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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大家論墨家滅絕之謎|黃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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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時代,宗法社會趨於瓦解,周天子權威淪喪,諸侯列國征伐不已,平民百姓的生命財產遭到重大損失。墨子出身賤人,起而反動封建貴族政治,身體力行傳揚墨家平民哲學和和平主義精神,對當世及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方授楚總結墨家十大核心思想(或曰「墨學十論」),認為墨家因戰爭於平民有損無益,故倡非攻;非攻又須以兼愛易之,是為方法論,故倡兼愛;彼時貴族把持社會階層的流通管道,平民無由上達,故倡尚賢;列國分立,政令不一,非攻無由統一,故倡尚同;貴族所行禮樂奢侈淫靡,苛嚴而厲民,於提高社會最基本之生存條件毫無益處,故倡非樂非禮、節用節葬;統治階級以「命」轄制庶人階級的革命意志,鼓吹安分守己逆來順受,故倡「非命」;又樹賞善罰惡的天帝鬼神以加添智識別水平不甚高之庶民的意志,以增其勇,故倡「天志」、「明鬼」;又與儒家每事均對立,雖同尊堯舜禹湯文武周,然取捨相反不同,辯論尤烈,故又倡「非儒」,並作專書列於《墨子》中。由是觀之,墨子實為彼時平民階層之「代言人」,其行動和主張可目為對封建貴族政治以及「尊周背夏」儒家學派的一場思想抗爭,對大國止戰非攻、弱國強力從事、貴族儉廉節用、庶民兼愛利他,均起到先導性、表率性的作用。

今人追溯墨學之源流,一般認為墨家脫胎自儒家,或謂墨子曾學儒,因不滿儒家繁文縟節而另立新說,後漸成一大學派,「墨家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訓》)。墨家與儒家並稱戰國時期兩大顯學,「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孟子·滕文公》),「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韓非子·顯學》)。方授楚認為墨學乃由墨子一人所獨創,「九流」多以其學術名家,唯獨「墨家」乃標舉其倡導者一人之姓名,足見墨子地位之重要及其學說之特殊。故「墨子以前無墨學」,墨子誠為墨學開山始祖。對於墨學源於堯舜、夏禹或史佚史角的看法,方授楚認為皆別家所述,非墨子自道,不足為據。


墨家是儒家最早的反對派和論敵。《墨子.非儒》對「孔某」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幾乎是「凡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對;凡儒家反對的,墨家就支持」。亞聖孟子論到墨家以「禽獸」相稱,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儒家學派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談到:「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儒墨鬥法」是中國兩千年歷史上時間最早、影響最深遠的學術論戰,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前奏。墨家在與儒家的不斷辯難中彰顯聲音,傳播思想,收納門徒,亦因此而遭受自孟子以下儒家所下「無君父」的鐵判。所以後世一些同情墨家的人認為墨學淪為千年絕學,乃儒家刻意打壓的結果,是思想界一言堂的顯見犧牲品。當然,「墨離為三」引發的學派內部分裂、墨者西入秦國被秦制收編、墨家尚同主張中潛隱的獨裁傾向、後墨哲學在神義論鬼神觀上的邏輯不自恰等,都被認為可能是導致墨學中絕的原因。


墨學中絕的過程乃漸而非頓,於今已成學術界的共識。就外部因素而言,秦火和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後,墨學的傳授始有衰微,但不能謂其全為政治環境所逼迫。淮南王劉安時仍有墨者,其後蹤跡莫得其詳。胡適之在《中國哲學史》中論到墨學的消亡原因有三:其一,儒家的反對;其二,墨家遭遇政客猜忌;其三,墨家後學詭辯太詭。梁啟超在胡適的基礎上又增一條,認為墨家之道違背人性,墨子雖能獨任,天下人難行。


胡、梁之外,尚有所謂「革命」、「反革命」論。李季以墨家為代表秦末農工階級的革命派,由於陳勝、吳廣農民起義遭到鎮壓而失敗,以及革命成果為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劉邦所竊取,以致不能倖存。郭沫若以墨家為反革命派,其自身的消亡正是「自證」了反革命敵不過歷史進化的規律。

胡適、梁啟超的說法,涉及墨學中絕的內外因。雖不能謂一無所取,確有草率化約之嫌。方授楚認為孟子辟楊墨時「孟學」尚不彰顯,「罷黜百家」時墨學久已衰微,所以言儒家對墨家的反對足致墨學中絕,實在過分誇大。至於「詭辯太詭」,乃胡適錯把名家當作墨家遺傳所造成的歧見,詭辯玄妙乃名家滅亡的原因,非墨家滅亡的原因。由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中間歷時百年,政客偶一為之之事,本不足資證墨學因遭猜疑而致絕滅,不然「秦墨」的歷史就不能說清。且儒墨並稱先秦兩大顯學,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墨家昌盛之時門徒雲集,聲名無遠弗屆,若真如莊子所言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學自應「及身而絕」,何待後乎?


李季、郭沫若的說法,方授楚據史料駁之甚詳。秦末農民起義,墨家未見熱烈參與;倒是暴秦統治,反有擁護的嫌疑,因此不能說「革命的」;同時若曰墨家敵不過歷史進化的規律,何以其不亡於庄孟荀韓百家爭鳴之時,而亡於儒家取得「一教獨尊」的地位之後。方授楚謂郭沫若斯論乃落井下石,墨家誠非因「反革命」而亡矣。須知歷史留下的不盡都是精華,歷史淘汰的不盡都是糟粕。


方授楚認為墨學之流傳中斷於四因:自身矛盾、理想過高、組織破壞、擁秦嫌疑。今人看來,墨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超越一己血親,突破五倫關係,走向互動現場式的「第六倫」(兼相愛,交相利)。兼愛非攻交利,是走出自己,邁向陌生他者的別異的行動,這正是孟子批評的「無父」,於親親尊尊的社會遺傳和習慣法之下,本來難行,無法作為一普遍範式推而廣之,適用性似乎不如儒家同心圓式的「推恩」。非攻而贊誅,殺盜非殺人,為了證成止戰非攻而陷入目的論和方法論的循環論證,最終流於詭辯。墨子學說為徹底役夫之道,以賤人階級的道德來教化平民百姓,尚有可為;若推自其它階級,如貴族、君王,則非善法。其於經濟建設上,節流有餘,開源不足,對保持最低生活水平或有可為,於擴大再生產實乏善可陳——這正是墨家理論邏輯上不自恰、墨家理想陳義過高而難以實行的原因。


又《韓非·顯學》篇雲「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墨子、禽子死後,墨家學派後繼無人,再無一具號召力凝聚力之領導,後墨時代墨家組織分裂崩解之徵兆,幾可見也。至於墨家西入秦國一事,學界歷來存疑。僅依傳世經典儒《呂氏春秋》或極其有限的出土秦簡的記載,仍不足征,文獻不足故也。著名學者何炳棣先生認為秦制的建立,是在政治上實現了墨家尚同的理想;秦國轉弱為強非商鞅變法,實為墨者功勞;墨者入秦助秦,為國史一大事因緣,是大一統帝國的隱秘先聲。何炳棣先生此論與方授楚暗合,民國學人於幾十年前已有如之想像,可不謂學人之間「心有戚戚焉」?


相比近年來不斷新出土的儒家文獻,相關墨家的出土文獻少的可憐。甚至上博簡戰國楚竹書中的一篇《鬼神之明》的殘文,就其學派劃分問題,竟有三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有認為是《墨子》佚文的,有認為是墨家後學的,有認為是儒家「辟墨」的。除了傳世文獻《墨子》一書以外,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任何特別有利於支撐新墨學研究的出土文獻,而收錄於《呂氏春秋》《漢書》《淮南子》等典外文獻的隻言片語,多屬墨家通識性資料,價值有限。似乎真是蒙塵千年,一朝而斬,再無餘續。

墨學果以成前世劫灰耶?誠如方授楚所言:墨學非真能亡也!一聖人死,其氣化為數十賢,子墨子學說澤被儒法道兵農等諸子百家者,何可勝數。發而為行動者的,有許行及任俠一派;尚同、重功利,則見取於法家;節用平等,為道家所吸收;甚至儒家士君子念茲在茲的烏托邦——《禮運·大同》中所描繪的「大同之世」亦受墨家兼愛理想所啟發。


兩千年蒙塵,絕學墨道法;十數載開新,諸子百家言。方是時也,國家由閉關鎖國轉入國際爭競之局面,國人莫不內求統一,外求獨立,有若春秋戰國然。中國亦面臨先秦之後第二次「道術為天下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民國學人於國難日深之際,欲借墨學振衰起弊、救亡圖存的拳拳之心,自不待言,因故更痛感「千年絕學,一朝而斬」。方授楚自言「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救世之急;今內憂外患深矣,守御無方,利之無術。若腐心於區區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學也!是則辱我子墨子於地下矣!尤愚之所萬不敢存此心,而惶悚無窮也!」。梁任公於《子墨子學說》中亦疾呼:「楊學遂之中國。今欲救亡,厥惟學墨」。然墨學果能救國耶?果不能耶?作為後人我們難以評斷,但他們對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溫情與敬意,卻是明明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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