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總理的拜把兄弟，赴美搞學問，創作了以周總理為原型的小說

「吳國楨事件」結束後，吳國楨的政治生涯也結束了。他開始以著述和授課為職業生涯。他與《芝加哥論壇報》簽訂了三年的合約，受聘於《芝加哥論壇報》擔任遠東問題顧問，並為各報刊撰寫評論，還到各地去作巡迴演講。其實，吳國楨更希望能到一所高等學府任教，憑吳國楨的學歷、經歷和才幹，他應該是諸多高等學府爭相聘請的對象。但在1950年代，美國許多高等學府都歧視華人，同時，一些名牌大學有一些所謂的「中國通」，把持講壇，操縱刊物，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也排斥中國學者。

直到1963年，吳國楨應邀到美國喬治亞州的濱海城市薩凡娜，為阿姆斯特朗學院作特邀講演。吳國楨的人品、倫理觀、道德標準以及淵博的學識，都給該校校長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的學院改為四年制的大學，正缺少歷史和哲學專業的教授，亨利校長便熱情地邀請吳國楨到學校任教。1965年，吳國楨應邀到阿姆斯特朗大學擔任東方歷史和哲學教授，年薪4000多美金。吳國楨在阿姆斯特朗大學工作直到退休。

到阿姆斯特朗大學任教的第二年，吳國楨與《亞洲研究》雜誌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筆墨官司。《亞洲研究》是美國亞洲學會的會刊，其前身是費正清等人創辦的《遠東季刊》，是一份研究亞洲和中國問題的權威刊物。

吳國楨在閱覽美國出版的關於清朝地方政府的書籍時，發現這些書籍的內容既不夠充實，又常有謬誤之處。為了澄清有關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質、組成、職能及人事制度等問題，吳國楨用英文寫成《中國帝制時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給《亞洲研究》。

吳國楨本人擔任地方高級官職達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問題積累了不少資料。他在這篇文章中著重論述清朝時期縣級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縣官職責，以及當時地方政治狀況，糾正了美國某些出版物的謬誤。

《亞洲研究》的總編輯克倫邀請了兩位學者評閱此文。其中一位認為吳國楨並沒有讀過關於中國帝制時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麻省劍橋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書，並指出吳的學術論文沒有將所引用的資料來源以注釋或參引書目的方式詳細列明；另一位學者認為吳國楨的論文雖然對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詮釋，但這只是根據個人觀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據此，克倫將該文退了回來，並附上了評審的意見。

但是，吳國楨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為了維護學術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國學術界能夠獲得正確的中國歷史的知識，有必要將此問題澄清。此後的兩年間，吳國楨連續向《亞洲研究》的總編輯克倫發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書在內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議把瞿同祖書中相關內容加上吳對瞿的這本著作的批評，作為他那篇《中國帝制時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釋。

在吳國楨步步緊逼的情況下，克倫請自己的女秘書與吳取得聯繫。而吳國楨依然不屈不撓，執意要將這個問題弄清楚。在多次書信來往交涉、爭論有關評審這篇文章的意見之後，克倫給吳國楨寫了一封信，聲明以後對吳的這篇文章將不再討論和答覆。

後來，吳國楨又去函數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為了這篇文章，雙方來往信件多達40封，歷時兩年，郵電費用所耗不少。其實，該稿件即使被刊載，也並無稿酬，只是讓個人的研究心得，受到應有的重視罷了。吳國楨最後甚至準備上法庭控告亞洲學會，但由於昂貴的律師費用，以吳的經濟情況，實難承受。最後，吳國楨只好把他和亞洲學會的來往信件，連同那篇文章，自費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定名為《美國為何不理解亞洲事務》。

教書之餘，他著書立說，先後寫有《中國古代政治理論》（1926年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專業哲學博士論文）、《夜來臨——對中共鬥爭策略的個人研究》、英文政治小說《永定巷》（以周恩來和吳氏自己為原型的政治小說）、中國通史著作《中國的傳統》等。《中國的傳統》是吳國楨以拯救中華傳統文化的心愿，於暮年花費大量心血在美國完成的一部漢學巨著。吳氏以特有的政治學者審視歷史的視角，使本書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論史風格。1960年11月1日至11日，吳國楨在紐約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裴斐的錄音採訪，談話全部用英語進行。在訪談的最後一天，美國的中國史學家韋慕庭教授也參加進來，就中國現代史的若干問題向吳氏徵詢了意見。此後兩年間，裴、韋、吳三人陸續對錄音稿作了修訂整理，最後以微縮膠捲形式收藏於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他在晚年還將過往生平，就記憶所及，寫成札記，取名《尚憶記》，以供自娛，未打算髮表。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打破了中美關係的堅冰。兩國交流日見增加，民間往來也漸頻繁。吳國楨的南開中學同學杜建時（曾任天津市長，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常委）得知吳的地址，寫信與吳聯繫。吳國楨的回信寥寥數語，似有難訴隱衷。這以後，祖國更加開放，日新月異的成就傳到海外，吳國楨深受觸動。1982年，他的女婿俞益元博士回國觀光，回美後把所見所聞與所受政府款待告訴吳，並帶回親朋盼他歸國一游的囑咐。尤為重要的，他帶回了一張當年吳國楨與周恩來的合影。看到照片，吳國楨百感交集，並題詩抒懷。1984年，吳國楨給杜建時寄出了這張照片，流露出濃濃的思鄉情。

杜建時收到吳國楨的信和照片，向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拯民彙報，鄧穎超聽到這個信息，決定由廖承志出面邀請吳國楨夫婦回國觀光。吳國楨得知這一消息時，給杜建時寫了回信，建議先讓他兒子吳修廣夫婦回國講學，為他歸國作準備。他的建議被接受。杜建時回信告訴吳國楨這一好消息，並附上《鄧小平文選》一冊。閱讀鄧選後，吳國楨致信杜建時說：「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轉乾坤之事。」「絕望之後忽現曙光……若能照此方針按步推進……不出二代，中華神州當可成為二十一世紀中世界上最富強康樂一國。」

吳修廣是經濟學博士，任阿拉巴馬州州立大學教授，其妻是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夫婦倆由北京大學邀請，於1983年12月16日到北京。在京講學後，還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地參觀尋訪當年他父親的舊蹤。在上海他看到當年安福路的寓所保存完好，深為感動。

吳修廣夫婦回到美國，詳述所見所聞，堅定了吳國楨回國的決心，定於1984年9月回國參加國慶35周年觀禮。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屆時動身。誰知吳國楨竟於1984年6月6日突患心臟病，在薩凡那去世，終年81歲。歸國之夢最終成為虛願。他被葬在了晚年生活的喬治亞州的這座濱海小城。他終生遺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沒有完成揭露蔣氏父子統治內幕的著作。

吳國楨死訊傳到台灣，再次引起極大震蕩。儘管官方冷淡，民間仍反應強烈。《千秋評論》《80年代》《雷聲》《夏潮》等刊物大做文章。吳國楨1954年的「六上總統書」都全文刊出。這些文件台灣讀者還是初見，一時洛陽紙貴。打吳國楨牌，翻出舊賬，國民黨頗為難堪，另一方面報刊卻大增銷路。

在1960年代，吳國楨申請加入美國籍，成為了美國公民。他在給中國大陸友人的信中說：「弟雖身入美籍，然仍炎黃血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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