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復：我所知道的康生

每日一史

其實，我並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況，只能說是通過工作關係「有所接觸」而已。本文我打算寫下自己所見所聞的幾件事，使大家從不同側面對康生的真實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見毛岸青

1959年春天，黨中央派出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由李雪峰、康生、劉寧一、劉曉等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出席蘇聯共產黨第21屆代表大會。我作為隨團翻譯一同前往。

這次會議期間，代表團下榻莫斯科列寧山政府別墅，分別住在兩座樓內。周總理住一座，我隨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棟樓里。這就使我有機會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了康生。

1967年，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由左至右）在一次群眾集會上

當時康生約摸60歲左右年紀，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鏡，留八字鬍，穿著一套由他本人設計的草綠色豎領中山裝，踏一雙特製的皮鞋（他腳上有雞眼，鞋墊上有凹孔來保護雞眼不受磨擦）。

到莫斯科後不久，有一天，康生對我講：主席有個兒子叫岸青，精神曾受過刺激，現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療養院。他讓我告訴蘇方接待人員，請他們通知院方，我們要抽時間去看望岸青。他還要我去中國駐蘇大使館要一些中國的醬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帶上。後來康生又對我講起毛岸青在楊開慧被殺害後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況，並著重說明，1935-1936年間，地下黨組織找到了岸英、岸青，設法買了上海去法國的船票，是他專程從蘇聯到法國馬賽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講這番話表示他一貫關心毛澤東的親人。

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後，我按照他的囑咐，做了一些準備。記得是在一個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區的一個高幹療養院。從外觀上看，這座療養院可能是沙皇時代的貴族莊園。房屋高聳而莊嚴，大理石樓梯，房間很大。院長、醫生等人在大樓門前等候，陪同我們走進二樓會客室，並向康生簡單介紹了岸青的情況。一會兒，岸青進來了，院長、醫生稍微寒暄後便都退出去了。剩下來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這時康生問：「你還認識我嗎？」

「康伯伯，我認識你。」岸青回答。

然後的談話便是一問一答了，內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況，岸青主動說話不多，對問題的回答也都很簡單。

探望和談話大約持續了30分鐘左右，準備告辭了。臨走的時候，康生問岸青：「有什麼話要向家裡說嗎？」

岸青說：「向爸爸問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講：「這顯然是一個高級幹部療養院，條件是很好的。但是還得想辦法把岸青接回國內。這裡再好畢竟是異國他鄉啊。就毛主席現在在國內的地位來講，岸青回國後會有比在蘇聯好得多的條件，將來再在醫護人員中找個愛人，終身都會有人照顧。」

代表團回北京後，過了一段時間，康生的秘書李鑫告訴我，康生見了江青，對她講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並建議接岸青回國，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療。據李鑫講，康生告訴他，江青聽後很激動，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議告訴了毛主席，江青乘機為康生說好話，她對主席說：「你的老戰友那麼多人去莫斯科，從來沒有人去看我們的孩子，還是康生對他好，專門去看望他，還建議將岸青接回來治療。」後來國內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來。

利用反修鬥爭 取得毛澤東信任

1960年2月4日，蘇聯赫魯曉夫在莫斯科舉行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中國參加。中共中央決定派康生作為觀察員出席會議。代表團成員有伍修權和我國駐蘇大使劉曉，我是隨團的翻譯。這是我第二次與康生接觸。赫魯曉夫召開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致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試驗上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我代表團出國前，由外交部、中聯部起草了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稿，並報經中央批准。這份講話稿實際上同赫魯曉夫唱了反調，強調帝國主義本性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仍然存在，裁軍目前是不可能實現的。講話鄭重聲明，由於帝國主義在國際關係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對我國都沒有約束力。根據當時國內的安排，代表團出發前，康生的講話稿已交給新華社，準備康生在會議上宣讀後，便通知新華社公開發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會議開始時，卻通過了一個決定：會議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發言一概不對外發表。可是，由於時差的關係，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已經在2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這就違背了大會的規定。再加上康生講話的內容又同赫魯曉夫唱反調，從而引起赫魯曉夫極大的不滿，以致在後來中蘇兩黨代表會談和國際共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多次抓住這一事件來反對中國共產黨。

這個政治協商會議開了一天半，第二天結束。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舉行招待會，各國首腦都參加了。赫魯曉夫在酒會上，不指名地攻擊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指責有人口頭上提「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卻拆蘇聯的台。招待會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波斯別洛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央大樓會見了中國代表團康生、伍修權和劉曉，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通知中對中國共產黨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指責，說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是冒險主義，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挑起了中印邊界衝突；對內執行的是主觀唯心論，違背客觀經濟規律，搞什麼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等；指責中國代表團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發言違背共同制定的路線等等。當時，康生、伍修權對蘇共的指責給予了有力駁斥，指出昨天赫魯曉夫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頭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對毛澤東同志和我黨中央，這是你們破壞蘇中關係的嚴重步驟。康生幾次講：「你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是沒有好下場的。」

現在看來，當時康生對蘇共進行反駁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時也顯然是為了回國後向黨中央、毛主席彙報時，表明他是如何捍衛毛主席的。這樣做就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並重返中國黨的權力中心開闢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認為，赫魯曉夫在這次會上的表現，以及他後來採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為了追求同西方達成妥協，就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期間，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這就是同年4月陸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

從那時起，康生就一直參與中央有關對蘇方針政策的決策，參加中共與蘇共之間所有的會談。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9月的中蘇兩黨會談，10月的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11、12月的莫斯科會議等。特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參與下進行的。

因此我認為，康生作為中國政府的觀察員出席1960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他同蘇共領導人的論戰，奠定了他以後參加中共中央對蘇政策的決策，以及處理中蘇關係中「重大事件」的基礎。從此以後，康生越來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說，在和蘇聯領導人爭論一步一步升級的過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鞏固和加強。對外，他是靠「反修鬥爭」尖銳化、與蘇共爭論尖銳化而得勢；對內，他是在毛主席階級鬥爭論越來越強化的形勢下，是在主席「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線，所以越來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時，也應當看到，康生的極「左」對毛主席晚年的「左」傾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說，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歡整人。在國外，人們常把他稱為「中國的貝利亞」。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要迫害的大體上是兩類人： 第一類，根據政治氣候的變化來整人。後來發展到根據江青的意願來整人，江青要整誰他就整誰。只要江青說某人是壞人，他就連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證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

文革前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際問題專家姚臻，從1960年開始就在康生領導下的寫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懇懇，同康生朝夕相處，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有人貼了姚臻的幾張大字報，康生立即把姚臻拋了出來，並污衊姚臻是彭真「專門派來監視我的特務」。康生又讓他的秘書到中宣部的一個會議上宣布對姚臻的誣陷，把姚臻逼得當天晚上就含冤自殺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有關古今中外「政變經」的講話。康生緊密配合，於1966年7月捕風捉影地大講所謂彭真策划了「二月兵變」，並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致使許多人受到牽連，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寫給江青的信中給劉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等大帽子，並由此推斷說：「我覺得他這樣早、這樣久地作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由此可見康生是如何喪心病狂地誣陷、迫害劉少奇同志的。

第二類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細的老幹部。康生心胸狹窄，生性多疑。他總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細的人有朝一日會向毛主席告他的狀，揭發他干過的壞事。於是，他一朝大權在握，便對那些和他共過事的，或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知情人狠下毒手。孔原、鄒大鵬、王世英、李士英、陳剛、趙健民、馮仲雲、師哲以及他從前的幾任秘書等人，都遭到他的嚴重迫害。還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軼歐以及曹軼歐的妹妹蘇枚結下過恩恩怨怨的人，也難逃脫受迫害的命運。我在這裡只舉一個有關蘇枚的案例，來說明康生的「迫害狂」已發展到何種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無力症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期間，結識了著名的王新德、鄭劍暉等醫學教授。王老曾多次給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間一直守護在毛主席病榻邊參加搶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幾位教授閑談中，我獲悉康生在文革期間迫害醫務人員的駭人聽聞的事件。這就是所謂的「蘇枚謀害案」。據資料記載，蘇枚是曹軼歐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幹校政治部副主任，歷史上曾被捕過。出獄後經康生給她恢復了黨籍。文革初期，正當紅衛兵到處「揪叛徒」時，蘇枚突然服安眠藥自殺。康生、曹軼歐硬說這是「反革命謀殺」，責令公安部門和政法幹校追查謀殺的兇手。1968年1月，康、曹聽說政法幹校有人調查蘇枚的歷史問題，又指使謝富治等人，以「謀殺蘇枚的嫌疑」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該校副校長石磊等7人拘捕起來，還有50多人被隔離審查和受到批鬥，其中逼死一人，逼瘋四人。

此案為何又牽連到北京醫院的醫務人員呢？據王新德介紹，蘇枚在政法幹校突然昏迷後，學校領導打電話給北京醫院值班室，請他們派人來搶救。正在值班的內科大夫顧惜春急忙趕到政法幹校，對蘇枚進行搶救，後又把她接回北京醫院急救室，請醫院的專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內，繼續進行搶救，經搶救無效身亡。據專家們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藥自殺的可能性。最後經解剖，發現死者的胃裡有大量的安眠藥片，確診為服安眠藥中毒。康生見到診斷報告後蠻不講理地「批示」說：「蘇枚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殺。她胃裡的安眠藥片肯定是解剖時放進去的」，並勒令查辦。這一下子，顧惜春大夫等十多名醫務人員竟被捕入獄，無辜坐牢達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於當時是臨時被邀請去參加會診的專家，會診完說了診斷和治療意見就離開了，這才逃脫了一劫。

由此案可見康生這個「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為所欲為了！

來源/史客兒（有刪節）

作者/閻明復

原標題/閻明復：從我親歷的幾件事看康生

原出處/《炎黃春秋》2005年05期

主編、監製/振華

副主編/曉潔

責編/藍瓓

製作/蘭宇、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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