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全集—北宋名家卷》中《局事帖》考釋

文史 05-06

《中國書法全集—北宋名家卷》中《局事帖》考釋

曹寶麟

曾鞏

（一〇一九——一〇八三）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屬江西）人。早有文名，得歐陽修賞識，並薦其友王安石於歐氏。及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修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寖有十年。熙寧二年（一〇六九）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明、亳諸州。元豐三年（一〇八〇）留判三班院，翌年遷史館修撰，典修五朝國史，管勾編修院，未及屬稿，擢中書舍人。丁母憂，旋死於江寧。善文章，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

局事帖

考釋

曾鞏書於熙寧九年（一〇七六）六月二十七日。紙本。行楷。凡十三行，共一百二十四字。二八?五厘米×三九厘米。今自保利拍出，買者不詳。

在曾鞏「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乞出知潁州狀》）的生涯中，真正「秩滿」而遷的祇有兩次，前者為越州通判任，後者乃襄州知州任。通判為州牧之輔，正如其弟曾肇在其兄行狀中所云是「政不專出」，因此，像本帖「日迷汩於吏職之冗」而又憂患於「受代」的「替人」情況者，照例非襄州而莫屬。

本帖之日期為「二十七日」。從「夏秋之交，道出府下」之言可知，是為六月。然而那個「替人」應在未久便確定下來。曾鞏《襄州乞宣洪二郡狀》云：「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頎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祇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所謂「成資」，可按《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資」字條目：「宋制，各類差遣皆有任期，滿一任即得一資。資為考察官員、注授差遣的一種依據。」南宋趙昇《朝野類要》卷三「成資」則直釋為「滿任也」。知州任期為三年，這正與帖語「忽忽三載之久」相合。曾鞏還寫有一篇《襄州與交代孫頎啟》，也是他集子中唯一的此種類型的公文。後來，朝廷俯憐其便於養親的孝誠，依乞授予洪州之任。

從《襄州宜城縣長渠記》中「熙寧六年，余為襄州」和《洪州東門記》中「熙寧九年，余為是州」的記載，可知此間三年即是曾氏的成資之期。具體而言，其知襄州始於六年九月，訖於九年九月。《王容季文集序》後已有「熙寧九年冬，南昌郡齋」的署尾，南昌即洪州別稱。

帖後「奉議」一官，曾使我產生過本帖真偽的疑惑。因為「奉議郎」是元豐三年九月改官制後才有的階官，而此年至曾鞏逝世的三年內，他再無外任的官曆。後檢南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四《勳階寄祿部?奉議》云：「隋散官有通議郎。《舊唐書》志曰：貞觀十一年定令，唯改通議郎為奉議郎。《通典》作奉議郎。神宗正官制，亦曰奉議。」因此，這點尚不足以動搖本帖的真實性。反之，我們卻可從書法風格來支持成說。本帖的書法體格頗近歐陽修。曾之於歐，是名實相副的及門弟子，正如其《上歐陽學士第一書》所云：「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而投書目的無非「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罷了。所以曾鞏在歐公知貢舉時及第，他與其他同年對座師歐陽修執弟子禮這種名義上的門生，當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另外，我也曾對本帖稱襄州（今湖北襄樊）為「窮徼」感到不可思議。襄州祇在京西南路，似很難視為邊境絕塞。但及至讀到《尹公亭記》中「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一句便覺釋然。隨州今即為襄樊所轄。曾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云：「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已屈指計歸日。……彼不知繇（由）京師而之越（按今改稱粵），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這雖有撫慰之意，但也可看出，曾氏對路程的遠近之關心，尚不及道途之險夷與否。

襄州至北宋末宣和元年始為京西南路治所，在這之前屬鄧州（今屬河南），也是轉運司駐節之地。帖雲「道出府下」，也可不言而喻。

帖尾的「曾鞏再拜」朱印，形制確非元代以後的體式。

《中國書法全集—北宋名家卷》中《局事帖》考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