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無原則的叛徒：三次反清，兩次變節，蛇鼠兩端，反覆無常

民國時期，可能大家都知道一個出了名的「倒戈王」石友三，他這個人一生投機鑽營，反覆無常。先後投靠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蔣介石、張學良、日本人和共產黨，在近代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倒戈將軍「。打，但至少脫離叛徒原則——投靠不同的主

而今天要和大家談的這位，就比較奇特了。他曾三次投清，而後又兩次變節，可以說史上最無原則的叛徒非他莫屬了，他就是清末軍閥苗沛霖。

說起苗沛霖，就不得不提他的一首詩《秋霄獨坐》，原文為：

手披殘卷對青燈，獨坐搴帷數列星；

六幅屏開秋黯黯，一堂蟲鳴夜冥冥。

杜鵑啼血霜華白，魑魅窺人燈火青；

我自橫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誤窮經。

其實譚嗣同《獄中題壁》中最豪邁，最感人的一句詩，有半句出自這裡。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鳳台武家集人，生於清嘉慶年間。他家境貧寒，世代為農。為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像許多做著科舉夢，熱望「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貧苦讀書人一樣，把闈場看成自己進身功名的主要途徑。三十歲時苗沛霖獲得考秀才的資格。個人天賦，加上刻苦與勤奮，苗沛霖當年考中秀才，成了一個生員。但脫去童子身份，並沒有給他的現實生活帶來什麼實質性的改變。苗沛霖依然是貧困潦倒，家徒四壁。

太平天囯時期，他打著辦團練的幌子，兩年內把自己的苗家軍發展成擁眾十幾萬的地方勢力。羽翼豐滿後，苗沛霖不再滿足於團練練總的權勢，學起了同鄉朱元璋。1861年2月，借口壽州擅殺案，他與太平軍，捻軍聯合進攻壽州，初舉抗清大旗。但是他馬上感到難以抵禦清軍，於是趕緊投降。因安徽巡撫翁同書上奏開脫，朝廷僅將其交部議處，責令「帶團立功」，並沒有深究他叛降捻軍的罪責。

次年1月，他再次聯合太平軍，捻軍進攻潁州府（安徽阜陽）。3月，清軍雲集潁州，苗沛霖見義軍勢單難敵，再次倒戈降清，聯合清軍大敗天捻聯軍於潁州，並將張樂行圍於潁上。張樂行拚死突圍退走雉河集（今安徽省渦陽縣城）。

為彌補圍殲張樂行不力的閃失，苗沛霖設計誘捕太平天囯英王陳玉成，獻給欽差勝保以求自保。

太平天囯運動失敗後，自知罪孽難赦的苗沛霖再舉反清大旗。

苗沛霖三次反清，兩次變節，首鼠兩端，反覆無常，被歷史學者稱為「最無原則的軍閥。」陳玉成怒斥苗沛霖： 「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此言竟成讖語。一年半後，走投無路的苗沛霖被迫反清，最終落得戰死蒙城城下，喪命亂軍之中的下場。

物質生活的極度窘迫在苗沛霖思想境界中造成的局限性，還可以從他和另一個同時代巨人的對比中看出來。這個人就是曾國藩！

1856年是苗沛霖人生的轉折點。那年正月，捻軍橫掃鳳台縣武家集，把那裡的地主武裝打得一敗塗地，土豪鄉紳損失慘重。他們這才想到，苗沛霖的治兵之策並不全是花拳繡腿，或許有其道理。苗沛霖也不失時機聒噪老調，打著「御捻」的旗號，在豪紳的資助下組建苗家軍。當年朱元璋提出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政治方略。苗沛霖從老鄉那得到啟發，提出「高築寨，廣積糧，先滅賊，後稱王」的政治策略。苗沛霖首改過去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態，挑溝築寨，把武鳳集這個原本閑散的村落變成一座壕溝深掘，寨牆高築的城堡。以後的戰爭進程證明了苗沛霖此舉的英明。一時間皖北，豫東一帶這樣的圩寨如雨後春筍似地拔地而起。捻軍從中受到啟發，亦開始大規模地修建圩寨。今天豫東沈丘、項城一帶的廣大農村還有許多冠以「寨」字的村落,就是因苗沛霖當年的發明留下的戰爭印痕。

由於策略正確，戰術運用得當，苗沛霖的勢力迅速膨脹。四年中就成為據圩寨數千，擁眾十餘萬的地方勢力。加之這時的苗沛霖又結識了在皖督師的滿清權貴、欽差大臣勝保，並引為奧援，政治上屢受舉薦和擢升。此後仕途通暢，直至官居二品。此時的苗沛霖可以說已初步具備了和當年曾國藩相似的機遇和條件。但苗沛霖的骨子裡缺少的是曾文正對財富的漠視，對勢利的淡然，更缺乏曾公久居官場養就的政治敏銳和遠見。這種個人素質的巨大差異直接導致了兩人悲喜迥異的人生結局。

用風雨飄搖來形容1860年的大清王朝再恰當不過了。南方太平天囯如火如荼，北方捻軍起義遍地開花，大清政府捉襟見肘，八旗綠營顧此失彼。英法兩國又落井下石藉機製造事端，挑起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於這年的8月24日佔領天津， 10月13日攻陷北京。咸豐帶領群臣妃嬪奔逃熱河，還強撐面子美其名曰「秋狩木蘭」。勝保急忙致信苗沛霖，敦促他率精銳兵丁「兼程馳赴，克日來京」勤王。苗沛霖嘴上說「見義兵莫大於勤王」，實際上並不准備奉調北上，倒是私下裡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盤。當時的形勢讓苗沛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其機會主義投機本性也在這時得到最充分的顯現。他錯誤地判斷形勢，誤以為自己割據一方，崛起於官匪之間的時機到了，忙不迭地自樹大旗與大清分庭抗禮。後建立天順王國，稱「河北天順王」。然清政府雖境遇險惡，但畢竟氣數未盡。

清廷為化解滿族親貴勝保與袁甲三等漢族將領的矛盾，將勝保調往陝西。改授湘軍將領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剛剛反正的苗沛霖為了把湘軍擠出淮北，於1862年11月27日，唆使部將王金魁對駐紮潁州的湘軍尋釁，王金魁殺死湘軍采樵兵勇九人，12月1日，又嗾使李萬春部殺死湘軍樵勇三人，擄去七人。曾國藩當時手握重兵，極盛一時，但因擔心湘軍與苗沛霖正面衝突會引起他與僧格林沁的不合，便主動奏請撤出壽州、正陽防區。其在給沈葆楨的信中說：「敝軍若愚苗黨開仗，必與僧邸（指僧格林沁）南北水火。今日之天下，豈堪將帥更有水火之爭？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 曾國藩出身閥閱世家，飽讀經史，早年即中進士， 其懷濟世解危之才，絕僭越非禮之欲，創巨業，仍知進退；視大局，能摒私憤，當不愧為近代中國之第一大儒。 曾文正公這種憂國思民的情懷，正是苗沛霖所不具備的。苗沛霖在窮急，窮怕的時候，挺身而出追求榮華富貴，這在弱肉強食的年代裡本無不可。他的悲劇只在於發達以後，仍無限制地以膨脹個人私慾，做起了家天下的王者之夢。

由此不難得出：貪婪，狂妄一旦和短見摻在一起，毀滅和失敗就必然是最好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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