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日本關東地震中國救援展現罕見凝聚力

文史 05-07

9月1日中午11:58(日本時間)，正是家家戶戶午餐之時，大地突然劇烈地上下垂直抖動起來。5分鐘內，強度為7.9級的三次強震持續爆發，以相模灣的伊豆大島為中心，死神迅速籠罩了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以及靜岡縣。

幾乎在地震的瞬間，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海岸邊，有的地方瞬間下沉90～180米，如入無底深淵。岸邊行駛的火車，連人帶車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最高竟達229米，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轟上了半空。被撕裂的大地，裂縫居然寬達4～5米，吞噬周邊的一切。地震引發的海嘯，浪高達到10米，浩浩蕩蕩，橫掃一切。

這就是人類災難史上著名的「關東大地震」，因其摧毀了日本最為精華的關東平原而得名。「銅山東崩，洛鍾西應，」幾天之後，中國甘肅固原、美國加州、南美地區、印度孟買、中國京兆(河北)高碑店等地先後地震。(《東方雜誌》1923年8月25日)

1923日本關東地震中國救援展現罕見凝聚力

被大火燒毀的東京橋

比地震、海嘯更為可怕的，是隨後燃起的熊熊大火。此時正是午飯時間，地震打翻了家家戶戶的爐灶，加上東京、橫濱兩個城市依然以老舊的木製房屋為主，狂風助威，火焰迅速吞噬了關東大平原上的各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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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陸軍被服廠門前廣場燒死近4萬人，其屍骨堆積如山

日後，官方公布的死亡及失蹤人數為14.28萬人（死亡105385人），在人類歷史上傷亡最重的災難中，排名第九，而其中90%都死於震後的火災。12.8萬幢建築物全毀，12.6萬幢建築物半毀，44.7萬幢建築物被焚。東京、橫濱成為人間地獄。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中國媒體表示：「敝國東京、橫濱等處各重要區域，突然發生地震，同時火山爆發，颶風海嘯，相繼而至，災情重大，為亘古以來所罕有，除建築物及財產等損失之數，一時尚難調查確實計算外，生命之喪失，約計幾及二十餘萬口，目前瘡痍滿目，流離失所，尚不知凡幾。」

中國政府高效動員積極慰問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迅速行動，展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效率。

此時的中國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處在波動當中。這年6月份，在曹錕等人的逼迫下，大總統黎元洪被驅逐，而參與驅黎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隨即辭職，依照法律規定，由內務總長高凌攝政，代理總理職務。

這一攝政內閣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館表示慰問。9月3日，內閣召集會議，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對於日本震災，「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

內閣一致通過了5條援日救災決議：除了分別電令駐日代辦張元節、駐神戶總領事館緊急調查災情之外，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並要求「各省長官聯合紳商地方團體組織日災急賑大會，與政府一致進行」，同時「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會赴日」。

9月4日，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的方式號召全國人民「廣募捐款，盡數撥匯，藉資拯濟，以申救災恤鄰之至意」。內閣還邀請各界名流，共同商議援助日本的具體事項。會議從中午一直討論到傍晚5時，進一步決定：通令各省區一律籌款賑濟；迅速運米30萬石到日本；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邀請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等。

代表「中國人民」表示慰問的，還有廣州的孫文「大元帥」。他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日後的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同時，他還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犬養毅、福田雅太郎、大倉喜八郎、藤村義郎、久京房之助、頭山滿、瑩野長知、宮崎寅藏家屬等，致信表示慰問。

已經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災同志會」，通電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孫文、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團體，號召「廣為勸募」，賑濟日災。

負責運送醫療隊和救災物資前往日本的是北洋政府海軍部長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戰中「定遠號」副管駕，與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時毅然發下仇怨，本著人道主義，調派軍艦兩艘，載運糧食急駛往橫濱拯救災民。

1923日本關東地震中國救援展現罕見凝聚力

震前摩擦經濟斷交無疾而終

此時令中國人柔腸寸斷的日本，不久前還在令中國人咬牙切齒。

這一年，日本本應歸還租期屆滿的旅順、大連。旅、大是由俄國在1898年強租的，租借期限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戰爭後，日本打敗了俄國，就繼承了這個租約。但是，對於25年的租期，日本人並不滿意，他們希望永久持有這兩個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軍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二十一條」，遭到袁世凱巧妙地拖延。在國際壓力下，日本放棄了部分要求，最終以武力為後盾，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了條約，這就是所謂的「民四條約」（民國四年簽訂），其中規定「將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限延長為99年」。

對於刺刀威逼下籤訂的「民四條約」，從袁世凱開始，中國歷屆政府都堅決不承認其具備法律效力。在引發「五四運動」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也對此進行了力爭，堅決否定「民四條約」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將屆滿之前，中國眾議院、參議院先後通過議案，重申「民四條約」無效，得到無數民間團體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儘快對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國外交部照會日本外務省及駐華公使，聲明取消「民四條約」，並接洽收回租期屆滿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絕。全國一片嘩然。3月17日，在國共兩黨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推動下，上海成立了「國民對日外交大會」，宣告「日本猶固執不遜，即實行經濟斷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由各路商界聯合會、上海總商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工會等21個團體組成，通電全國，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既雲經濟絕交，則不僅禁止購用日貨而已，實含有與日人斷絕一切社交之意味。既雲斷絕一切社交，則凡日人在華所營之事業，吾人皆應與彼脫離關係。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廣告於日本新聞，不載貨於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險，不向日本銀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紙幣，不往日本醫院治病均是也。」（上海《總商會月報》）

對日經濟絕交立即席捲全國，上海、北京、濟南、合肥、武漢、長沙、廈門等地相繼推行，日本對華出口額大幅萎縮，「天津一埠損失約1200萬元，上海約4000萬元，通計各埠損失，已達1億元。再就日本本年6月份全國貿易觀之，輸入計超過輸出9600萬元」。（中國旅日學生「旅大收回後援會」報告）

但是，日本政府並未妥協，他們一方面宣稱這是「排日仇日」行為，要求中國政府嚴加取締，另一方面則以牙還牙，在宜昌和長沙先後開槍射殺中國民眾，釀成「宜昌慘案」和「長沙慘案」。雙方關係日漸緊張。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來後，「經濟絕交」的組織者們，試圖將抵制日貨與賑濟日災分別對待。上海總商會表示：「恤鄰與自衛，並行不悖。」上海中華書局進德會提出：「此次日本震災，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類互助及救災恤鄰之誼，理當援助，頗聞同人中有以國恥為恨者，須知不忘國恥，是一事，人道主義又是一事，不妨並行，且此次可為吾人仁義之試驗，進德之途徑。」

在實際操作中，「恤鄰與自衛」不可能「並行不悖」，隨著全民動員救援日災，「經濟絕交」實際上無疾而終。

諷刺？罕見的凝聚力

政府號召下，全國人民積極響應。進入民國之後一直分崩離析的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協力。

上海總商會決定，「購辦麵粉一萬包，米三千包」，並墊付611萬元，由顧馨一、榮宗敬購置麵粉及裝船，虞洽卿辦理報關。招商局則派出「新銘」號輪船免費運送。他們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當天，滿載著麵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災物品的「新銘」號，就起錨駛往日本，這成為日本接受到的國際第一筆援助，也成為與美國軍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船隻。

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理事長庄得之、醫務長牛惠霖，親自率領「男女醫士四人，救護員八人，書記會計各一人，女看護士四人，隊役四人，現款二萬元，葯料等品十餘大箱」，於9月8日乘日輪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東京參與賑災工作。這是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余叔岩、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元大洋。「上海伶界聯合會」也在「新舞台」開展兩天的義演，由何豐林、盛竹書、汪精衛、史量才、虞洽卿、葉楚傖、張季鸞等人贊助。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拍賣的畫作包括會員們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劉墉（劉石庵，即「宰相劉羅鍋」）、吳昌碩、李梅庵、錢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縣教育局、教育會發起成立「救濟日災會」，上海縣立各小學都成立了「募捐隊」，除向學生及家長募捐外，孩子們還「手執『救命』、『恤鄰』等字樣小旗，沿途演說，挨戶勸捐，精神充足，言論切當，路人頗義之」。

北京各界於9月5日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集會，北京銀行公會捐助10萬元購買米面3萬石。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決定撥付5萬元賑災，派代表攜帶糧食、衣物、藥品趕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隸省長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會商援助日本災區。天津紅十字會、天津報界公會等紛紛行動，籌糧籌款，支援日本。廣州、南京、東三省等都捐出大額糧食、物品和款項。

1923日本關東地震中國救援展現罕見凝聚力

圖為中國紅十字會赴日救護隊返國時與東京赤十字社人員合影

在段祺瑞的「救災同志會」成立儀式上，倪嗣沖、周學熙、靳雲鵬、曹銳、曹汝霖、張勳、鮑貴卿等出席並捐款，當場籌集了價值10萬日元的款項，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此外，擔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捐款5萬元，3萬元為賑濟日人，2萬元為賑濟旅日華僑、留學生；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湖北督軍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江蘇省長韓國鈞、直隸省長王承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安徽省長呂調元、浙江督辦盧永祥、浙江省長張載陽等均捐款1000元至1萬元不等……

有學者統計了上海《申報》（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報》(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鳴謝公告，及天津《大公報》（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災同志會段祺瑞等謹啟」的捐款實收公告，僅此三項的捐款總額的大洋就達到44萬元以上。

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成為這次救災的主力，包括溫州在內的不少中小城鎮也建立了賑濟日災團體。日本輪船甚至直放溫州，運載木炭、煙葉、菜子、鮮蛋等物，一次價值就高達51萬元。

中國積極援助日本，當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

文 | 雪珥轉自中國經營報（微信ID：chinabusinessjournal），本文經授權轉載，有刪節，轉載請聯繫原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