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後現代學術是在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嗎？
今年年初，《人文地理學進展》發表了一篇名為《冰川、性別與科學：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一個女性主義冰川學框架》，開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女權主義冰川學」的研究。
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Mark Carey是俄勒岡大學歷史學副教授，最擅長的領域是：環境史、科學史——這或許是新史學大潮在過去十年最熱的研究領域了。當然與其他種種人文學科一樣，在這些方興未艾的新領域中，學者們的天馬行空，不知到底是理論太過高遠，與現實社會脫節，還是看似曲高和寡、闡幽抉微，實則有帝師亞父般的「隱微教誨」。
此篇文章一發表，便引起了廣泛的猜測：這又是一篇「索卡爾式」的詐文嗎？
索卡爾陰影下的後現代學術圈
據作者辯稱「女性主義冰川學」並非索卡爾事件那樣的詐文，但1996年索卡爾事件無疑給人文學界帶來了持續性的影響。1996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阿蘭·索卡爾向杜克大學旗下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批評期刊《社會文本》投遞了一篇投編輯之所好，但內容純屬胡編亂造的「學術論文」——《跨越界線：通往量子引力的轉換詮釋學》。文章經過審核登載在期刊上後，索卡爾立即宣稱這篇文章乃是毫無學術含量的大忽悠，唯一價值就在於試驗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學者們是否真的了解他們在幹什麼。
索卡爾的詐文一方面引起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社會主流意見人士（一個被後現代學者們「呵呵」的辭彙）和相當數量學者聲援，另一方面以《社會文本》為中心的後現代學者們也做了相應的辯護，其核心內容是：我們搞的這個後現代，一般人不懂的。
而索卡爾事件之後，類似的詐文並不少見，其內容橫跨後現代主義、哲學、文化研究等諸多領域。比如，2016年以著名哲學家阿蘭·巴丟命名的期刊《巴丟研究》撤回了一篇由Benedetta Tripodi撰寫的名為《本體論、中性和力（不）成酷兒》的文章，理由當然因為這是兩名法國哲學家假Tripodi之名炮製的胡說八道——也許，就算是專業學者也不一定能分辨出Tripodi和巴丟到底誰在胡說。而近幾年風靡一時的開源期刊因缺乏專業編輯把關，成為了學術垃圾生產的重災區，其中的「索卡爾式詐文」更是百花齊放。
當然，人文學科在對於批評理論的「病態」濫用，或許是比索卡爾詐文本身更可怕的存在。事實上，無論是後現代主義學術還是文化研究，都浸染了太多以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酷兒研究等「批判理論」為底色的學術傾向——而這種學術傾向在近20年來愈來愈變得：理論懸空、立場預設、語辭晦澀、討論閉塞。
早在十餘年前，耶魯大學文學系巨頭哈羅德·布魯姆就抨擊說：「為什麼恰恰是文學研究者變成了業餘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的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呢？」
曾幾何時，批判理論以其凌厲的方法論和洞若觀火的穿透力，將傳統學術所粉飾掩蓋的問題一一揪出，並啟發了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在內的諸多人文和社會科學，在各自領域藉助批判理論，生髮出新的研究對象、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
可1980年代以後，以英文係為中心的批判理論開始遭遇瓶頸——或許是出於學院對社會議題的隔膜和疏遠，或許是批判理論的經驗研究逐漸流於用老思路套新課題的標準化操作，或許是過度生產的學術論文已把大部分顯而易見的學術問題消耗殆盡，批判理論開始走向從理論到理論，從術語到術語，從智力體操到智力體操的自我重複。學院文章將那些並不難懂的意思，包裝在了複雜精巧的學術語言中，再輔以一兩個時髦的概念，浮光掠影般地用某個新興的概念點綴一番，一篇論文、一本巨著便新鮮出爐。
從學術共同體到利益共同體
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學術並無法通過嚴謹的實驗、堅實的數據、可重複的結果等「相對」客觀的方式來去偽存真——人文學科的優劣真偽，很大程度是仰仗同行評議（peer review）來判斷高下，人們無法通過數據或是實驗來「驗證」人文學者學術成果的成色。而當某個學術群體成為某種利益共同體之後，無論是普羅大眾或是其他領域的學者，很難有直接有效的途徑去確認這個「學術共同體」是金玉還是敗絮。
當這個「共同體」已經有了自身的學術交流話語、學術共同利益，卻又沒有直接可靠的評價體系來制約之後，「學術共同體」這個本該將真理越辯越明（對不起，真理一詞又觸犯了「後現代」所大力鞭撻的真理邏各斯）的圈子，就變成了一個如刺蝟般熱衷於自我保護、將他人屏蔽在圈子之外、充滿了迫害妄想症的「利益共同體」。馬丁·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在古典學界、語言學界和歷史學界被認為錯漏百出的學術著作，卻被一班左翼文化學者奉為圭臬和經典，只是因為這本書高度符合了「去歐洲中心論」的政治正確，只是滿足了以英文系和比較文學係為中心的學者們經常帶有的「對白人文化的自我仇恨」，只是高度滿足了文化研究學者對第三世界和非基督教文明的想像與好感。
雖然《黑色雅典娜》被傳統學界嗤之以鼻，但並不影響其在後殖民後現代主義圈子裡的國際傳播，尤其是在對古典學和中東研究了解甚少的中國，《黑色雅典娜》儼然已經成為中國學者了解西方文明起源的不二經典，而其後的推手，不出意外地是那些擅長後現代理論話語的學界大佬，而細讀他們的文章，也不外乎就是「批判理論老三篇」：西方文明並不高明、西方世界的成功源於對亞非拉的掠奪和借鑒、西方要完。
躲在象牙塔溫室中的「主義」
代際更迭，批判理論和後現代學術變得只能談理論立場、無力談實際問題。人們越來越不重視學院學者的觀點，而學者們也越來越滿足於自身無比精緻繁複和政治正確的精英主義表達立場。學者們貌似為民間疾苦大聲呼喊，其實與底層大眾貌合神離，後現代、批判理論完全成為小圈子的孤芳自賞和自娛自樂。
比如198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義研究，其伴隨著婦女平等、平權的解放運動，將社會實踐、社會關懷與學術研究、思想探索相融合，取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但到了20世紀末期，各種分支細碎、訴求詭秘的女性主義紛紛崛起，什麼亞馬遜女性主義、絲絨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神學，簡直目不暇接。這是一場「主義」的盛宴，一個名詞排列組合的集市——雖然每種××女性主義都不乏理論合理性，但過度繁雜的理論分流、訴求混亂的社會呼籲、被無限放大的個別極端言論，所有這些使得很多××女性主義不僅沒有成為追求性別平等的神助攻，反而成了為直男癌提供反駁口實的豬隊友。面對現實社會語境中的酷暑嚴寒，學者們精心培育的理論，完全無法脫離象牙塔里的溫室——所謂的社會實踐，只不過是學者們的一廂情願。
但隨著以文學係為核心的批判理論逐漸衰落（其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或許是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於2002年正式關閉），原來的批判理論重鎮已經被各個傳統學科（如社會學、法學、人類學）所充分吸收，而藉助於各大學科分支原本深厚的底蘊，批判理論和後現代主義的實證研究開始逐漸找到理論與實踐的平衡。雖然玄而又玄的後現代繞口令依然層出不窮，但是純粹空對空的理論沙盤推演已然風光不再。
當然，而今我們看見像「女性主義冰川學」這樣不知道是真學術還是假文章的後現代術語出現時，我們能夠第一時間想起阿蘭·索卡爾那充滿叛逆色彩的學術朋克，或許這正證明了「索卡爾事件」本身的社會價值和對所有學者們的警示意義。（文/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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