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五四」
「
歷史上的事件與人物，是只過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此一回的演行，仍永久存在。
」
說這話的，是1919年上演的五四運動的思想界領袖之一李大釗。五四運動恰恰是「只演一回」卻能貫注於後世的歷史大戲。它如同一團不滅的火，從20世紀的那一頭燃到了20世紀的這一頭。它也像是一條前涌不息的思想河道，從20世紀的那一頭流到了20世紀的這一頭。
1
說五四，人們自然會想到愛國。
那時的愛國，究竟是怎樣一番景象呢？
像巴黎和會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給日本這樣的民族恥辱，在中國近代史上比比皆是。但唯獨1919年的這一次，激發了一場意想不到的人民運動。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人經歷了難以承受的從大喜到大悲的心理落差。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加入協約國，並派出大量勞工到歐洲戰場上做笨重體力活的中國，自近代以來第一次躋身於戰勝國的陣營。狂喜的國人第一個衝動，就是跑到東單北大街拆掉了「克林德碑」。這塊碑是中國進入20世紀的一個象徵：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的時候，義和團打死了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清政府為了表示謝罪，建造了這個「克林德碑」，上面還刻有光緒皇帝寫的謝罪文辭。人們把這塊碑移到了中央公園，在上面重新刻上四個大字：「公理戰勝」。
這四個字的「著作權」屬於美國總統威爾遜，他當時正主導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決諸種問題的巴黎和會。
「公理」真的能戰勝強權嗎？
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除了能夠帶回來一些被戰敗國德國早先掠去的古代天文儀器外，傳回來的卻是更加恥辱的消息：在會議的絕大多數議題上，中國這樣的國家根本就沒有參加討論的資格，一切都由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少數幾個國家閉門商定。中國事實上無法去分享戰勝國的果實，唯一的期望是收回德國從前佔據山東的各項特權。但就是這僅有的指望也很快化為泡影。日本代表以在戰爭期間日本與中國北洋政府早有協議為由，拒絕交還它已經佔有的青島和膠濟鐵路。這種失望，對國人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當時的《上海學生罷課宣言》就寫道：「威爾遜曾告訴我們，在戰後締結的條約里，像中國這種不好黷武的國家，會有機會不受阻礙地發展他們的文化、工業和文明。他更告訴過我們，不會承認秘密盟約和在威脅下籤訂的協定。我們尋找這個新紀元的黎明，可是中國沒有太陽升起，甚至連國家的搖籃也給偷走了。」
不僅中國人失望，連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斯也頗為感慨地表示：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中國一樣對巴黎和會抱著如此大的期望。那些控制巴黎和會的老頭們的決定，使中國人一下子墜入了黑暗的深淵。我一想到中國人將如何來承受這個打擊，心裡就感到沮喪。
中國再一次成為被列強玩弄的對象。近代以來普遍積累的受傷的民族感情，近代以來潛行的民族意志力和凝聚力，就這樣超乎想像地來了一次大爆發。在爆發中，人們普遍地把國家的命運同個人的生命及其價值完全融為一體。1919年5月16日發表在《民國日報》上的《北京國民大學全體學生敬告邦人書》中的一段文字，可窺一斑：「嗚呼！神州有陸沉之慘，五胡有猾夏之憂。當國家存亡之際，正吾人死生之關。苟欲求生，必自救亡始……當各鼓熱心一致力爭。爭而不得，以死繼之。」當時的一些團體和報刊，還公布過所收到的一些人為國難自殺的絕命書。
一些知識分子在此前後的愛國情懷，更是綻放出五花八門的個性風采。這裡有李大釗的「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為青春中國之再生」的抗爭、期待和豪氣；有魯迅那種因愛之愈深、痛之愈切，而詛咒「吃人筵席」的尖刻、冷峻和深邃；有郭沫若那種「我為我心愛的人兒，燃到了這般模樣」的浪漫、執著與奇譎；還有郁達夫那樣的「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的急迫、憂慮和感傷。
這些愛國感情和精神，更多地體現出一種創造的力量、心理的力量、思考的力量。他們既為再造中華而「吶喊」，又為暫時還看不到黑暗盡頭的微曦而「彷徨」，最終，五四的愛國精神轉向整個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涅槃」。受《新青年》鼓舞而由北大學生創辦的《新潮》雜誌，其英文名字就是Renaissance（文藝復興）。
顯然，五四之愛國精神，已經遠遠溢出引爆這場運動的事件本身，以至後人在談論五四的時候，想起的不僅僅是1919年5月4日那天下午，一個叫匡互生的學生在趙家樓放的那一把火，它的直接目的和現實勝利----拒簽「巴黎和約」----甚至也漸漸淡出視線。五四之所以永遠，恰恰在於它的精神溢出效應，在於它同中國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次愛國運動都不同。
2
有什麼不同？主要是因為和五四愛國運動相生相伴的還有一個運動，那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人說的「五四運動」，絕不單指1919年5月4日開始的遊行、罷課、罷工、罷市這樣一些具體的社會運動，而同時指在此前後知識界推動的，一段影響現代中國發展方向的以民主和科學為靈魂的思想文化歷程。五四愛國運動正是在這段思想文化歷史中孕育出來的，並使它綻放出與此前任何一場愛國運動都不一樣的品質和風采。
用列寧的話說，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濃厚的感情」。五四愛國運動之所以不是中國歷史上愛國傳統的簡單重複，在於它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國難當頭的愛國熱潮更廣泛、更深刻，在於它不是以政治統治權力為依託，不為個人功名所束縛，在於它擁有橫空出世的新的訴求，在於它尋找到了新的精神太陽----這就是人民群眾自覺參與的民主！
為什麼這樣說呢？
歷史上的愛國主義傳統有一個並不值得稱道的信念，即：在忠孝道德觀的支配下，皇家等於國家，愛國報國的一個重要標尺，是忠君保皇，志士們難以超越這一歷史局限。無論是戰死疆場，還是推動變法，都首先是為了李唐王朝、趙宋江山、朱明社稷、大清天下……於是，他們的愛國理想，都只是維持和修補皇權之下的社會秩序，而不論這種秩序是否合理。他們的愛國思想和抱負，也無非是向「官家」奏陳一些保國、治國的政策方略，以求「太平盛世」，倘若遇到昏君奸臣，便只能發出「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的悲嘆。在五四運動之前不到2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也是因為提出了「扶清滅洋」這樣的口號，才為慈禧太后許可和借用。
辛亥革命，使長期統治中國的皇權政治軸心徹底崩塌。北洋政府上演的種種鬧劇，使先進分子不再對它抱任何幻想，走馬燈似的、以私利為計的「內閣」政權失去了控制思想界的權威和能力。於是，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從根本上超越了歷史局限，既不是借古人之魂去扶起已經傾倒了的政治軸心，也不是借愛國之名去維護已經傾倒了的舊的道德價值體系，而是把愛國主義精神同反帝反封建這一深刻的時代精神結合起來了，甚至把矛頭直指當時的政府。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就說：「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麼，五四運動就是錯的。」
五四青年們，就這樣挾帶著前所未有的「思想裝備」登場了，由此使這場運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實踐。
一位北大學生後來回憶說：記得5月2日晚上，我們很少睡覺。我和一群朋友談了整整一夜。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跟政府毫無關係，也不存在任何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賴所謂的偉大領袖像威爾遜這種人的原則。看看我們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憐無知的大眾，不能不覺得我們必須要奮鬥。
從運動一開始，一些哪怕不屬於思想界領袖的人，也有一種超越運動直接目的的政治思考。例如，北大學生羅家倫，在五四高潮中就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文中特別聲明：我們運動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其實這兩句話就是五四那天他本人寫的宣言中提出來的），而在於三種精神，一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一是社會制裁的精神（即社會輿論對政府的壓力），一是民眾自決的精神，這三種精神是中華民族存亡的關鍵。這三種精神所彰顯的愛國主義，體現出從我做起的民主訴求。當時在武漢呼應的惲代英便寫信給胡適說：「國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則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則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則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國奴的本性了。」在湖南呼應的毛澤東，更是喊出了：「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這些都表明，一種以民主為靈魂的新的愛國主義觀念誕生了。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方各式各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五四時期的青年人當中有那樣大的影響。因為無政府主義在當時恰恰是獨立於政府之外，來著手改革社會並動搖政府權威的現成的思想武器。
不再寄希望當政者，轉而喚起民眾以尋求救亡愛國的新途徑，是五四參加者普遍的自覺意識。即使老一輩的革命家如孫中山，也感覺到了這場愛國運動的新意所在。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孫中山在上海。他是因為在廣州發動護法戰爭失敗後，被桂系軍閥排擠走的。恰恰是五四給了他很大啟發，他說：「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如果說這個啟發還是一般性的感嘆的話，那麼，結合他當時從事的政治革命實踐，他甚至想過，也可以採用五四這種鬥爭形式來達到目的。1919年10月18日，他對上海的學生會有一個演講，裡面說到：「救吾民國，惟有兩途。」哪兩個途徑呢，他說一是維持他在1912年3月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時經營的中華民國約法，一是從頭再舉革命事業。「如使諸君即時以正當方法結合，要求在國會政治之下，回復諸君自己之權，吾敢斷言，諸君之必成功。」這裡的所謂「結合」，其意同毛澤東當時說的「民眾大聯合」大體相似。老同盟會會員吳玉章在1959年也曾談到五四。他說：「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總是看著上層的軍官、政客、議員，以為這些人掌握著權力，千方百計運動這些人來贊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眾運動對比下，上層的社會力量顯得何等的微不足道。」
3
五四之所以永遠，還在於它有一層更深刻的靈魂----科學！
只有民主與科學的聯姻，才會結出永不凋謝的精神花朵；只有民主和科學兩顆太陽的相互輝映，才能發出永不消減的光芒。
五四提倡的科學精神是什麼，可以有各種概括，我以為最根本的內涵，應該是通過思想解放，尋找一條新的可行的救國強國之道。
科學精神在封建王朝被推倒僅僅幾年後，便成為知識界的普遍共識，這要歸功於五四前後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精神界領袖倡導和傳播各種新思想、新思潮的舉動。那時候，動不動說什麼主義，成了知識界的一種時髦。在長沙的青年毛澤東形容說：這些新思潮的傳播，就像洞庭湖的閘門打開了一樣，席捲一切，順它的生，逆它的死！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各種思想和思潮的呈現、探討和碰撞，從本質上說，是從不同角度尋求和提出怎樣才能拯救中國、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這樣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胡適在1922年回憶說：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的新派期刊僅《新青年》、《新潮》等不超過10種，而在五四運動之後的半年中，中國出現了大約400種新的白話文期刊，大約350種周報，而且，皆以「傳播新思想，改造舊社會」為己任。各種思潮和主張背後的支點，都是救國強國的信念。這才是目的，五花八門的口號只是思路和手段。那些後來成為著名共產黨人的青年人，無不是在對各種各樣的強國思路和手段的比較選擇中確立起自己的信念的。
確立目的，受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一時代精神的支配；選擇手段，卻是囿於每個人的人生經歷、知識背景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世界觀和對現實國情的了解、洞悉程度。一場帶來歷史轉折的氣勢磅礴的運動，在愛國主義手段的選擇上，必然是眾聲喧囂、泥沙俱下。而且，在這個運動的初期，囿於當時的歷史前提和時代氛圍，每一種選擇都多少帶有簡單化的理想主義色彩。
科學這個口號，在五四時期發揮的效用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效用，就是啟發人們對各種新思想、新思潮的思考和選擇，進而對中國社會改造之途進行理性的設計。
固然是「條條道路通羅馬」。但各種道路之間，畢竟有高下、緩急之分，有根末、效用之別。在五四運動高潮過後，越來越多的人信奉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就是因為它是拯救、改造和發展中國的最有效的途徑。人們選擇它，也是經過苦苦思索的，是對各種救國學說和主義的反覆比較和縝密思考的結果。1920年底毛澤東說他選擇馬克思主義，「是無可奈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
關於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契機，毛澤東於1949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一個相當明確的解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這裡面隱含著一個帶有普遍性的重要前提：無論選擇和引進什麼思想、主義，都是為了探索「國家的命運」，解決「自己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因為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它在中國迅速傳播，並給當時在思想上徘徊無路、精神上焦渴無比的中國先進分子帶來了兩個最重要的啟示。
一個重要啟示是：把民族解放的道路同階級革命的道路結合起來。李大釗在1922年說：「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裡，格外沉痛，格外沉重，格外有意義。」瞿秋白說：「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
另一個重要啟示是：樹立「勞工神聖」的觀念，即無論是反對帝國主義，還是反對種種階級剝削，其根本的力量在民眾，離開了他們來談新文化，談改造社會，談愛國運動，都無濟於事。這個啟示後來被毛澤東那一代人明確概括為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
有了這兩個新的思想觸角，先進分子既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束縛，又超越了種種機械地照搬過來的各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從而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一產生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的救國之道。相比之下，其他那些一度發生重要影響的濟世良方，就顯得不那麼實際和可行，不那麼急迫了。例如，宋教仁迷信的西方議會政治道路，在袁世凱及北洋政府的槍炮面前碰得頭破血流，自己也遭暗殺，早已使許多人感到它的軟弱無力。嚴復搬來的「進化論」喊出了「物競天擇」這樣驚世駭俗的口號，但這一建立在生物進化圖式上的思想，其醒世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效用，就具體的社會改造途徑而言，更顯得不甚了了。胡適倡導的改良性質的實用主義，雖然抨擊了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空泛、保守，觸及改造社會的許多具體問題，但它無法把握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趨勢和前景。梁漱溟對東方文化的看重，體現了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對東西方文化的分析也有獨到之處，但卻忽略了西方近代思潮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必然衝擊從而在改造中國方面的推動作用，靠傳統文化事實上使中國的改造很難深入。
那時候，最受歡迎的新思潮，當數各式各樣的無政府主義。在通常情況下，人們甚至是把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混在一起來談論的。陳獨秀在論述「應講何種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時，便對社會主義的五種流派：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行會社會主義等進行了詳細的比較說明。1921年，在新民學會討論改造中國方案的會議上，毛澤東也提出：在各種方案中，社會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保護有產階段；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放任資本家。這些，都是「永世做不到」的救國方案。只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先進分子的最終選擇，不是簡單的盲從，是通過獨立思考領會其精髓後的必然之舉。他們在傳統的愛國主義這面旗幟上，赫然寫上了兩個先前缺少且後世需要的靈魂般的內容：民主和科學。正是這種愛國思想和社會改造方法的深化，使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的深度和力度也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候，或者說這場運動也已經遠遠超越了直觀的愛國範疇，走向了對社會改造途徑的廣泛而深入的探索，進而走向了馬克思主義，走向了社會主義。
五四為什麼永遠，答案自然清楚了。
歷史上許多運動都反覆表明一個道理：它的理性精神的強弱，決定著它對歷史流變影響的大小。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景象，某些運動儘管也轟轟烈烈，甚至悲壯可泣，但喧鬧之後，它似乎並沒有為後來的歷史提供多少可資借鑒的精神動力，至少後人很難從中發掘和延伸出自己時代所需要的歷史內涵。中國歷史上周而復始的農民起義逃不出既定的怪圈即是一例，近代史中從洪秀全到義和團也是如此。
關於五四精神，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它是以救亡和愛國為動因，以思想解放為前提，以民主和科學為靈魂，以喚醒和結合民眾為途徑的一場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這就使五四包含了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到現在都還有著意義的一些話題，包含了一些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因素，比如，民主與科學兩個當時的精神太陽，就一直光被後世。五四以後連續幾代人，都總要通過對五四精神的不斷闡釋去解決和發掘自己面臨的時代課題，甚至可以說，五四以後的中國，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沐浴在五四的精神氛圍中。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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