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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駐外使節眼中的西方:簡直就是「山寨中國」

摘要據《清人逸史》記載,劉錫鴻在法國期間,常常穿著任性隨意,閑站於城市的最高橋樑之上。隨從認為不妥並勸告劉錫鴻,劉錫鴻大怒,「你等不知翁意,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清朝駐外使節眼中的西方:簡直就是「山寨中國」


林則徐畫像


據《清人逸史》記載,劉錫鴻在法國期間,常常穿著任性隨意,閑站於城市的最高橋樑之上。隨從認為不妥並勸告劉錫鴻,劉錫鴻大怒,「你等不知翁意,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代表義律曾遞交林則徐一封書信,內有「使兩國彼此平安」字樣,這一語句遭到了當時較為開通的林則徐的嚴厲駁斥,「如兩國二字,不知何解,我天朝臣服萬邦,大皇帝如天之仁……想是英吉利,米利堅合稱兩國,而文意殊顯不明。」


今天的中國人讀到這封信,會毫不懷疑的認為」兩國「是指英國和中國,然而正是傳統中國天朝觀念的影響,導致林則徐的思維與今人完全相悖,他認為中英兩國不可相提並論。

林則徐的這一回擊事實上開啟了傳統中國的天朝觀念與西方主權觀念激烈對抗的時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性在中國的建構與反思:晚清天朝觀念的消解和主權觀念的確立》介紹了當「天朝」觀念遭遇主權觀念時,國人為維護前者做出的螳臂當車的「不懈」努力。


作者屈從文認為,中國從天朝觀念到主權觀念的轉變,有三個階段,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天朝觀念受到衝擊,之後兩者並存與競爭,至清廷覆亡時,主權觀徹底擊潰天朝觀。


那麼何為天朝觀?何為主權觀?


天朝觀念認為世界一統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不存在和中國並列的國家,周邊區域都是「屬國」和「蠻夷」。中國雖然很少干涉藩屬國內政,但從名義上,藩屬國的君主必須由天朝冊封。以屬國朝鮮為例,朝鮮官員要對天朝派遣的冊封使行一跪三叩禮,朝鮮王世子要對天朝皇帝的冊封文書行三跪九叩大禮,之後經過冊封使宣讀文書,王世子才能登基成為朝鮮國王。英國、日本等因為沒有向中國稱臣納貢,也就無法建立政治關係,中國將其視之為互市國,以「夷」的身份被納入天下,成為天下的最外層。


但在主權觀念中,主權國家互不統屬,各自獨立且地位平等,理論上不存在凌駕於主權國家之上的更高權威。


用天朝觀念「同化」不利事實




清朝駐外使節眼中的西方:簡直就是「山寨中國」


1840年8月,英軍侵入天津海口,清政府派琦善等到英艦進行談判



在第一階段天朝觀念遭受衝擊時,中國人普遍思維是用天朝觀念看待事實,「同化」不利的事實。戰爭爆發初期,直隸總督琦善將打探而來的英國情報上奏道光帝,琦善奏稱,英國國王已經故去四年,膝下無子,他的女兒(即維多利亞女王)登基為國王。該女王至今未出嫁,且該國女子婚戀自由,自行決定是否出嫁。

「是固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琦善痛斥英國人如同犬羊的同時,還大膽做出了一個符合「中國特色」的推斷。


琦善得知,英國女王並非「乾綱獨斷」,於是他將英國議員比作權臣,認為英國女主當權,年紀又輕,恐被權臣架空,成為傀儡國王。蠻夷之國怎麼會膽大包天攻擊天朝?一定是在廣州被燒毀的鴉片中,有權臣的私產,權臣利益熏心,不顧英國利益,執意發動戰爭。



清朝駐外使節眼中的西方:簡直就是「山寨中國」


維多利亞女王


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曾在戰爭初期寫信給道光皇帝,信中原文大意為要求中國賠償英國損失,但在經過翻譯的潤色後,這份信件的原意被改變為英國人向中國大皇帝伸冤,英國人的形象變成了懇求昭雪的訪民。


戰爭雖然輸了,但國人的內心早已經被天朝觀蒙上一層厚厚的繭子,清廷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大臣將英國出兵的理由曲解為,「我們英吉利國,吃飯養家,借與中國通商,豈敢無故得罪中國?今連年兵戰,實出萬不得已。現蒙大皇帝准與通商,並由大臣可以作主,我們英吉利亦屬請願聽候商議。」虎視眈眈、堅船炮利的英吉利轉瞬變了畫風,泛著一股老實巴交的鄉土氣息。


歷史就是這樣弔詭,英國一直想與清朝建立雙方地位平等的外交關係,希望清政府接受歐美的國際法,然而這種訴求卻是通過不平等的條約來體現。



為「捍衛」天朝觀不惜開戰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歷史進入到作者所歸納的第二階段,天朝和主權並立競爭。文化如同高速列車,其慣性不會瞬間消失,廟堂之人甚至為了「捍衛」天朝觀,與西方再次開戰。


咸豐皇帝即位後,堅持只有向中國稱臣納貢者,才可獲准進京,且必須用跪拜禮覲見皇帝。咸豐帝的主張不可能被英法等國接受,手持國書的使節代表國家主權,怎可向他國皇帝下跪。


在英法等國以武力相逼,進佔天津後,被派去談判的清朝大臣桂良私下與英法簽署了《天津條約》,承認中國不再以「朝貢禮」對待英法等國。面對即成之局,桂良和咸豐各有「錦囊妙計」,桂良上奏咸豐稱,自己擅自簽訂《天津條約》只是權宜之計,皇帝若要撕毀條約,只需要將他拿問便可賴賬。而咸豐則希望以免除列強關稅的高額優惠,換取英法公使不再駐京。



清朝駐外使節眼中的西方:簡直就是「山寨中國」


額爾金



英國談判代表額爾金此時也明白了中國的特殊文化,「但在中國政府看來,這些特權的讓與,等於一種革命,它涉及到在帝國傳統政策上的某些最寶貴原則的放棄。」


《天津條約》一年後,按照規定英法公使要進京換約,這再次觸及到清廷的「七寸」,即公使覲見皇帝問題,英法公使要求以鞠躬禮覲見皇帝,並且親自遞交國書給皇帝。咸豐皇帝堅決反對,禮節問題最終導致雙方撕破臉皮,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中國慘敗後,為了避免公使覲見,咸豐皇帝滯留熱河不歸。


同治12年,迫於壓力,同治皇帝接見駐外使節,駐外使節行五鞠躬禮,這是對於天朝觀念的一次重大打擊。接見前,在西方壓力和維護天朝觀念的夾縫中,一些力求變通的大臣搬出了古人韓愈,韓愈曾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大臣們認為,西歐各國屬於化外之國,未接受天朝教化,自然不具有天子之臣的資格,因此 「並未自進於中國,而必以中國之禮繩之,其勢有所不能。」


在這番言辭中,西方使節不行「跪拜禮」的原因被解釋為天朝皇帝優待「夷狄」。清廷還將接見地點選擇在紫光閣,該地歷來為屬國和藩部呈表獻俘之處。


被迫接受兩國平等觀念的清人仍然對主權一知半解,他們認為即使英國國王和中國皇帝平等,英國使節屬於國王的臣屬,理應向中國皇帝下跪。他們並不理解,手持國書的英國使節本身代表主權,地位等同於國王。



外交使節認定西方強大因學習中國



書中提到,在西方「兵強馬壯」的事實已經征服國人時,一股比附風逐漸興起,這就是以用中國歷史中發生的事件來比附近代西方。當時士人眼中,西方強國互相競爭,與春秋戰國的中國有驚人的「相似」,世界列國紛爭、合縱連橫,正是春秋戰國的翻版。作者認為,當代學人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其實也是一種比附之風的影響。


其實,天朝觀念下的比附之風在清朝駐外使節的日記中也體現的十分濃重。光緒初年,清廷迫於列強壓力,首次派出正式的常駐外交使團。1877年,郭嵩燾劉錫鴻等人踏上英國領土,此後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以常駐外交使節的身份來到西方。在最初的一段時間中,除最開明的郭嵩燾外,大多數使節還是將天朝思維隨身攜帶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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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駐外公使郭嵩燾



駐外時間,保守的劉錫鴻和開明的郭嵩燾關係惡化,互相彈劾,劉錫鴻彈劾郭嵩燾三點,其中之一就是郭嵩燾見到巴西國王時,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據《清人逸史》記載,劉錫鴻在法國期間,常常穿著任性隨意,閑站於城市的最高橋樑之上。隨從認為不妥並勸告劉錫鴻,劉錫鴻大怒,「你等不知翁意,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歐洲令晚清駐外使節們大開眼界,他們看到了西方科技產生的各種器物,自行車、蒸汽機,甚至避孕套。也見識了迥異於中國的西方民俗,以及西方獨特的政治制度。認識不斷被刷新後,天朝觀念很快和現實勾兌在一起,駐外使節開始承認西方的強大,但這種強大卻以一種光怪陸離的詮釋方式展現出來。



清朝駐外使節眼中的西方:簡直就是「山寨中國」


19世紀的歐洲工廠



劉錫鴻在日記中,講述了他「舌戰」波斯藩王的事情。波斯藩王認為,中國的孔子儒家學說,重義貶利,導致人們不知奮進,這是清朝國力日衰的原因。劉錫鴻則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反駁稱,中國曆朝強盛皆因為儒教。劉錫鴻還給英國的繁榮蓋棺定論,「今英國知仁義為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奈何以為殆害也?」劉錫鴻「巧妙」的將英國的強盛歸結為其「偷師」中國的儒教。


不少繼任的駐外使節繼承並發揚了這一解釋模式。宋育仁認為,中國和西方冰釋前嫌後,西方定會欽慕中國,「則中國實為名教宗國,未有不推服欽崇。」薛福成大膽預測,儒教日月經天,歐亞諸國一旦與中國接觸,儒教必將傳入西方,耶穌教將衰落。他還認為,耶穌教源於墨子學說。


面對西歐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少駐外使節認為源起中國。劉錫鴻「創造性」的將漢明的基層三老里長制度用來比附英國議員制度,認為市議員就是里長,參議院就是黨正,而市長就是鄉大夫,「此制與漢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薛福成認為,西方民主制度不外乎就是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的翻版。


他還表示,西方在培養人才方面講求專業培養,這與管仲治理齊國時,將齊人分為士農工商四類是一致的。至於西方的科學技術,薛福成認為中國早就有之,《淮南子》《呂氏春秋》等書中對一些簡單的自然現象的技術,被他用來證明光學、機械等科技皆出自中國。一番分析,薛福成下了結論,「今者西人因中國聖人之製作,而踵事增華。」


駐外使節們將西方社會的種種優越之處,與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某些現象相比附,西方簡直成了「山寨中國」。人類認為蛇是陰險的,梅花是有骨氣的,均是將人的思維投射到動植物身上,第一代駐外使節面對未曾謀面的西方,只能用中國歷史的軌跡來解釋西方。此外,由於考慮到日記未來可能會公諸於世,如果在日記中大唱西方讚歌,這些使節很可能像郭嵩燾一樣,遭遇閉目塞聽的國內士紳的痛斥責罵。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駐外使節無意或有意的為天朝學習西方鋪就了「曲線救國」的道路,正因他們的這套「無知自大」的詮釋模式,減少了國內排斥西方的阻力。如果西方制度和器物如果都是源自中國,中國的改革便是學習老祖宗,而非師從「蠻夷」。此後康有為等人也受到啟發,在戊戌變法期間,採取了「托古改制」的方法改革。真理有時無法自己開闢道路,甚至需要荒謬來充當「先遣隊」。



無可挽回的天朝觀念



1892年,天朝最後一次行使冊封屬國新君的權力,與英國共同冊封坎巨提國新君。1894年,英國代緬甸入貢,從此再無屬國向天朝朝貢。無論朝廷上下如何挽回天朝觀念,甲午戰爭和庚子之役後,天朝觀念的脊樑已斷。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廷撤掉禮部,也相當於承認天朝觀念的沉沒,完全奉行國際法,行使西方外交禮節。


俄國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而在晚清,列強為中國送來了主權國家觀念和民族國家觀念。挨打挫傷了中國人的自尊心,而這些新觀念如同地殼運動,割裂了傳統中國,為日後激進革命思潮的傾瀉製造了落差。


原文標題:清朝駐外使節:英國強盛皆因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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