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的台灣反「皇民化」運動

日本人強化「皇民化運動」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的盧溝橋事變，猶如在台灣扔下了一顆巨磅炸彈。祖國大陸的命運和前途，深深牽動著台民的心。他們憤怒聲討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愛國抗日言論在台灣各地傳播：「中國是我們本島的祖國，日中開戰，祖國中國必然進攻台灣，戰爭結果，台灣回歸中國，將是台灣人無上的幸福。」「日本必亡，祖國興隆！」 台灣人民強烈的愛國情緒，以及島內隨之出現的劇烈騷動，使得日本接任台灣第十七任總督不到一年的小林躋造深感緊張。他在向國內報告時不得不承認，台灣民心「很不安定」。盧溝橋事變的第五天，日軍駐台司令就此「向島民發出重大警告」；７月１４日，日軍駐台參謀長「對非國民（反日）的言行再次發出警告」。 但台灣愛國民眾愛國情懷不減。為了抗日救國，島內不少熱血青年紛紛冒死內渡，於是，在八路軍、新四軍的隊伍里，在國民黨部隊中，都能看到台灣同胞的身影。據不完全統計，一年內有５萬多台民渡海大陸投身抗戰。 ９月２日，台中愛國知識分子庄遂中突被日本警察署逮捕「法辦」，其罪名「對當局頒布的禁收南京廣播令，大鳴不平」。１１月，又有宜蘭礦工７００餘人集體暴動，反抗日本人的迫害。此事雖遭鎮壓，殖民當局的惶恐卻經久不散，日軍駐台司令發出警告：「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行，若一旦聞知，即予剪除。」 日本派在台灣的總督，自第一任至第七任為軍人，其後才為文官，而從小林躋造時開始，又回到武官總督。這位日本海軍大將拿出武夫當政的做派，悍然宣布在台灣實施「戰時體制」，強化對台灣的法西斯統治，以防「叛變」。命令既出，台島氣氛卻更為緊張，社會愈益動蕩。 為了應付台灣的局勢，小林躋造在總督府召集軍政要員會議。他在講話中憂心忡忡地說：「從軍事上觀察，台灣確為我國防上重要據點……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我國有重大關係，倘若台灣人沒有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僅披著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經濟方面暫且不論，國防上便猶如坐在火山口上。」「欲使台民團結一致，為我大日本『國運興隆』做貢獻，就須通過灌輸國民精神，振興普通教育、匡勵語言風俗等手段，來培養他們忠良帝國臣民的素質，以落實大本營指令，早日把台灣建成進攻華東、華南和今後太平洋戰爭的基地。」為此，他「精心策劃的『皇民化』運動，必須使之覆蓋全台！我們要通過這場靈魂革命，讓台民同我們皇民一樣，感覺到衷心的光榮和愉快，欣然參加天皇的一切指令和行動」。 小林躋造講話後，各級殖民統治機構在全島大肆進行宣傳，費盡心機地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壓制台民的愛國熱潮，以消彌深植在民眾中的祖國觀念。 「皇民化運動」鋪天蓋地推行後，台灣總督府發布種種禁令和懲罰措施。台灣文教界尤其受到鉗制，２０多所私立學校和千所漢文書房、私塾橫遭關閉，官校的漢文科也被廢止，就連中文都嚴禁使用。花蓮廳還專門訓令，在公務場合不使用日語者馬上解職。羅東群三星庄還制定了一個特別規約：不學日語者徵收過怠金，公開叫囂：「絕對禁止使用台灣語和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去。」不解日語的台民在買車票時，經常遭受鄙視：「你不是皇民，買票要到後邊去等。」甚至還被斥以無資格乘車，拒不售票。 為配合侵略戰爭的需要，殖民當局下令取締台灣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運動，禁止報紙雜誌的漢文欄，迫使《台灣新民報》、《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等中文報刊或中文欄目停刊。由於戰爭，發表陣地的喪失和壓迫的加劇，曾經蓬勃發展的台灣新文學進入了沉寂期。 台灣人民的反抗 高壓政策下，一批台灣愛國人士沒有沉默，更沒有臣服，處身「地下狀態」仍冒險犯難進行鬥爭。他們暗地開課，教授漢文漢學，為躲避日本人的耳目，不時還用閩南語和客家語授課。可以說，為了打破日本人推行的斬斷中華文化臍帶的一系列政策，無數愛國愛鄉的台灣文化人不屈不撓地抗爭著，含辛茹苦地保存著民族精神的火種，他們勞苦功高，是中華民族的無名英雄。 雖然不學日語有種種限制和不便，但台民們在日常生活中卻依舊使用祖國的語言和文字；當局廢止農曆新年，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慶祝和祭祀活動，台民們卻與當局捉迷藏，暗地裡照樣在民間和家庭中進行。日本人打著燈籠，也難找到幾個真正過「皇民生活」的台民。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國民黨空軍對台北總督府進行轟炸，誤炸台人多名。殖民當局乃利用這個天賜「良機」，極力挑唆台民對大陸抗日軍民的敵視心理，緊接著又頒布所謂「國民徵用令」，驅使台民為其侵華戰爭賣命。 但日本人枉費心機，廣大台民在對祖先傳統的懷念及對殖民當局高壓統治的懼恨交加中生活，氣氛十分沉悶。不在沉悶中爆發，就在沉悶中滅亡，愈來愈多的愛國台民走出了恐懼的陰影，義無反顧地起來反抗。 這年３月，宜蘭再次爆發礦工暴動。這是一次反戰暴動。數百名礦工得知要被抽調到大陸對同胞作戰，萬分憤怒，決心以死抗爭。他們在台灣工黨領袖高斐的領導下，向日軍司令部發起進攻，一舉焚毀火藥庫。激戰數小時後，攜帶劫奪來的大量軍火，退入阿里山，與先住民聯合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３月１０日，基隆壯丁３００人被征入伍，剛領到槍支後即行「嘩變」，掉轉槍口，日兵猝不及防，死傷１７５名。待集結重兵「圍剿」時，壯丁隊已攜械退入山中。高雄千餘名農民壯丁被「徵用」後，到高雄後全體「嘩變」，與日本憲兵激戰半日，犧牲６００多人。 同年夏，台灣共產黨領導抗日誌士炸毀了日軍久留未儲油庫，可供日軍使用６年的汽油頃刻間化為煙霧，守衛日兵被打死１０多人、傷６０多人。此舉給予殖民當局以重大打擊，他們四處搜捕，卻毫無結果。不久，台灣共產黨又領導了霧社地區的高山族同胞反對徵調兵員的起義。１０月８日、１１日，高雄等處又先後發生反戰暴動，台民共計被殺２００餘人，被捕四五百人。 日本人「改姓名運動」的毒招 小林躋造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在軍事上把台灣變成向菲律賓列島「南進」的跳板，在經濟上把台北和基隆變成維持戰爭的兵工廠，在文化上把這群「亞細亞的孤兒」改造成又一批被徹底洗了腦的「皇民」。 「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是小林躋造治台的總方針，是殖民政府加在台灣身上的三重枷鎖。這三大政策中，殖民當局尤其不遺餘力地推行「皇民化」，企圖以之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傳統，成為日本的順民，但沒料到這場運動舉步維艱。 在台民不平聲中過了一年，小林躋造旋推一項毒招，借改訂「戶口規則」，頒布法令，推行「改姓名運動」，要台民「自願」改用日本姓名，丟棄台灣人固有的語言、風俗、生活習慣等，參拜日本神社。為了使台民盡入彀中，殖民當局還以享受更好的物質供應（如增加日用品和生活燃料配給量）、受教育機會（如子弟優先入學）和升遷前途等條件做誘餌。 如李登輝有過許多日本名字，如李登四郎、李登次郎，其中「岩里政男」最為他所愛。「里」與「李」同音，「岩」象徵雄壯，「政男」則寓含了他那當日本警察的父親李金龍的心思，即希望他成為政壇男子漢。李登輝的這些名字，是日本人長期統治台灣及李登輝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結果。 李登輝之流畢竟是少數。殖民當局試圖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廣大台民用鹽水和鹼水一遍遍洗刷他們作為中國子民的胎記，但烙在血液里的胎記豈能輕易地被洗去？對於以「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為信條的中國台灣人來說，豈能輕易背棄祖宗！至１９４０年底，台民易日本姓名者不及千人。殖民當局大為惱怒，為了對付台民的「不熱心」，小林躋造下令以警察、憲兵脅迫改名，對不易名者進行懲罰。《台灣終戰秘史》（其作者富澤繁是曾駐台灣的日本陸軍航空隊士兵）就曾引述受害人旗山吳氏的回憶：一天他突遭日本憲兵的盤查，責問為什麼不改姓名，一個月後，便接到被軍隊征為軍夫的通知，送到馬來亞前線去了。在此高壓下，１９４１年台民改換日本姓名者７１８７５人，１９４２年約為１０萬人，占當時台灣人口的２％左右。而且台灣人的這些日本姓名也頗多水分：台民們被逼急了，就採用種種巧妙辦法改名。如用拆字、諧音之法，將雷姓改為「雨田」，張姓改為「弓長」，鍾姓改為「金中」，戴姓改為「田井」（戴與日語田井讀音相近）。

「皇民化運動」難以開花結果 與「皇民化運動」步驟相一致的是，殖民當局加緊了欺騙性的宣傳，以混淆視聽。 《台灣日日新報》說，在中國軍隊的挑釁、阻撓及中國人民「侮日、抗日」的行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國貧窮落後，日本係為了拯救中國、保衛東亞的和平而戰。而東亞一方面有英美勢力插足，一方面蘇俄從北邊到中國大陸，若無日本出面，就沒有別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國，一方面也是『防共』」。該報還經常發「號外」、加印以戰爭照片為主的版面，如持槍在戰馬之上的日軍騎兵，戰地的營房、軍士，與中國人談判的日軍將領等，極盡煽惑之能事。此外，還肆意對中國國民政府進行詆毀與醜化。如在１９３８年元旦出版賀年漫畫專刊，其中「中國戰區最高領袖」蔣介石被畫成瘦巴巴的，成了一隻狐狸形象，靠著後頭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爭取支持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更在四格漫畫中，被醜化為口口聲聲為了祖國做事、實際卻向外國人買破飛機賺取差額以中飽私囊的人。 殖民當局的電台每天都要播大陸的戰況，重要的戰果均以「大本營發表」為號召，先用軍樂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報」。 與報紙、電台相仿，宣傳影片也走進了街頭巷尾，僅１９４０年，殖民當局就拍制了一批大量關於盧溝橋、「八一三」事變和佔領南京的紀錄片。一部叫《膺懲（嚴懲）的聖戰》的影片，內容是日方出兵是因為在盧溝橋上，中國人對其「非法射擊」，日軍一忍再忍，要求中國軍隊遵守停戰協定，但中國片面毀約，於是皇軍決定「嚴懲」中國，不一會兒工夫即佔領了宛平等地。畫面中，化為廢墟的宛平縣城、高舉白旗的二十九軍部隊（標題：中國軍見苗頭不對而潰逃）、光榮入北平城的皇軍……在日本人的宣傳影片中，日本軍無論酣戰多久，畫面中出現的永遠是服裝整齊、神態自若、將官指揮若定的樣子，日軍既擁有強大火力，又英氣煥發，擄獲的戰利品堆積如山，總之日軍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國兵則是無能的，老打敗仗的；日軍進城時，各國僑民及中國市民是「感激至極，留下歡喜的眼淚」。 對於日軍攻掠南京、濫殺３０萬無辜市民的景況，影片一個畫面也沒有，僅以「指揮官勸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著是「南京光華門上日軍軍旗飄揚」。這類的影片對當時台灣民眾的影響如何？一位叫李秀的台灣人回憶說，她念小學時曾看過這樣的影片，「大家都對日軍的英勇十分佩服」，對中國兵的無能也印象深刻。她還記得，當時在學校常玩兩軍打仗的遊戲，輸的人常被稱「支那兵」，意思是沒用的人。而台灣小說家鍾肇政的小說《怒濤》中講到當時台籍少女對日籍軍官的欽慕，自然與這樣的宣傳有關係。 殖民當局除仰賴這些手中掌控的媒體教化「皇民」，還建起了所謂的民間動員系統，以鄉里保正、保甲書記、街庄役場員（鄉鎮公所辦事員）等為其政令宣導員。他們的家中，除日文報紙、收音機外，還會有《皇民時局教典》等宣傳品。《皇民時局教典》是有關戰爭問題「答客問」的宣傳小冊，其中許多問題及回答，頗堪玩味。舉例如下： 問題一：「蔣介石是何許人？」 答案：「遭英美矇騙、背叛『友好』日本，竄逃至重慶的『老』中國將軍。」 問題二：「汪兆銘（汪精衛）是何許人？」 答案：「他是新國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變』發生後，他即悟出蔣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隨即溜出重慶……率領中國四億人民，協助日本，致力於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為了讓台灣新一代憎恨蔣介石，有一年開小學運動會，日本人在操場跑道前擺了兩個大水缸，一寫著蔣介石，一寫著宋美齡，讓學生們以石頭當飛鏢亂射。 這些宣傳，台灣民眾是信，還是不信？當時曾擔任小學老師的方坤邕指出：許多台灣人心知肚明，有時在學校，幾個台籍老師還私下會嘀咕：「中國即使落後腐敗，干日本人何事？」他們不僅懷疑日本出兵的動機，對宣傳的英勇戰績，也非全然相信。 但日本人的欺騙宣傳確實起到了毒化台民的作用，以致中國國民「九一八」、「一·二八」及「盧溝橋事變」後拋頭顱灑熱血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在他們看來卻不過是遙遠的「滿洲、上海」及日人所稱的「支那事變」，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戰場」。南京大屠殺，他們不知道日軍殺害３０萬平民的殘暴；相反的，他們還提著燈籠上街遊行，「吃紅豆包子慶祝捷報」。 一部分深受「皇民化運動」影響的台人，甚或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從犯」。當一部分台籍青年徵召入日本軍隊時，面對識大體者的責問：「同為中國人，兩軍作戰，向祖國開火，心中難道沒有矛盾與掙扎？」他們卻回答說：「『代天打不義』，我們教唱的軍歌就是這樣說的。」其中毒之深，可見一斑。 但更多的台民卻是「出污泥而不染」。台南東石郡朴子街小學教師李欽明及其弟李啟明，組織成立「台灣民族主義青年團」，經常召開會議，宣傳抗日救國思想，號召台胞「寧受軍法制裁，不願調華作戰」。他們還進行各種準備，派人回祖國大陸參加抗戰，準備迎接祖國軍隊來台灣進行收復。是年５月事泄，李氏兄弟及抗日誌士顏老千、林春等被捕，押送台南法院審理，被判刑８～１２年不等。後來，李氏兄弟等多人慘死獄中，李欽明慨然錄唐詩一首以明志：「勝敗兵家不可期，含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弟子多豪傑，捲土重來未可知。」 詩文留香，昭示著堅不可摧的中華民族精神。在這些抗日詩文中，還有必要提及一位台民給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的信，其中寫道：「我們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鳥，被拘在這暗無天日的網羅中，不能以武力來自衛，日本軍閥壓制我們，使我們缺牙斷爪，失去自衛能力，而敵人之無道與毒辣，又是那樣可恨和可怕，我們在痛苦中無日不在淬礪精神抵禦強盜，我們惟一的武器就是不滅的民族精神。」 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吳三連曾回憶說：「所有的台灣人都認為大陸是我們的祖國，當我年輕時，南部鄉下所有父老前輩，他們惟一的希望還是期盼能夠早一天回到祖國，去拜拜祖先，看看親戚朋友，這是所有來到台灣居住的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 正是這種「不滅的民族精神」，「根深蒂固的觀念」，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運動」，並使之最終從根本上以失敗告終。 「皇民化」時期的文化 小林躋造１９４０年１１月離職、長谷川清繼任台灣總督後，繼續大張旗鼓地推行「皇民化運動」。此時日本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並組織了以推進法西斯民眾運動的「大政翼贊會」。各殖民地先後成立類似組織，台灣總督府於次年４月成立「皇民奉公會」，與遍設城區村落的「挺身奉公隊」等居民組織一道，灌輸學習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試圖把台灣人迅速徹底地改造成日本人。 「皇民奉公會」專門收攏了一批漢奸，專為日本暴政作倀，「以身作則」，鼓動台民改用日本名，成為真正的「皇民」。該會頭目之一林呈祿便因此改名林（Ｈａｙａｓｈｉ）貞六，黃媽典改名廣田正典，戴炎輝改名田井輝雄。 史家把「皇民化運動」分為兩個時期，以小林躋造在位的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為「皇民化運動」前期，稱「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主要著重於「國民精神動員」；以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為後期，稱「皇民奉公運動」時期，其目標為：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顯示「國體」，徹底灌輸「皇民精神」，使６００萬台灣人民為日本盡忠，「實踐舉島一致的臣道」。 多年的「皇民化運動」，如散布開來的毒氣，讓一部分台灣青年迷惘，他們在祖傳的祠堂鋪上了榻榻米，把祖先的姓氏改成日本姓氏，為戴上「皇民」的帽子而興奮異常。「莎勇之鐘」與「國歌少年」兩個頗為流傳的故事，被殖民當局樹為「日本教育成功」的樣板。這樣的一個「教育成功」時至今日，成為台灣每每批評為「日本情結」的源頭，台灣意識畸變為時下的「台獨」意識，正是日本「皇民化」的惡果。完全可以這樣說，現在鬧得最厲害的「台獨」分子，正是日據時代的順民或者「戀日」人士，他們是試圖分裂祖國的漢奸。

「莎勇之鐘」講的是，台灣利有亨社泰雅族少女莎勇，為了幫出征的日本老師搬行李而遇難。台灣總督長谷川清為表揚莎勇的事迹，特別頒贈一隻鍾給利有亨社做紀念。這隻鍾後來就被稱做「莎勇之鐘」。「國歌少年」講的是１９２４年生於新竹州苗栗郡公館庄的詹德坤，這個「愛國」的小孩，臨死前都不忘唱日本的國歌《君之代》。後來這故事成了當時公學校課本中的一篇課文。殖民當局還通過拍攝電影等方式，推出了許多與兩故事相關的活動，藉以強化兩個故事的「正當性」。 １９４０年，日本作家西川滿等人在殖民當局的支持下，組織了台灣文藝家協會，發行《文藝台灣》，提倡以日文寫作的皇民文學。殖民當局成立「皇民奉公會」後，在台的日本作家趨之若鶩，陸續設置「皇民奉公會文化部」、「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以「作家自主性的親睦團體」的名義，誘迫台灣作家穿上奴化的新衣，為殖民者賣命。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台灣文藝家協會自動解散，其成員組成「台灣文學奉公會」，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互為表裡，從事「皇民文學」的活動。 １９４２到１９４３年，日本先後兩次在東京召開所謂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１９４３年，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台灣決戰文學會議」，討論所謂台灣「文學決戰態勢，文學者的戰爭協力」，通過了西川滿要求把台灣文學納入「戰鬥配置」的建議，並將《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合并，發行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此後，應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的要求，台日作家分別被派到各地工礦、農村和兵營參觀，以其見聞寫成所謂的「決戰小說」，欺騙台灣同胞，為侵略戰爭打氣。 雖然１９４０年以後的台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和摧殘，特別是所謂的「皇民文學」、「決戰文學」，更是一股逆流。但這股逆流並沒能真正動搖多數台灣作家的民族感情，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摧毀台灣新文學的反帝反殖的戰鬥精神。這階段，儘管有些台灣作家動搖，有人甚至接受「招安」歸降，但也有許多作家做著儘可能的抵抗，有的甚至進行了堅忍不拔的鬥爭，痛斥貪圖私慾而數典忘祖者的卑鄙無恥，用曲筆批判了日本殖民主義者的「皇民化」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台灣新文學仍然在艱難中發展。 繼著名反日愛國文學賴和、楊逵等人之後，這時期台灣新文學出現了又一位重要代表作家吳濁流。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５年，吳濁流冒著危險，秘密寫作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和短篇小說《先生媽》、《陳大人》。《陳大人》以辛辣的諷刺揭露和鞭撻了為虎作倀的民族敗類。 《先生媽》借母子衝突再現台灣同胞抵制「皇民化」運動的鬥爭。先生是鑽營有術而成了財主的醫生，在「皇民化」運動中，他帶頭改用日本姓名，穿和服，建日式住房，還要母親講日語。母親堅持中華民族文化觀念，不講日語，不穿和服，與兒子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作品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無情地暴露了甘當殖民主義者的奴才的醜惡嘴臉。 《亞細亞的孤兒》是台灣新文學創作的里程碑。小說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真實地描寫了日據時期台灣不同知識分子的思想風貌和生活歷程，著重刻畫了胡太明（原名胡志明）這個歷史「孤兒」的覺醒。師範學校畢業的胡太明，幻想在殖民體制下尋找出路。開始他埋頭教書，後又留學日本，想以學問、事業消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距離；但是，與日籍女教師戀愛的失敗，失業和冷嘲使他的夢想成泡影。他來到祖國大陸，被懷疑為日本特務；返回台灣又被懷疑為中國間諜。殖民統治的種種醜惡，侵略者對同胞的野蠻蹂躪和殘酷殺害，中華抗日青年的英勇不屈，母親、弟弟的無辜遭劫，終於使「孤兒」醒悟。他偷渡到祖國大陸，投入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亞細亞的孤兒》是虛構作品，但作為對日據時代半個世紀的追憶、半個世紀的沉思，真正凌駕在紀實之上。這是一部至今讀之仍令人熱淚盈眶的台灣文化讀本，這是一部理解台灣、理解台民盼望光復的一個窗口、一本教科書。 吳濁流這些用母語寫就的作品，在當時雖沒有也不可能發表，但它的出現，證明台灣新文學不滅的戰鬥精神，它的傳統繼續得到發揚光大。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了把台灣作為前進基地，利用當地豐富資源為其侵略戰爭服務，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了對台灣的軍國主義統治。鳳山醫師、台灣文化協會成員吳海水等百餘知識界人士不滿日寇統治，常發抗日言論，被日本軍警抓捕下獄，多人慘死獄中。 日本戰敗被逐出台灣 對台灣人的中國情懷，日本政府向來心存恐懼，不敢貿然在台徵兵，加上台灣人沒有參政權，自然也沒有服兵役的義務，曾對小林躋造頒布的所謂「國民徵用令」群起抗爭。但鑒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內兵員嚴重不足，日本政府只好冒險在台灣島內「發人為兵」。為使台民就範，日本政府變換起了一系列花樣，先是命「皇民奉公會」負責訓練「經營東南亞尖兵」，在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設立了７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爾後再由「皇民奉公會」先行做「思想工作」，發動「皇民」掀起從軍運動。 １９４２年４月，日本政府開始在台灣實行所謂的「志願兵制度」，與其「慰安婦」政策一樣，都是擄良為娼的罪惡勾當。只不過前者是強迫台灣青年充當炮灰，後者是誘使和強制台灣女性做肉彈。毋庸置疑，這些人中也確有一些志願者，如後來以「玉碎」聞名的李登輝兄長岩里武則，他們是「皇民化運動」和「皇民奉公會」的中毒者。 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政府在繼續實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由台灣向日本提供稻米和蔗糖外，還在台灣大力發展與軍需有關的工業，把台灣當做日軍的後勤補給基地。據統計，台灣在二戰期間攤分了６億元給日本政府做軍費。這塊「後方」，在日本政府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隨著美軍飛機的空襲，也跟著演變成了二戰的戰場。這份巨大的破壞力，也正是日本政府的罪惡所致。 當時盟軍（主要是美軍）的Ｂ—２９轟炸機群每天９時幾乎都要飛臨台灣上空，對台灣的日軍駐地進行報復性轟炸，如入無人之境。在宜蘭機場，一名年輕的日本軍官駕著一架破飛機，自殺式地去撞美軍飛機，卻很快就在空中解體。場面雖然壯烈，卻使親眼目睹此事的台民藍金興懷疑到日軍已到窮途末路的地步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有關戰訊均統一由日本軍方的大本營發表。據統計，從第一次發表戰訊，到日本戰敗為止的３年８個月時間，日本軍方共發表了９００餘條戰訊。開戰後５個月內，原則上還算正確，但自１９４２年中途島海戰後，日軍縮小自身損失，誇大盟軍的敗績，日台報紙上充斥著幾乎全是偽造的消息。戰後對日本的研究認為，當日軍陷入長期的泥沼戰以後，日本島國可動用的資源有限，當局須仰賴高昂的民心士氣以支撐日益見絀的局面。於是，儘管戰局已不容樂觀，但戰區捷報仍源源不斷地傳來。 面對日本當局的宣傳，台民自有應付之道。他們巧妙地將殖民當局機關報《台灣日日新報》發表的戰情「倒著看」，朝相反的方向去猜測。也有些人從日本友人處，或從當時仍往來於大陸、台灣間的「華僑」那裡，探聽一點有別於官方宣傳的信息。至於那些膽大的，或偷聽短波廣播，或從南洋作戰中負傷返台的台籍兵中打聽。 日本政府在敗相已明的情況下，為了加大徵兵力度，於１９４４年９月實施「台民徵兵制度」。次年３月，日本議會立法，決定給予台灣人和朝鮮人參政選舉權，並廢除「少數民族」這一稱呼，把台灣人、朝鮮人一律稱為日本人，在戶籍簿上也取消了填寫「民族」的欄目。

台灣人得到了當「真正皇民」的權利，卻不得不和日本人一樣服兵役，其代價相當高昂。而隨著日本戰敗，這些給予台灣人具有平等「日本人」身份的立法，也成為沒有意義的一紙空文。史載，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戰敗為止，共有約２０萬台灣人作為軍人或軍夫被送上前線。他們飽受轟炸缺糧之苦，一批批志願兵遠征南洋送死，台島內處處是家破人亡的哀嚎聲。據不完全統計，「台灣志願兵」戰死和病死者約３萬餘人。 飽受殖民統治之苦的台民，沒想到台灣居然還會成戰場的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反抗層出不窮。台灣作家鍾理和為此寫下了「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原鄉才會停止沸騰」的泣血之聲！ 為了以高壓強制手段加快「同化」台民的進程，殖民當局乃於１９４４年１月在全台各地設所謂「皇民練成所」。但此收效甚微。就在這年春，台灣漁民在蘇澳引領兩名機毀跳傘落海的美國飛行員上岸，並加匿藏。此事為日警偵知後，大事逮捕蘇澳一帶漁民，７０多名漁民慘遭殺害。１０月，「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蔡忠恕等２００餘人在中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影響下，密謀驅逐日寇，事泄被捕入獄，不久即被毒死，受此案牽連而入獄者近千人。 台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自始而終，不曾停息。台灣光復後，林獻堂率團晉見蔣介石，慨然道：「台胞在過去５０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苦難中有反抗，反抗中有苦難。台民們在苦難中盼望光復，各種各樣的消息顯示，天真的快亮了！台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戰爭末期曾召集在台日人訓話，其云：「佔領台灣５０年。如今，歷任總督業績的考核清清楚楚擺在眼前。換言之，如果統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敵人登陸，全島化為戰場，台灣人也會協助我皇軍，挺身粉碎登陸部隊。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但是，相反地，台灣人萬一和敵人的部隊里應外通，從背後襲擊我皇軍，情形不就極為嚴重？而且，據本人所見，對台灣人並無絕對加以信賴的勇氣和自信。」 安藤利吉還算是有點「先見之明」，義不臣倭的台灣民眾是絕不可能達到侵略者希望的「真正的皇民化」預期目的的。 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終身致力於保存祖國文化、在日據時期寫出煌煌巨著《台灣通史》傳世的台灣一代學人連橫，臨終前仍不忘恢復故土之志，謂其子連震東（今國民黨主席連戰之父）曰：「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台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史學家連橫算是真正的先知先覺了。當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失去了台灣，日本人拿著《馬關條約》欣喜若狂地踏上了台灣的土地，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又給了台灣「物歸原主」的機會。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代表中國政府前往台灣接受日本受降的人員中，便有時任國民黨少將的連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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