞強烈地拋棄或譴責的那個自我。在我的陪伴下，儘管身在中國，但他們就像是進行了一次海外旅行，然後反觀自己的人生，看到自己除了感受到那些懸在頸上的灼熱的歷史氣息之外，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和我在一起，是屬於詩歌、哲學沉思和歡笑的時刻。

問：文學革新是五四一代關注和爭論的重心之一。你既是五四的研究者，同時也是作家和詩人。你覺得，文學的使命究竟是什麼？

問：五四的啟蒙能夠順利進展，出版業的發達和媒體的興起，起到很大的作用。時至今日，出版業和媒體可以做些什麼？

舒衡哲：在中國，啟蒙的重要性部分地在與五四有關的愛情小說中延續著。過去，讚頌1919年的政治意義是一種義務，但現在，尤其是在紀念五四90周年之際，欣賞一種更寬容的內涵也變得可能了。對於那些敢於深刻質疑本國與外國智慧的思想家們，媒體可以通過向社會傳達對他們人生的關注，來加強自身特有的社會使命感。促進新啟蒙運動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前一代人的複雜性，尊重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並且明白他們如何區別於今日的我們。我相信，花時間做這樣的採訪，可以促進覺醒——通過從事這種異常重要的、深遠的跨文化談話，我們為新的反思創造機會。

舒衡哲（Vera Schwarcz），漢學家，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生於羅馬尼亞，猶太裔美國學者。美國康州威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歷史系及東亞系教授。1979－1980年曾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除歷史研究外，她還寫作詩歌和短篇小說。著作主要包括《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申府訪談錄》、Place and Memory in the Singing Crane Garden 、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al，以及詩集Chisel of Remembrance、A Scoop of Ligh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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