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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一九四二》里的偽歷史

講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饑荒的電影《一九四二》,在坊間已成熱詞。但可惜的是,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作為腳本的紀實原著,乃至於媒體對該段歷史的諸多重新發掘,均可謂是偽史當道。本文所澄清的,只是這些偽史中的一部分。

戳破《一九四二》里的偽歷史


電影《一九四二》海報


政府壓制輿論,不允許媒體報道河南饑荒?


重慶《大公報》1943年2月3日因刊載該報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而被當局停刊三天。電影及許多媒體,均以此為據,認定國民政府當年壓制輿論,不允許媒體報道河南大饑荒。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不是因為報道河南饑荒,而是「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是實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因為該社論報道了河南的大饑荒。據王世傑1943年2月4日的日記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是:「《大公報》因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受停刊三日之處分。」王氏曾擔任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部長,1942年12月7日剛剛辭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報》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換言之,報導災荒並不犯禁,但指責政府限價不力則惹怒了當局。


在《大公報》被停刊之前,重慶《新華日報》對河南災荒的報道至少已有40餘篇


事實上,對於河南的災荒,國民政府從來沒有限制過媒體的報道。譬如重慶《新華日報》,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報》被停刊這段時間裡,據筆者的不完整統計,報道河南饑荒的新聞,已多達40餘篇;其中12月份的報道最多,具體如下表:

戳破《一九四二》里的偽歷史


重慶《新華日報》當時在國統區公開發行,其刊登的內容,和重慶《大公報》一樣需接受國民政府新聞檢查機關的審查。但這40多篇關於河南災荒的報道,沒有一篇遭到封殺處罰;《大公報》遭到處罰後,到1943年6月,據筆者不完整統計,重慶《新華日報》對河南饑荒的報道數量,至少還有80餘篇,具體篇名及報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羅列。所謂國民政府不讓媒體報道河南大饑荒,顯然不實。實際上,無論災前災後,對河南饑荒的報道,政府從未有過限制。《大公報》停刊三天,不是因為它報道了災荒,而是因為它抨擊了政府。


《大公報》被處罰之前與之後,對河南災荒的報道同樣從未中斷


或許僅以重慶《新華日報》為例,對部分讀者而言說服力還不夠。畢竟這是一份共產黨的報紙。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報》,在被處罰之前,實際上已有不少對河南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也未受到當局的封殺和處罰。下面是筆者對該報1942年河南饑荒報道的一份不完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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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災荒目睹記》一文對河南災荒嚴重程度的披露,絲毫不遜於後來王芸生為之配發社評而惹禍的《豫災實錄》,該報道里有諸多慘烈的饑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陳姓滿門五六口由家長迫令長幼同時食砒霜自殺,在服毒後,鄰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為該報道配發了社論《天寒歲末念災黎》,但因未曾抨擊政府的戰時政策,兩篇報道均順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後,大公報實際上仍在繼續報道河南災荒,據筆者所見,其報道至少持續到該年6月20日,當日刊發了張高峰的前線報道《災後話農情——河南新麥登場》。


蔣介石不許報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電影及媒體慣說蔣介石不願意救災、「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流行的史料依據有三份。這三份史料都有問題。


馮玉祥的回憶繪聲繪色,但李培基根本沒去重慶報災,怎會挨蔣介石的罵?

其一是馮玉祥的回憶。馮氏1947年在美國寫回憶錄《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其中說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這次旱災是以葉縣為中心,周圍七、八百里,草根樹皮都被饑民吃光了。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無法算計,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向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的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


『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可見對於人命毫不關心。」上一期專題《1942年河南饑荒人禍分析》已經考證過,馮氏所謂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調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報災,而是在瞞災。被河南各界推舉前往重慶報災的楊一峰,「在重慶查出了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事實恰恰和馮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從未面見蔣介石痛陳災情,後面所謂「無人格長,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鐘頭」的情節,顯然只能出自馮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說「中央不準報災亦不救濟」,但河南軍方曾多次報災,並因此與豫省府正面衝突


第二份史料,是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的回憶。據郭氏說:1942年,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數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準報災,亦不救濟,我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結果河南餓死了500多萬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報了1602人,開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說「中央不準報災,亦不救濟」,全然不是事實。真實情況是:湯恩伯、蔣鼎文、李家珏等河南軍方高層均曾向重慶報過災,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則一直瞞報災情。軍、政雙方的這種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曾有一次正面衝突,衝突的結果,是蔣介石「決定1942年河南軍糧配額(從420萬石)減為250萬石」。詳情可見上期專題。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災,不願救災,如此大幅度地減少河南的軍糧配額幹什麼呢?但減而不免,則很顯然與河南省政府的災情報告有關。郭所謂「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時,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報災三代表楊一峰、劉庄甫、任兆魯已經順利將河南災荒的實況轉達給了蔣介石。楊一峰後來回憶說:「弟當時被河南各界推為赴渝呼籲三代表之一,據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災況,並非由於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先生之呼籲。……郭參政員之呼籲,可能是以後之事,與中央之推派大員赴豫勘災無干。」


王芸生說陳布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其實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寫的《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該文聲稱:「(《大公報》被停刊後)王芸生曾為此向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得緩免。』這可見蔣介石剛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風。」在李培基沒有報災這一點上,王芸生和馮玉祥一樣,赤裸裸地撒了謊。陳布雷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李培基並未報災,陳怎麼可能向王芸生講那麼一大段李培基報災被罵的情節呢?這段情節顯然是王芸生60年代時杜撰的。


再者,此時已是1943年2月,重慶派往河南調查災情的張繼、張厲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經到了河南,饑荒的實際情形早已通過他們傳回了重慶,政府的救災工作已經全面鋪展開來,陳布雷怎麼可能罔顧事實,跟王芸生說什麼「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呢?唯一的解釋,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偽造了這段歷史。


記者白修德報道災情之後,政府才被迫開始救災嗎?


美國記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國《時代》周刊上報道河南饑荒。白氏晚年在其回憶錄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來信,認為正是因為自己的報道,才迫使無心救災的國民政府行動了起來:「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電影乃至多數國內媒體照搬了白氏晚年的這一說法[詳細]。但事實並非如此。


白修德在《時代》周刊報道災荒時,中央及河南的救災工作早已全面展開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為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儘管以李培基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對饑荒的嚴重程度持保守態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為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總體來說,1942年9到10月間,可視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其內容,主要側重於調查災情及救災計劃、辦法的擬定。調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詳細記錄「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種戶口;具體的救災計劃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視作救災的第二階段。此一時期,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別展開。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賑款;河南省政府自籌賑款500萬,並在陝西購得麩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地方亦籌款1000萬。針對流民的各種以工代賑(主要是興辦農田水利,如疏通河道,開鑿水渠等)也搞了起來。最關鍵的糧食問題,先是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後方的囤糧3.5萬包,又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都分別發放了下去;各縣所存的倉谷,也勒令必須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設置粥廠、組織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對逃荒的災民,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線沿途設置救濟站,供給災民吃住。


也就是說,白修德3月22日在《時代》雜誌上刊文時,上述救災工作,均已全面展開。「糧食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不是白修德報道後的結果;「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也不是因為白修德的報道;「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的時間更遠遠早於白修德的報道。白氏在災區不足20天,走馬觀花的報道並不可信。當然,1943年麥收(6月份)前的四個月是災民最困難的時期,舊儲已盡,新糧未收;同時,3月份也是政府救災工作最艱難的時刻,本地儲糧已發放殆盡,外部運入糧食又非常艱難——正如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的那樣:「正常時期,糧食可以從四個方面運進河南。而現在這些運輸線有三個方面都控制在日軍手裡。來自陝西的第四個方面運輸能力受到嚴重限制,因為在潼關到靈寶之間80公里的這一段鐵路,正處在日軍大炮射程之內」,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災情之慘烈,確屬事實;但白氏認為當局此前不救災,自己使災荒成為國際新聞後才開始救災,則只是他個人的一種想當然而已。


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觀察,比白修德要準確得多


謝偉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觀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據謝氏記載:「糧食現在也正在運往河南省,但數量很小。……潼關火車站站長說,他不知道運糧的噸數,但他對我說每晚通常有兩列火車東駛,每列平均10節車皮,容量15到40噸不等,可以設想平均載25噸。據我所見,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因此,我估計一個月至少可向河南運進1.5萬噸糧食。火車駕駛極端困難和危險,要於夜間在日軍炮火的交叉射擊下行進。幾乎所有橋樑都被破壞了。需要走臨時修築的彎道。為保持鐵路暢通,鐵路職工表現了極大的英雄主義和智慧。」如果謝氏調查到的數據是準確的,那麼這就意味著從陝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條鐵路,即便「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一個月也只能向河南輸送三千萬斤糧食,而河南國統區的災民,據美國救濟委員會的調查,有一千多萬人,也就是說,每人每月只能從這唯一的鐵路上獲得三斤糧食而已。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最終餓死人數眾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更不難發現,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其實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樣是重災區——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達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糧食吸收調劑工作,救濟災區,保證春耕》記載:「目前五、六分區災情至為嚴重,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春耕已陷停頓,必須以全區力量之支援,始克渡過難關。」這份文件的簽發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時代》刊文的時間。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抗日根據尚且「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自不難想像陷於日軍三面包圍交通不暢的河南國統區會是何等情狀。


蔣介石讓前線部隊撤退,想把災民當包袱甩給日本人?


電影里有蔣介石擬棄守河南、讓前線部隊撤退,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情節。學者們中也有人撰文說:「為了拖垮敵人,人民又成為敵我雙方的人質。……日佔區不僅嚴禁災民向日軍後方流亡,而且刻意將災民向國統區、共產黨控制區驅趕,使之構成中國方面的壓力。至於中國方面,在這個時候,第一,沒有積極救助;第二,其實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佔區、他方佔領區。」這些說法,與史實相距可謂十萬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確下達命令,要求各縣協同國軍「制止良民逃往敵區」


說政府「沒有積極救助」,何謂「積極」?若以「效果顯著」來定義「積極」,那麼政府很顯然沒有做到;若以「儘力」為「積極」,則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並不多。至於基層政權空洞化、腐敗化,無法將救災措施落到實處,則實在是國民政府貫穿整個大陸時期的痼疾。但若說政府「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佔區、他方佔領區」,則純屬誅心之誣衊。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會沿著災民逃往陝西的路線設置那麼多的救濟站。更何況,河南省政府當年還專門出台過規定,命令各縣嚴防災民逃往敵區,該命令要求:「(1)各游擊區各縣應將奉撥振款立即查放,並向受振災民剴切宣達中央德意以資感召。(2)各縣應督率地方各界擴大舉行救災運動,設法募集款糧隨時散放。(3)各縣應切實督飭所屬團隊協同國軍,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制止良民逃往敵區。(4)如遇敵軍抽集我壯丁難民,應隨時隨地予以武力驅逐,以粉碎敵寇陰謀。」(《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佔區」,更不曾有過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想法。


1943年蔣介石確實從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但目的是為防止該部隊起義倒向中共


不過有意思的是,1943年,蔣介石還確實曾經從河南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即趙壽山的第38軍。但這並不意味著蔣介石想要放棄河南,直到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之前,國軍在河南的防線並沒有發生明顯的後移。趙壽山的38軍當時駐防豫北鄭州、廣武一帶,其之所以被從前線撤回,原因不是災荒,而是蔣介石和湯恩伯均認為這支部隊已被共產黨同化控制,放在前線隨時可能舉旗易幟,故先將其從前線調回鞏縣「集訓」,實質上是將其置於國軍的控制之下,稍後又將親中共的軍長趙壽山調往重慶中央訓練團將官班「受訓」。對於這段歷史,中共鄭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著的《中共鄭州黨史》有詳盡的記載。據該書稱,該部隊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產黨組織,曾被毛澤東譽為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1940年駐防鞏縣時,「該部地下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進行了起義的醞釀和準備」;1941年秋,湯恩伯對該軍喪失信任,認為其隨時可能轉投共產黨,故其中央軍「對38軍形成了包圍圈」,「中共38軍工作委員會」因此「同趙壽山軍長經過多次研究,準備應變措施和起義方案」;「1942年春,38軍工委利用部隊整編和人事變動的機會,將地下黨員調到關鍵崗位。夏,又將教導隊和干訓班畢業學員中120名黨員分配到全軍任職,準備對付突然事變。」1942年秋,趙壽山派代表去延安彙報情況,要求部隊起義,「毛澤東指出:部隊要做好起義的腹案和準備,不要公開打紅旗,要打地方部隊抗日同盟軍的旗幟。……起義時機,一條是在蔣介石要武裝吞併並不能繼續生存時;一條是日本人大舉進攻,國民黨大撤退,部隊留到敵後時。」38軍內部的這些變化,重慶方面早有知曉,故而才會在1943年10月將部隊從前線撤回,與災荒則毫無關係。


日軍用軍糧救濟中國災民?


電影里有一個鏡頭: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在飛機上巡視河南災情,要求日軍以軍糧賑濟中國災民。軍官們疑惑不解:「……可是他們是中國人啊!」岡村說:「別忘了,他們首先是人!」日軍對災民的救濟情況究竟如何?


劉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


關於日軍對災民的救濟,劉震雲的紀實作品《溫故一九四二》里表達得更加極端:「……河南人沒有全部被餓死,很多人還流傳下來,繁衍生息,五十年後,儼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國第二大省。當時為什麼沒有死絕呢?是政府又採取什麼措施了嗎?不是。


是蝗蟲又自動飛走了嗎?不是。那是什麼?是日本人來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日本人在中國犯了滔天罪行,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災區,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們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為了收買民心,為了占我們的土地,淪落我們河山,姦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


但事實是,劉的家鄉延津早在1938年就淪陷了,他的「鄉親們」恰恰餓死在日軍統治下


《溫故一九四二》這篇紀實作品,以劉氏對自己家鄉河南省延津縣1942-1943年餓死人的情形的調查為主軸,輔以各種歷史檔案文獻構築而成。劉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縣書記」的回憶,稱其家鄉延津縣餓死人「總有個幾萬人吧」。但劉氏始終沒有告訴他的讀者,他的家鄉延津縣,早在1938年就淪陷了。他在延津縣的「鄉親們」被餓死,與國民政府並無關係,所謂「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純屬胡說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沒有「開進河南災區」,此一時期,國軍的防線並未有過大幅度的後移。日本不但沒有「開進來」救國統區災民們的命,連淪陷區災民們的命,也沒有救。


淪陷區的災情同樣嚴重,日軍沒有主動放糧的記載,偽省府也無力救災


回到岡村寧次。筆者在《岡村寧次回憶錄》里沒有查找到岡村曾前往河南巡視災情的記錄。電影里的這個橋段,當屬杜撰。但岡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期間,確曾有過個人捐款,具體捐款數目,筆者看到兩種,一種說是8萬元,另一種則稱是2.5萬元。


至於日軍在河南「以軍糧賑濟中國災民」,筆者也未查閱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屬岡村寧次管轄的山西淪陷區,1943年也同樣災情嚴重,日軍並未主動放糧,偶有放糧的記載,也是在受到災民攻擊之後的應急舉措——譬如「正太路陽泉車站為日軍糧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災民數以萬計先後集中到陽泉車站。在(中共)城工人員的組織下,進行向日軍要糧鬥爭,搗毀日軍糧庫多處。陽泉災民300餘人,從3月20日起包圍了日軍司令部3天,迫使日軍將搶來的糧食拿出一部分分給災民。」(《山西通志》)


日軍未曾放糧,當時主持河南淪陷區政務的偽河南省政府,在救災工作上也乏善可陳。1943年3月上任的偽河南省省長田文炳,素有清廉、幹練的名聲,長期與中共保持秘密聯繫,據田氏的女兒田淑平回憶:「1943年,河南省鬧蝗災,人民紛紛逃難到湖北、安徽等省。這些鄰省不願接納災民,田便以省長身份同兩省協商。幾經周折始得應允災民入境。這雖不能根除災民的疾苦,但相對來講減少了一些災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還籌集糧食賑濟災民。」田氏在淪陷區救災方面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令從開封到海州(連雲港)對開一列火車,專供災民攜故衣登車去徐州一帶換回玉米等物,以解糧荒,不使餓死。」田氏的救災舉措僅限於此,因為糧食全部掌握在日本軍隊手裡,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災民輸送出去,田氏別無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據謝偉思1942年11月的觀察,「在日軍佔領區,沒有進行任何救濟工作」,謝氏的這個觀察應該是準確的,田文炳之前,偽河南省省長是陳靜齋,此人盤踞河南四年,惡名遠播,據曾任偽河南省宣傳處長的刑漢三回憶,此人「在職的時間大約比田多五倍,但坐在辦公室辦公的時間可能還沒田多」,清廉、幹練的田文炳尚且救災乏術,無心民瘼的陳靜齋當政時期,救災工作開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淪陷區此一時期餓死多少民眾,因在日軍控制之下,並無數據,但可以參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一文,該文援引晉冀魯豫邊區的統計數據,稱「太岳區由豫北各地逃來難民前後不下二十萬,太行區也吸收了四五萬外來災民」,豫北全部屬於淪陷區,在日軍嚴密防範淪陷區難民外逃國統區和共占區(日軍此一時期壯丁緊缺)的前提下,二十萬災民越過封鎖線逃亡到中共根據地,已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其他逃往更廣闊的東部淪陷區及國統區的災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慶《新華日報》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為《豫北敵占區民眾水深火熱,災情嚴重多易子而食,敵多方榨取裹糧而去》的報道。


結語


關於河南1942-1943年大饑荒,市面上可見的報道里,還有太多太多的偽歷史。譬如說湯恩伯不救災,兵敗時庫存還有100萬袋麵粉。稍微用腦子想想,也知道這種證據站不住腳——湯氏兵敗是在1944年4月,災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湯氏40萬部隊,在災荒已過的1944年庫存半年軍糧,與救不救災哪裡有半毛錢關係?再如媒體報道里常見到一個細節,說為白修德往紐約發稿的那個電報員被蔣介石殺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憶錄原文,可以看到那裡分明寫著「我猜想……」,其實連白修德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存在這樣一個正直的電報員。


廣告語真的很好,「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一個必須面對的真相」;只是,在偽歷史裡「溫故」,最後「知」的,會是什麼「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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