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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漢學三傑」是如何在大陸流行起來的?

摘要:「三傑」的總體印象:史景遷以敘事和文筆見長,孔飛力以方法和視角見長,而魏斐德以選題和史料見長。


美國「漢學三傑」是怎麼流行起來的


4月14日澎湃新聞刊發《孔飛力弟子憶先師:那一代美國漢學家,他培養的學生最多》,次日北大歷史系教授陸揚(@雲中上師)在微博上轉發此文時評論道:「漢學三傑純粹是個當代中國外行書評人創造的概念,卻成了普遍流行的概念,比竹林七賢還有名,值得用來寫篇學士論文討論下中國對西方漢學的民間想像。」

隨後,另一位網友(@乾隆皇帝專屬微博)補充道:「歐立德當年給Wakeman寫的悼文中,已隱然提到了魏孔史漢學三傑之說,他當時用的詞語是trio。這算是國產概念外銷到北美學界後的衝擊回應嗎?」


這裡說的漢學三傑是指魏斐德、孔飛力和史景遷。那麼,這個說法是怎麼在中國大陸流行起來的呢?


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發現,劉東在《讀書》2004年第6期發表的《舞蛇者說》中已經有「三傑」的提法。當時,劉東這篇文章是對魏斐德的《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進行點評,由此牽引出了「三傑」的對比:


對於這類歷史哲學問題,大家當然只能見仁見智了。甚至在我看來,就連一些行家裡手,包括在費正清之後並稱「三傑」的美國漢學界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三位頂尖「講故事」高手——哈佛的孔飛力(Philip Kuhn)、耶魯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和伯克利的魏斐德,也同樣在這方面見仁見智。史景遷似乎更沉迷於「故事」本身,一門心思要把它描摹得娓娓動聽,往往一涉筆便能擠進暢銷排行榜。不過這種豐富的文學魅力也有代價,那就是往往從中見不到作者本人的研究過程,因而也往往難被納入歷史學的知識增長之中。與之相反,孔飛力看來更關注「講」本身,對於敘述者的主體性具有強烈而深刻的自我意識,即使不能借著這種講述來說明自己對整個人生的理解,也要費盡思量找到一個故事來說明自己對這個知識領域的理解。由此寫下的歷史學著作,其妙處在於往往能夠開風氣之先,以一個的經典案例開出一種可供師法的範式;然則其短處也恰好在於,一旦要給往事壓上如此重大的負載,那麼能夠講出的故事必然寥寥,而且一旦自家的範式被後起的規範所取代,早先那種問題意識過強的歷史分析,也可能同時被範式更新所牽累。所以,相形之下可以發現,在作為「行吟詩人」的史家和作為「先知」的史家這兩種角色定位之間,本書作者魏斐德的選擇似乎更其循著儒家「執兩用中」的智慧:他總是儘可能多地向人們談論往事,認定了惟有這件任務才是歷史學家的首要使命;但與此同時,他也非常職業化地意識到了,不管你把故事講得多麼周詳完備,事實上它也絕不會當真周詳完備了,而只能屬於一個不斷延續的研究過程,由此他講出的故事又總有點間離效果,因為他總不忘詳盡提供自己的研究線索,以便把進行此種敘述的理性根據交代給來者。

美國「漢學三傑」是如何在大陸流行起來的?



知網上關於漢學三傑的文章


同一年,許知遠在10月20日的《商務周刊》上發表《劇烈變革時代的巨蟒》,也是評點魏斐德的《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其中寫道:


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裡,柏克萊大學教授魏斐德不懈地將精力投在對戴笠的研究上,最終這位與史景遷、孔飛力並稱美國漢學三傑的歷史學家發現,只有這種恐怖而神秘的生物才能作比他的主人公。

由此可見,美國漢學三傑的提法,在2004年已經有了一定的市場。2005年初,庄秋水在《新京報·書評周刊》發表《史景遷的「歷史偵察學」》,是這樣評價史景遷的:「他今天是美國漢學界中大師級的人物,和孔飛力、魏斐德一道被稱為費正清之後的『三傑』。」


其後,顧思齊在2005年5月23日的《南方都市報》上發表《本土視野的美國「漢學三傑」》(以下簡稱顧文),使這一提法更多地進入了大家的視野。同一年,戴軼塵的《文化認同問題:史景遷視野中的清朝文字獄》(《社會觀察》第9期)提到「漢學三傑」:「史景遷是當代美國的『漢學三傑』之一,素以下筆如揮聞名,著作等身。」其中「下筆如揮」四個字,顧思齊文中也有。但戴文沒有說明其他「兩傑」是誰。2006年5月5日,劉東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演講,題目是《北大課堂上的魏斐德》,其中談到美國漢學界的「清史三傑」,也引用了顧思齊的文章(《中國學術》總第二十四輯,商務印書館2007年出版)。2007年,馬金生髮表《試論史景遷的著史風格》(《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在文章注釋中提到了顧文。2013年,王平的博士論文《魏斐德與他的中國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提到「三傑」時給出了注釋,即顧文。


在此期間,美國漢學三傑的說法,在著作、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史學期刊和報紙上多次出現。一般情況下,大家都是默認使用「漢學三傑」這個稱號,並不會給出具體出處。比如在《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2005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4月」的第3條即是「史景遷系列論著在中國出版」,其中說道:「繼漢學大師費正清之後,美國漢學界有『三傑』之譽,史景遷便是其中之—,與孔飛力、魏斐德齊名。」同時,該段介紹還給史景遷加了一個「中國學研究領域的畢加索」稱號。


那麼關鍵問題來了:顧思齊是誰?


通過讀秀可查到,《本土視野的美國「漢學三傑」》一文收在胡文輝的《洛城論學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文末註明:原刊《南方都市報》2005年5月23日,署「顧思齊」。可見,顧思齊即是胡文輝。他在文中有幾段對「漢學三傑」的總結性評價:

事實上,在歐陸傳統漢學已趨式微的現時代,似乎只有兩大領域,即北美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及英倫(劍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比之中國本土仍具學術優勢。因此,人稱「漢學三傑」的史景遷、孔飛力及魏斐德,作為費正清之後的第二代漢學家典範,就不僅是當今美國漢學的代表,亦可視為西方漢學的標誌了。


我個人對「三傑」的總體印象,大致是:史景遷以敘事和文筆見長,孔飛力以方法和視角見長,而魏斐德以選題和史料見長;相對說來,我更認同魏斐德。從專業角度看,史景遷花拳繡腿,孔飛力偏鋒取勝,而魏斐德更接近名門正派,看似平淡,勝在平實。


綜上所述,美國漢學三傑應該是21世紀初開始在中國大陸學界流行起來的。不過,顧文中使用的是「人稱『漢學三傑』」,可見,應該還有更早的提法。


經朋友提醒,台灣學界其實更早地將這三位漢學家放在一起討論了。康無為(Harold Kahn)在1993年出版的《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中提到:

我要討論的三位史家是柏克萊的魏斐德、哈佛的孔復禮和耶魯的史景遷。我選擇他們是相當武斷的,如果勉強說有什麼理由,那是因為我喜歡他們三個人的作品。對他們的作品,我雖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但讀來仍覺是一大享受。在中國史研究這個領域中,我不相信他們比其他史家更重要,也不曉得他們的作品是否禁得起時間的考驗,而為後代子孫所閱讀,儘管他們是很有影響力的作者和史學教授。從史學史角度看,我也不認為他們三位屬於任何學派。他們所代表的可以說是比較傳統的歷史學風,認為廣義的政治史才是歷史學者所應致力的志業。他們主要關懷的課題是權力、權威、特權、法源、組織、系統、有血有肉的皇帝以及政治運作中的官紳。當然,他們的作品中也會出現一些例外。(《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


此外,孔飛力先生的學生方德萬教授也表示,在他上學時,孔飛力、魏斐德、史景遷就被認為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三位中國歷史研究者,而且這種看法在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出版前就有了,不過柯文這書確實增強了孔飛力和魏斐德的地位;但「漢學三傑」這個具體稱號他並沒有聽過,但覺得肯定是中國人提出來的(感謝澎湃新聞記者彭珊珊提供方德萬教授的看法)。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出版於1984年,可見,將孔飛力、魏斐德、史景遷三人並提的看法,應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


所以,必須要予以說明的是,筆者的所見所聞有限,搜索工具所收錄的文獻也是不完全的,所以,以上內容只是目力所及之處,更早或者更全的說法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其他國家的「漢學三傑」


其實,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國漢學三傑外,其他國家也有三傑的說法,而且有的出現得更早。


比如俄國,李明濱在《世紀初俄國漢學三傑》(《國際漢學》2003年第1期)中就明確說道:


恰恰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蘇聯漢學進入了輝煌時期。……與此相適應,蘇聯從事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領域,也成長出一批名家。他們大體同時在20世紀50~60年代步入成熟期,取得豐碩的成果。有三位漢學家可作為實例,2000年在北京、莫斯科和彼得堡分別為他們隆重舉行了「誕辰百周年紀念」。這三位學者就是翻譯和研究章回小說的羅高壽、研究漢語的龍果夫和編纂漢俄大辭典的鄂山蔭。他們不但聞名於蘇聯,而且在國際漢學界也享有聲譽。三人恰好同於1900年出生,我想,可以稱之為「世紀初俄國漢學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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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高壽父子


法國也是漢學重鎮。陳友冰在《法國「漢學三傑」之戴密微》(國學網)中指出,三傑是指20世紀以前的儒蓮(StanislasAignan Julien)、20世紀上半葉的沙畹(Chavannes Edouard)和20世紀下半葉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其中,以儒蓮名字命名的儒蓮獎是由法蘭西文學院頒發的漢學獎項,於1872年創立,1875年起每年頒發一次,被稱之為漢學界的諾貝爾獎。我國語言學家王靜如、哲學家馮友蘭、國學大師饒宗頤、敦煌學家潘重規、史學家廖伯源、北大史學教授楊保筠等人都曾獲過儒蓮獎。


關於德國,陳友冰在《終生推崇中國文化,推動中德文化交流——德國「漢學三傑」之一傅吾康》(國學網)中提到:德國則是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馬漢茂(Helmut Martin)。不過,關於德國漢學三傑的人選,許寬華在《聯邦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漢學教研室》(《德國研究》1999年第1期)中認為其中之一是威廉·碩特,但該文沒有說其他兩位是誰。


英國的漢學三傑,暫時只在趙慈愛的《英漢互譯中的Faux Amis(「假朋友」)——以「封建」與「feudal」、「feudalism」w為例》(《英語學習》2009年第4期)中看到其中之一是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其他兩位未見作者提及。


除了歐洲,還有澳洲漢學三傑。管永前、孫雪梅在《麥克法誇爾與的創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的注釋中提到:「C.P.Fitzgerald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教授,是澳洲『漢學三傑』之一。1946-1950年曾生活在北京,隨後於1956年、1958年又兩次重訪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簡史》、《中國革命》、《中國高潮》。」網上有文章提到澳洲漢學三傑之一還有費約翰:澳大利亞拉特羅布大學教授,代表作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至於還有一位澳洲三傑是誰,暫時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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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中國》書封


以上即是筆者所見的一些關於「漢學三傑」的論述。其實,在我們的歷史和現實中常常也可以看到各種三大某某、四大某某、八大某某等等的排位和稱號,或許,國人是比較迷戀帶數字的稱號的。


(文章來自「澎湃新聞」,作者石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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