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學生運動：過分高估救國實力，造成學術停頓

文史 05-09

對五四運動的反思，在新文化陣營中也一直在延續。蔡元培返校後，提出「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也是這個意思。一年之後，五四運動領袖傅斯年、羅家倫先後發表文章，檢討五四運動的成敗得失。

「五四」時期的輿論界，對於新思潮新文化，絕少以報館立場，公開唱反調者。究其因，一是報紙本身是「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當時國人心目中，「文明」與「新」是劃等號的，以新反新，多少有點兒不好意思；二是北京大學的新文化陣營，在種種傳聞的塑造下，已經變成政府迫害的對象，弱勢群體在輿論方面總是有著天然的優勢，大家也不好意思幫著政府打壓學校吧？

不過《公言報》是例外，它本來就是其時執政的「安福系」機關報。

《公言報》的主筆林白水，與蔡元培是老朋友，1903年底一同創辦《俄事警聞》，後來林白水會同劉師培等人創辦《中國白話報》，力倡排滿革命。但1916年《公言報》創立時的林白水，在政治理念上與兼容並包的蔡校長已是分道揚鑣。在《公言報》1918年《新年祝詞》，林白水有這樣一段話：「吾人託庇於國家權力之下，斷未有與國家為反對者，國家權力寄於何人之手，吾人即擁護何人，以擁護其人即擁護國家也，擁護國家之目的，在擁護一我而已。若反對手握國家權力之人，不啻我與我為反對，天下斷無若是愚人也。」這是擺明卒馬，要為執政的段祺瑞皖系搖旗吶喊，作輿論喉舌。

反思學生運動：過分高估救國實力，造成學術停頓

公言報

蔡元培執掌北大年余，《公言報》並沒有明顯的敵意，反而在新聞中稱陳獨秀是「在野知名之士」，對於北京大學設立研究所，聘請包括胡適在內的諸教授負責，不僅詳細報道，而且讚揚研究所的成立「當此文藝銷沉時代，得此或亦新學界之一線曙光也」。1918年北京學生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公言報》一面表揚「全體學生約及兩千人，其秩序整齊，毫無浮動氣象，此則尤令人欽敬不置者也」，一面「頗以其干政廢學為可惜」，批評蔡元培等「教育當局」管理不善。

到了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在刊登林紓那篇著名的《致蔡鶴卿太史書》的同時，發表同樣著名的《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已經明確表達了對新文化「舊文學一筆抹殺，而且絕對的菲棄舊道德」的強烈反對；24日《北京學界思潮變遷現狀再志》更是將矛頭直接指向「大學當局」：「本報對於大學出版著作，其果能於文學界思想界，力求改良進步者，誠極端贊成，至若土苴經籍，唾棄倫常，是不啻自壞國家數千年之文明，擁太學之皋比者，豈宜有此喪心病狂之舉動？若其有之，其人格本不成立，亦更無派別可言。」而《公言報》的機關報身份也由此顯露：他們不滿足於批判與引導，而是借日本報紙之口「切望中國當軸嚴行取締」。

反思學生運動：過分高估救國實力，造成學術停頓

《致蔡鶴卿太史書》

《公言報》對於文言白話孰優的問題，還能承認「新舊兩派各有是非」，區別在於是「改良」還是「破壞」。該報最在意的，是「至中西道德根本不同，吾國數千年相承之學說，亦自有不可磨滅之理由，嘗謂中國今日種種遜於西洋，而人群賴以維繫，不至淪胥於敗者，未始非食舊道德之利，故本報對於蔑棄倫理之謬說，尤深惡而痛絕之也。」編者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顯而易見，他們非常厭惡青年學生「媚外之氣質」。不僅僅是北京大學，「留美預備學堂」清華學校也在《公言報》的攻擊範圍內，因為該校重視英文教學，中文課鐘點少且都在下午，中文教師待遇差，《公言報》對此憤怒地質問：「國家糜此巨款，送其子弟入學，其所期豈在是耶？」

有意思的是，對於五月四日事件，站在同一條文化戰壕里的林紓與《公言報》，態度卻迥乎不同。《公言報》斥之為「學生大搗亂」，林紓卻在反對學生遊行的同時，指出「學生為國復仇，即出位而言，心猶可諒」——其中區別，或許在於「機關報」與「獨立文人」的不同立場。

反思學生運動：過分高估救國實力，造成學術停頓

林紓

後世研究五四時期的輿論，往往對《公言報》不置一辭，似乎它已經被釘在了「機關報」的恥辱柱上，用心險惡，詆毀學潮，不問可知。而「五四神話」之所以能建構併流傳，與這種「一面之辭」的狀況大有關係。其實，聽聽對立面的說辭，不會對理解歷史有什麼妨害的。

《公言報》5月5日的社論指出：「昨日北京各校學生之結合，表示民氣激昂之態度，固非絕對不可，惟是對於事實宜詳加調查，斷不容以捕風捉影之談，遽指政界一二要人曾當外交之沖者為賣國賊，甚至肆意毆打，焚毀住宅，姑無論事實上與外交問題毫無稗補，而擾亂社會秩序，侵害個人權利，似非服膺高等教育之莘莘學子所宜有此。吾人驟聞是種消息，凡疑法蘭西史所記載恐怖時代一般亂民之暴動，及路透電所報告布爾札維克黨人在俄國各地之騷擾又發見於吾華首都。」這種意見，與梁漱溟《論學生事件》的觀點相彷彿，也是五月四日事件到今天也存在不同評價的重要因素。梁漱溟說：「試問這幾年，那一件不是借著『國民意思』四個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鬧到今天這個地步？」因此梁漱溟希望打人、燒屋的學生能向法庭自首、服罪。這當然是「正義在握」的學生不能接受的。

《公言報》反對學生「干政廢學」，其6月16日社論題為《學界諸君可以休矣》，稱「天下豈有號為學生而不上課者？又豈有以不求學而自命救國者？與日本爭青島乎？抑為蔡元培等爭位置乎？……君等又以血氣方剛之年，舍案頭之筆硯，逐逐市廛間，執路人而告以愛國。記者愚見，吾儕市民雖知愛國，而誠不願再有猛烈之風潮，君等何不姑先求學，學成然後拯吾民於水火中，豈不甚妙？」

對五四運動的反思，在新文化陣營中也一直在延續。蔡元培返校後，提出「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也是這個意思。一年之後，五四運動領袖傅斯年、羅家倫先後發表文章，檢討五四運動的成敗得失。按照他們的看法，學生運動的表面成功使學生中養成了「學生萬能」的觀念，過分高估自己「救國」的實力，其實學生能做的不過是「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這些活動還造成了學術的停頓，他引楊鍾健的話說：「一年來我們全國青年學業的犧牲，其總數不止一個青島！」胡適晚年將五四運動稱為「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更是眾所周知。

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是自我批評可以，他人批評就有問題。同樣的意思，《公言報》先說出來，便是替政府張目，壓制學潮。「五四」後的傳單上，《公言報》已被稱為「賣國賊之機關」，它的報道、評論，自然都有「陰謀」在後面。如《公言報》多次報道北京大學內部有學生對罷課、遊行不滿，並刊登「北京大學本預各科一千三百五十八人仝啟」的傳單，這自然被解讀為安福系收買學生的結果。然而，我們從常情推斷，北京大學本是兼容並包、新舊雜陳的環境，難道沒人對罷課遊行的集體行動有所異議？《公言報》同樣也在指責學生聯合會作出罷課的決定是受研究系或國民黨的收買——事實上，當時的輿論戰，將各黨各派、西方列強全都牽涉在內，「陰謀論」甚囂塵上，各方彼此指控對立面收買學生、操控學潮，真相反而湮沒不彰。

究其實，大轉型的時代，缺乏一種社會共同認可的評判標準，法律也好，道德也罷，都處於懸空的狀態，以不同的立場觀察與敘事，自然會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混亂局面。在我看來，重讀「五四」，不在於遽然作出價值評判，更多的是體味歷史的複雜與弔詭。

反思學生運動：過分高估救國實力，造成學術停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