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易長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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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蔣介石、黃郛與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易長風潮研究》，刊於《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2期。
1933年隨著熱河淪陷，日軍進逼平津，華北危機達到無以復加之程度，黃郛臨危受命，5月16日以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北上，全權負責華北中日交涉與政務整理。此時華北「軍心不固、士氣不振，已達極點」，黃郛自詡此舉無疑是「跳入火坑」，但表示「國家危急至此，不能再為個人打算，斷然北行」。5月31日《塘沽協定》的簽訂，使得日本的威脅得以暫時緩解，6月17日黃郛正式就任政整會委員長一職，試圖在華北軍政整理等方面有所側重，然而未待黃郛施展拳腳，卻因更換北平市公安局局長鮑毓麟一事，引發施政危機，蔣介石亦曾致電北平軍分會何應欽，慨嘆：「不料以平市公安易長問題，枝節糾紛，逾月不能解決，內部弱點畢露」。
學界對黃郛與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已有諸多精深研究，但主要圍繞中日交涉與派系整合展開論述，從內政與中日交涉互動的角度探究黃郛與政整會在華北中央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則略顯不足。
一、北平公安局易長風潮之緣起
北平市公安局易長風潮緣何而起，黃郛夫人沈亦云多年後曾解釋道：華北戰區毒品泛濫，「日韓浪人與奸商為之，獲利多而且易，而北平市亦有營此業者，此不但亡國且將滅種」，「禁毒必先取締制毒之人，公安局礙於情勢，則警察無從行使職責。膺白南歸，除報告外交，陳述振作之旨，中央亦將所得報告，告之膺白，調換北平市公安局長一事決定於此，人選條件為一外來生面孔。新任局長余晉龢，原系青島市公安局長，同屬政整會範圍，與膺白並無淵源，亦非袁良所薦。舊任局長鮑毓麟維持地方有功，調升軍分會委員，明令既下，東北軍人群起抗議，便衣隊阻止新局長到任」。沈亦云將黃郛更換公安局長歸為華北禁毒的需要，卻又失之偏頗，實則更多與黃郛急欲重整華北權力結構、掌控人事布局密切相關，即如《益世報》所言：「這次鮑毓麟氏的撤換，真正原因，或者不在鮑氏本人政績的優劣，而在中國式的政治習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也」。
1933年的華北軍心民心疏離、地方派系林立，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等雜處其間，國民政府中央對華北的控制力極其有限。如華北軍費收支實情，即便蔣介石也無從得知，5月11日蔣為此特意致電何應欽，「究竟在本年內，漢卿（張學良）未去職之前，曾發若干？尚欠若干？三、四、五等月份除國庫券抵借每月補助之三百萬元外，原定華北稅收之四百萬元，逐月收入實數如何？現在尚有若干欠款未解？各部隊經費及戰事開始後所增臨時費支出之實數如何，全部收支兩抵外，扣至本月底止，預計尚不敷若干？統請飭查清楚，逐項分別電告」，由此可窺一斑。故而楊永泰在黃郛尚未北上之前，向其表示：「華北雖屬局部問題，非有整個政策，無從整理」。為使得黃郛主導的政整會能夠發揮實效，5月9日汪精衛致電蔣介石，建議授予黃郛黨政指導之權，「現在各路剿匪總司令關於黨政，亦有指導之權，此為貫徹剿匪政策不得不然。華北戰事情態嚴重，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及駐平政務委員長亦宜有此權能。明知如華北方面元老眾多，不易進行，但若無權威，更無從過問。如尊見謂然，擬聯名提議中央會議」，蔣深表贊同，「非此，則事權不一」。黃郛赴平擔任政整會委員長後，不僅負責《塘沽協定》善後交涉，更須重整華北財政，曾在日記中埋怨「滿地雜屎，均要我掃，真是苦痛」。雖獲中央華北黨政全權之授命，然而權責不一的現實，又令黃徒增些許無奈，在給同屬政學系的楊永泰的函電中，一再表達內心之憤懣，「因名實不符，故無日不發生困難，一面責無可諉，因居名故；一面事不能辦，因無實故」。
面對名實難符的現實，黃郛在北上之前，也曾有所準備，試圖以更換北平市市長及公安局長為突破點，改組北平市政府，繼而重塑北平權力格局。蔣介石對黃郛改組北平市政府的計劃表示支持，但就更換公安局長一事有所顧慮，北平市公安局長鮑毓麟屬於奉系東北軍背景，自1921年起歷任吉林混成旅營長、東三省保安司令部副官、吉林游擊大隊長及旅長等職，1928年奉系撤出關外之時，負責維持北京治安，曾獲國內外普遍信任，1930年中原大戰張學良率軍進入北平後，獲任北平市政府公安局長。更換鮑毓麟，當此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或將牽一髮而動全身，招致東北軍內部的異動，因此，5月12日蔣致電黃郛，建議易長從緩，「平市總宜從速改組為宜，請即與汪院長商決，敬之、季寬主張，此間尚無所聞，當另電告之。惟公安局人選，袁良雖甚適合，然現局長鮑毓麟及憲兵司令邵文凱最近緝捕反動分子，均頗得力。在兄布置未周洽，當此危疑震撼之交，宜否即予更換，換之能否可濟急，於時機上，須稍加考慮」。易長一事遂暫時擱置。
《塘沽協定》簽訂後，華北局勢趨於穩定，黃郛認為改組北平市政府時機成熟，但不再推薦袁良擔任公安局長一職，而是於6月16日改令袁接替奉系背景的周大文，出任北平市長。至於更換公安局長問題，黃郛事後曾向楊永泰實言相告，「弟此次單槍匹馬入重圍，最少咫尺之間總須安心方可，聞北平有暗中組織，背景有漢卿關係，決非鮑所能取締，至最近張敬堯之事另有內幕，反為乘機獻功之資料，兄不可不察也」，故而決定由同具留日背景的青島市公安局局長余晉龢接任。余晉龢與黃郛為浙江紹興同鄉，早年曾赴日留學，1911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後歷任陸軍部參事等職。1931年2月起任青島市政府參事、公安局局長。日本政府認為余氏在1918年「西伯利亞事變之際日軍出兵以來，對於日中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實施，擔任聯絡彼我兩國間之重任，以誠意斡旋來圓滿進行諸交涉。加之我派遣之軍隊在從後貝加爾撤退後駐軍北滿之際得到中國當局之諒解，該人物對此做出不少貢獻」，曾授予余氏二等瑞寶勳章。
1933年8月黃郛赴廬山與蔣汪商談華北財政整理，31日突然密電殷同，請其轉告余晉龢立即赴平，準備出任北平公安局長，「幼庚（余晉龢）長平公安局事已得中央同意，請電幼庚從速先請假到平，與文欽兄（袁良）接洽準備，侔幼庚到平電到，此間即行發表。在未發表前，仍請嚴守秘密」。同時，黃郛致電北平市長袁良，望其對余晉龢鼎力支持、開誠合作：「公安局事與蔣委員長一再磋商結果，於許多途徑中，以鮑為軍分會委員，余晉龢繼任為較適當。兄與余素相契，必能相得益彰，將來兄對該局如有改革意見，弟亦可囑余儘力遵行」。黃郛試圖以快刀斬亂麻之勢，完成北平公安局長的更迭，認為余氏任命「須從速發表，否則夜長夢多，又成僵局」，但並未就易長一事與各方勢力達成共識，既便與同屬中央背景的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亦缺乏事前溝通，9月2日方才考慮將易長決定電告何，「惟稱敬之兄處有先為商懇之必要，故頃已電敬之兄，托其格外關照。」然而此時華北地方政局暗潮湧動，因華北中央化所激化的各類矛盾衝突，隨著北平公安局長的更迭瞬間爆發，給黃郛及政整會施政造成始料不及的衝擊。
首先，黃郛與東北軍將領因華北軍事政務的整理矛盾日趨激化。此前被迫辭職出國的張學良1933年7月曾向蔣介石表達回國意願，蔣建議最好待東北軍移駐西北後，回國更為合適，7月15日致電宋子文，請其轉告張，「此時華北環境毫未改變，如即返則對內對外，必召大紛，恐其身未入國，而華北與中央先發生影響，故最好照中計劃，侔部隊向西北移動，然後言旋，乃即萬全，否則欲速而反不達」。張學良回國受阻，東北軍認為「此舉屬黃郛所策動」，「由於黃郛這回在廬山向蔣介石說明張學良之惡行，因此蔣介石不允許張學良歸國」，引發東北軍強烈反彈，「東北軍人知漢卿一時不能歸來，對中央頗有怨言，並將派員四齣，有所醞釀，主持者為萬福麟」，此外，「在舊東北軍內部盛傳於學忠轉任湖北省主席、何柱國轉任青海省主席、王以哲轉任寧夏省主席等流言蜚語，所以各將領為不安所驅使，每日訪問萬福麟集合，反覆進行討論。劉多荃（第105師團長）被北平軍事法處以在軍隊內私售鴉片的罪名，在現場拘禁」，北平東北軍將領與黃郛領導的政務整理委員會已呈水火不容之勢。黃郛對東北軍深惡痛絕，為此還特意致電其政治盟友楊永泰，請楊積極爭取蔣的支持，「彼等既一則曰東北團體，再則曰東北軍人，雖為中華民國國民，東北團體與我無關，此種荒謬絕倫現象非痛加改革，誰能不知返耶」。待至黃郛以禁毒為名撤去鮑毓麟公安局長一職，不僅使得東北軍對北平政治格局的影響持續削弱，「公安局內東北人約四百人，其中七八十人是坐食之輩，感到其地位不安，策動反對余晉龢就任的運動，終於以萬福麟為首的東北軍各將領向何應欽表示反對局長更迭」；更直接令東北軍將領販賣煙土等相關經濟利益受損，「漢卿時代向有徵收此項捐稅之機關。所得悉由私人朋分，有害禁政，無益公家，故日前飭令湖北特稅處派員分赴平津切實調查，酌擬辦法。其各方商洽冀於來貨與運銷均由公家管理，而酌量征費，各地制販毒品則徹底嚴禁之」。東北軍將領遂即決定「以此為開端，採取壓迫黃郛的態度」。
其次，山東韓復榘、沈鴻烈因沈辭職風波與黃郛日漸疏離。1933年6月24日，青島市長沈鴻烈赴青島軍艦訓話，艦隊突發兵變，沈「頗受驚嚇」，並有肇和等四艘軍艦駛往他處。隨後，沈鴻烈向中央堅辭青島市長一職，實則「因其市長地位較謝剛哲之海軍司令為低，彼欲求中央令其以北平軍分會委員資格常駐青島，節制第三艦隊及華北沿海要塞」。「沈鴻烈向黃郛表面上表明將辭去青島市長，黃郛卻立即表示同意」，並向蔣介石推薦由時任青島市公安局長的余晉龢接任，韓復渠則建議由孫桐萱或張紹棠出任，7月22日蔣介石就青島市長人選問題致電黃郛：「今若以公安局長余晉龢兼代市長，是否分量較輕？且余若與向方無甚關係，尤易為其排去，故弟以為不如以謝剛哲兼代，較有實力，可杜向方覬覦」。同為政學系的張群為促成余接任，向蔣建議謝難稱最佳人選，「青市人選似宜特別注意中央及外交與山東之關係，謝久留北方，頗有習染，且尚未前來接洽，長青似非所宜」，故而蔣建議黃郛「一面留沈，一面派代，自為目前應有之步驟」。沈鴻烈聞悉黃郛將以余晉龢取而代之，「沈鴻烈看到黃郛這一態度，立即返回青島歸任市長，從此以來，黃郛與沈鴻烈之間轉趨不和」。
面對華北政局複雜的派系糾葛，余晉龢對於赴平出任公安局長一職，心中難免有所疑慮，初始並未按照黃郛指示即刻赴平。儘管1933年9月4日行政院會議通過決議：「北平公安局長鮑毓麟另有任用，應免本職，遺缺調青島公安局長余晉龢接充，遞遺之缺，著戚運機暫行代理」。余晉龢仍舊存觀望心態，示意9月8日方能到平。行政院任命通過當日，黃郛致電殷同催余儘快赴平，「幼庚八日到平太遲，盼加電緊催，愈早愈好」，並請其轉告余氏，任命已獲各方支持，不必顧慮，「此間已得蔣委員長複電，稱幼庚事已專電敬之託其關顧。又得袁市長複電稱，其他方面當儘力協助幼庚，妥為應付，請釋念等語。同時，沈市長處昨已去電說明，汪院長處已電請任命」。事實上，局勢絕非黃郛所言那般穩妥，9月5日行政院任命正式公布之後，易長風潮迅即爆發，即如蔣介石與楊永泰的分析所言：「此事一誤於時機稍遲，再誤於布置未周，三誤於視為較小之局部事件，不料爆發，遂涉及華北整個問題，大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感」。
二、易長風潮與華北政治僵局
行政院任命余晉龢擔任北平公安局長的消息甫一公布，立即引發華北地方各派勢力的強烈抵制。即如日本關東軍的觀察：「北平公安局長鮑毓麟（東北系）之辭職及余晉龢（青島市政府公安局長）之任命，是黃郛為解除將維持北賓士安責任委託給東北系要人，而早就意欲實現的危險計劃，並經過中央諒解實施的；而東北系方面則認為此時讓步就為其勢力降低、土崩瓦解的開端，加之有人企圖以此為契機迫使黃郛無法歸任，再次將華北政權收回在其掌中，積極策動」。
山東地方實力派韓復榘、沈鴻烈首先發難，1933年9月4日青島市長沈鴻烈致電汪精衛、黃郛，反對將青島公安局長余晉龢調任北平。韓復榘因行政院調動青島公安局長，事前未通知沈鴻烈，亦公開致電蔣汪，替沈鳴不平：「中央既以青市付沈，為尊重國家政綱、政府威信，當使有用人行政之權，若以地方長官不得與聞直屬進退，似失設官之意，尤令旁觀誤會。望念青市為重地，沈為國家當用之人，信任宜專，愛護宜篤，庶足以安其心，得其力。復榘驟聞，繞屋傍徨，惟念青魯唇齒相依，萬不得已，披瀝直陳」。
黃郛知悉沈鴻烈態度後，決定「事已至此，惟有暫時不復」，致電殷同，授意當前應對策略，「一面促中央速發表，一面請加電力促幼庚到平，以令信用而維大局，否則又成僵局，弟無法返平矣」。5日黃郛又致電袁良、湯爾和，請湯設法從中轉圜，說服沈鴻烈，「平公安局事，中央決調青市余局長繼任，此事經過異常複雜，現各方面均已妥帖，發表在即，弟因成章兄處，自兄切實關說後，彼此關係頗為圓滿，故直接去電請其贊同，乃昨日複電未蒙允許，且其中似有誤會，此事已經多方面知悉，勢在必辦。既往經過特托文欽兄面陳，敢乞吾兄妥為設法，電成章兄解釋，務請速，令余局長到平」。湯爾和遂即從中周旋，向沈鴻烈保證此事解決後，將上報中央授其北平軍分會委員一職，6日沈鴻烈態度趨於緩和，致電黃郛「余君既必須調用，同係為國家服務，自應勉從遵命」，不再就余晉龢調任北平公安局長表示異議。
更為嚴重的是，北平社會各界及東北軍將領因余晉龢任命之公布開始引發抗議與騷動。9月5日北平市商會以全體會員名義公開致電行政院，籲請收回成命，挽留鮑毓麟，「第以鮑局長初當革命軍北伐之際，獨為留後，維持地方秩序，中外安。維當抗日戰爭劇烈之秋，青小戒嚴，消弭隱患，而參加冀熱大戰，至各客軍與地方上時形齷齪，又復多方應付，意見清除。以上各端。該局長奮力維持，勤勞特著，全市民眾愛戴情殷，可否俯納輿情，收回成命，俾全市民眾有所託命，實所禱懇」。9月6日，黃紹竑致電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請其轉告黃郛事態嚴重：「平市公安局長免職後，東北將領極不滿，認為削權之開始，紛請設法轉圜。弟默察情形，若不達到目的，不惜利用軍人從中搗亂，使繼任者無法維持，則此後社會秩序更不堪問」，建議余晉龢放棄平市公安局長一職，「為顧全中央威信及北方實情起見，與敬之商，擬使余局長自動不來，再由東北團體選擇一人繼任，則風潮自熄」。楊永泰當即予以回絕，表示「此事經蔣汪二公一再面洽電商，深思熟慮之結果，勢在必行。東北軍人不免阻撓，本所預料，故總座專電敬之預為格外關顧，意實在此，況明令業已發表，威信所關，總有波折，以余繼鮑，中央必期貫徹耳」。
北平政整會與軍分會之間，看似並行不悖、互不統屬，政整會隸屬行政院，軍分會隸屬南京軍委會，表面上一主民、一主軍，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卻是權責模糊，何應欽、黃郛對於各項事務經常是共同參與，不免產生各種歧異與糾紛。北平軍分會因會內大小職員十分之九為東北人，東北軍人對軍分會有較大話語權，故而何應欽對東北軍將領多有遷就，始終傾向於「北人治北」，令其自行掌握。針對北平市公安局長人選，何應欽因顧忌東北軍將領的反對，亦不贊成余晉龢任職，「近因平市公安局易長問題，各方不免嘖有煩言。蓋鮑毓麟在過去維持治安，頗得地方人士及外交界之好感也。據弟所聞，新任局長余晉龢，以種種關係不能來平。但為保持中央威信，鮑又在必去」，在與東北軍諸將領商震、鮑文樾、王樹常、萬福麟等協商後，達成一致意見。何提出余晉龢不再赴平，由北平分會第三處處長黃師嶽與鮑對調的方案，「以分會第三處處長黃師嶽與鮑對調，黃為皖人，過去曾任一一七師師長，與各方均有關係，人亦守正不阿，調任斯職，洵屬恰當。蓋平市華洋雜處，關係複雜，若驟易一生手，使軍警時起糾紛，實非安定地方之道。如能照此辦理，鮑亦得一適當位置，可免因些小問題，又別起華北政治上無謂之糾紛」。
1933年9月6日余晉龢在黃郛幾經催促下，不顧各方反對之聲，「趕速來平」，並於次日向北平報界發表談話，「對接收日期尚未確定，依中央意旨，應早為交接，本人擬明後日辦理完竣」，8日黃郛「因北平公安局易長問題，何敬之等大有困難，紛電各方轉圜」，致電袁良，告知已獲中央支持，「此事敬之有電致岳軍，季寬有電致暢卿，理由大致相同，經岳暢二人分別電復說明，此事經蔣汪二公特別重視，一再熟商之，結果勢難變更」，要求儘快辦理交接，「盼與幼庚、桐聲諸兄妥籌，從速交替」。9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再電黃郛，表示強烈支持，「韓向方及東北軍反對平局易長甚烈，介兄已去電敬之兄，表示堅決意志。弟復向方電，亦決定不收回成命，盼兄迅催余接任為要」。黃郛當即將汪電轉發給袁良，示意「務盼能於星一（11日）接事」。袁良與余氏最終商定9月11日正式辦理公安局長交接。而9月8日鮑毓麟亦致電蔣介石，「前於市府改組之際，亟欲懇辭，嗣連諭仍留原職馳驅應付，倖免隕越。今本院電免職趕辦結束，靜候交代，既獲讓賢，又得休息，私心自慶。復承何部長面傳鈞電，改調優缺，戴德尤深」，11日又將該電公開刊登於平津各主報，以圖彰顯其毫無戀棧之心。9月10日，蔣複電鮑毓麟，對其極盡安撫，「華北尚未平定，平市尤宜整飭，以期轉移觀聽，消弭隱憂。此屬中樞政策之刷新，無關個人之考成。兄供職平市有年，飽經事變，前勞可念，長才共濟，倚畀不渝，尚盼認明樞旨，恪遵明令，速促新任接事，以重公職，而明責任，所有交代情形，仍盼續報。」此時，余晉龢接任平市公安局長看似已水到渠成，實則危險備至，外界對其能否順利執掌北平市公安局，多不看好。《大公報》明確提及：「公安局長更迭所引起某方面之不滿，某方面以為中央命令既經發表，當然無收回之理，擬有一折衷辦法，即先使中央之更迭命令實現，而在不久期內，另易以接近某方者調任平市公安局長，此事正由某方面當局陳請中，尚未得另一方面之同意，惟一般預料，實現有可能性」。
9月9日黃郛得到密報，東北軍將領為反對余晉龢任職，「議定四步進行：（一）電沈市長，使余不能到平。（二）另推黃師嶽繼任。（三）余如到平，設法威脅，使自語病假。（四）威脅不成，實行暴動。今前三步均未成，已進至第四步」，立即將之告訴楊永泰，並探詢蔣、楊態度，「現此事已完全為整個問題，貪鄙昏聵、橫暴自私四種性質相勾結，華北所伏之隱患至此，已畢露無遺。弟因地位關係，前次在牯時未敢奉直指陳，僅略暴其情。然卻不料借題如此之小，而暴露如此之速也。介公意志何若，盼電示。弟以持何種態度為宜，亦盼見復」。楊當日即回電，告其蔣已電令何應欽「命令已發，必須堅持，否則華北威令不行矣。並謂余如未到平，即以委員長名義暫委蔣孝先代理，先行接收」，但何尚未回復。楊明言黃郛此時「聲情激起，不免火氣太大」，建議「事已至此，只好靜以制動，蔣汪二公必能設法以貫徹之，弟須稍為忍耐耳」。
就當黃郛計劃「靜以制動」之時，事態迅速趨於惡化。9月10日夜晚北平發生嚴重騷亂事件。何應欽致電蔣介石，陳述事態緊急，「頃萬壽山王以哲、鄒作華、毓坤、榮臻、於孝候、何柱國等來見，雲余晉龢如於真（11）日接公安局長，則生活受影響者將達千餘人，流落北平之東北難民數萬人皆失去保障，是等民將實行阻余接收，並搗毀市政府云云。其中萬、鄒、胡、榮四人措詞較為激烈，雖經剖切曉諭，仍無效果。同時據憲兵蔣團長報告，劉多荃師長下午訪彼，明日如市民對於余某有所舉動，請勿干涉云云。觀察彼等意旨，對余任公安局長實俱抱反對之決心，若阻余及大鬧市府果實行，則政府威信更難保持，轉圜更難」。何以防止東北軍民騷亂為由，決定「派人告袁市長此種情形」，實則以武力迫使余無法接任，「通知衛戍司令王樹常、憲兵司令邵文凱轉派參謀長往訪市長袁良，轉令余晉龢延期接收，市長袁良遂批准給假五日」，余晉龢「對於外間組織請願團事早有所聞，且因反對聲浪過高」，被迫稱病請假，離平他去。
9月11日，北平東北難民、東北學院學生、蘇炳文部下眷屬、難民收容所難民、各工會工人等組織「北平市各界挽留鮑局長代表團」，「上午六時許，在公安局門前陸續集合，至八時許，集合達一千數百人，其預定請願步驟：一、請余局長勿接收，鮑局長勿交代；二、如第一步驟無結果時，即赴南京請願」，因余晉龢被迫請假，當日鮑毓麟仍被委以「短期間之責任」，故而遊行隊伍隨後又前往軍分會等處請願，在軍分會代表答允將請願團意見轉達中央後，請願團相繼退去。何應欽立即致電蔣介石，報告請願經過，強調「現鮑毓麟本人尚無問題，惟第三者仍阻其交待，若必堅決由余晉龢接任，其結果恐於中央之威信仍難保持」，建議「最好余本人呈請辭職，此間另提一與各方有關係之人選，由膺白兄薦請行政院任命，似於各方均能兼顧，可否乞裁」。蔣以此事事關中央政府及政整會威信，表示堅決反對，13日電復何應欽：「余晉龢明令已發，且已到平，乃必迫令辭職另選，不特中央威信有關，且今後華北財政軍事之整理，中央是否從此不再過問。華北禍變再發之危機，依然潛伏，是否尚須膺白兄回平協助處理，此中關鍵有識共明，區區一平市公安局長之去留，亦必小題大做，任其自由選擇，不許絲毫更新，國家體面及各方關係是否可以一概不顧，凡此均應鄭重考慮者也」，示意由憲兵司令部副司令蔣孝先代任，「中意鮑既不能再留，余辭另選，亦太難堪。為安定人心、維持秩序計，惟有查照齊（8日）電，應以中之名義，由分會暫派蔣孝先代理，即日接事，然後徐待事機之推移，兄則剴切勸導，以矯正各方錯誤之觀念，而從中調護之。此為最賢明之態度。務盼當機立斷，勿令益滋糾紛為幸」。黃紹竑12日亦致電蔣，建議公安局長「由敬之另薦一人，請中央任命，使雙方面子皆過得去，中央威信亦不損失。此種辦法，實不得已，請為裁奪。膺白先生處，尤懇婉為解釋，請其迅速回平，此後種種亦可消滅於無形。至各方對中央惡感」，13日蔣措辭嚴厲、再度拒絕，「若由敬之另薦一人，匪特中央威信有關，則一派搗亂份子，加以獎煽，愈形囂張，已電敬之用中央名義由分會暫派蔣孝先代理，即日接事，請兄切商敬之切實主持，即予照辦」。然而何應欽並未遵照蔣介石的電令，請蔣孝先代理公安局長一職，而是以「余於行政會議通過之翌日即秘密到平，事關政整會職權，未便越俎干涉」為由，予以回絕。
蔣介石所提蔣孝先暫代公安局長的建議，不僅何應欽意圖婉拒，黃郛亦不置可否，提出四項質疑：「連日敬之兄推薦軍分會陳黃兩處長、楊高級參謀，最近又推門炳岳兄，昨日又有王處長烈之擬議。今兄忽提出蔣孝先兼代，敬之兄既婉拒於前，能否同意於後，此其一。聞東北將領開會憤慨，時有辱及中央及蔣公之詞，蔣孝先為中央憲兵團長，又為蔣委員長同族，此節應否顧慮。此其二。歷來北平致中央各電中，一則曰東北將領或憤慨於南人搶北人地位，再則曰應在東北團體中另擇一人為妥。今蔣孝先既為南人，又非東北團體，軍分會方面能否不再有此顧忌。此其三。幼庚兄是赤手空拳來平，被便衣隊一擊請病。假蔣孝先君親率中央憲兵，萬一更大之便衣隊再一擊，蔣團長決不便請病假，爾時形勢擴大，又將如何。此其四」。蔣無奈於日記中感嘆「兩日內，事煩境劣，最難堪者，為部下不明大體，不遵意旨，是皆余智德不足之過也」。
蔣介石、黃郛、何應欽就公安局長接任人選，各有主張，難以達成一致意見，「此間當局擬採取折衷辦法，另行推薦一人，惟因某方面不表示同意，故尚無具體辦法」。與此同時，北平抗議風潮則呈不斷擴大之勢，「各界挽鮑之進行，因聞中央仍主維持原案，故已有挽鮑聯合會組織」，9月13日請願代表再謁何應欽，提出四項請求：「一、由何代委員長再致電中央，催詢答覆；二、代表等今後即辭卸責任，若民眾再有若何表示，概不負責；三、民眾之表示十分坦白，且無背景；四、公安局長不希望委任第三者」。9月14日，挽鮑聯合會幾以最後通牒形式，致電中央：「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汪院長、廬山蔣委員長鈞鑒，公安局長鮑毓麟任職三載，卓著勛勞，忽被免職，群情惶惑，迭電挽留，迄未邀准，市民為謀自己福利，顧念華北安危，仍祈俯順輿情，收回成命，否則雖至罷工、罷市，亦所不惜！」9月15日，請願團再次聚眾赴市政府、市黨部請願，余晉龢鑒於反對阻力過大，一度決定向袁良請辭，袁良示意余休假兩星期，以待局勢變化，再做決定。在此期間由內一區署長祝瑞霖暫行代理，「公安局長問題仍待解決」。
此時國民政府正欲整編華北地方軍隊，9月11日北平軍分會與華北地方將領達成縮編辦法，每連裁汰三十人，各軍師一律辦理，恰巧易長風潮爆發，東北軍因此發生騷動與抗議，裁軍計劃隨時將發生變數。為儘快消弭風潮，9月14日何應欽、黃紹竑再度聯名致電黃郛，認為「整理華北應由軍事政治上著手。軍事橫生枝節，妨礙大計，殊屬不值」，另薦門炳岳接充平市公安局長：「余晉龢既遭反感，如勉強接事，必致糾纏擴大，余亦必無法行駛職權。現擬請兄另薦門炳岳接充，門系河北人，陸大畢業，曾充師旅長，現任軍分會高級參謀，學問道德，均為軍界所信仰，相信其必可負責主持，且由兄提請任命，於中央威信亦無損傷」，特別聲明與黃並無畛域，一切均以華北政局為重，「政委會、軍分會名義上雖系兩道機關，內部步驟，實系一致，自宜相互維繫，以求政策之實現。此事如能照此辦理，使風潮平息，則今後華北軍政或較易於進行也。如何？」然而黃郛此時對何應欽心存芥蒂，多有不滿，當其得知公安局長由第一區稅署長暫代，怒斥「此乃為軍分會方面所逼，苟且敷衍之法」，對何應欽的提議堅決回絕，認為「查公安局長命令頒後，敬之兄屢電保人前後不一，真（11）日保門炳岳，文（12）日稱門某東北不贊成，不如改派王烈代理，茲又隔開一宵保門炳岳，令弟迷惑不定，無法答覆。頃得亮才電告鮑已交代，派第一區祝署長暫代等語，不知內中又玩什麼把戲也」。黃、何二人衝突令蔣大為光火，「當此危急之際，而北平軍政當局，猶作蝸角之爭，貽笑中外，何應欽之愚劣抗命，使人慾泣無淚矣！」
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本就因1932年熱河事件與張學良的東北軍交惡，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後快，「彼等亡東三省、熱河不足，又欲亡華北，若不懲罰，無以繼後」。此次易長風潮的爆發，汪當然不會漠然視之，以貫徹中央命令為由，主張強力鎮壓，「若平軍分會不能鎮壓，則不但整個政會無存在之餘地，政府亦整個坍台，弟現極力壓制憂懣」。針對黃郛與何應欽、東北軍在公安局長問題上的衝突，汪精衛積極運作，試圖通過易長風潮的處理，加強自身對華北政局的話語權，並進而拉攏以黃郛為首的政學系。汪一方面對於黃郛與東北軍的衝突，煽風點火，意圖使二者更加對立，9月6日致電黃郛，告其沈鴻烈與東北軍意圖勾結，「沈鴻烈來電反對調任余晉龢，想已達覽，沈與鮑毓麟等有勾結，請注意」；9月11日又致電黃郛，慫恿黃郛共同對付東北軍，「懇兄同下決心，以救華北」。另一方面，汪對黃郛意圖拉攏，故而在易長風潮中態度鮮明，予黃郛以全力支持，9月12日致電黃郛，「弟已三電介兄，謂命令不行，不特整委會在北平無存在之餘地，政府亦整個坍台」，乃至向黃郛表示為貫徹命令，不惜與東北軍全麵攤牌，「弟去年此時曾與張學良衝突而下台，今不妨再干一次矣」。蔣介石對此也有所警覺，認為汪「真意不露」，居心叵測，故而亦曾去電勸其「今後應否稍為變通，濟以妥協之精神，實值得考慮」。
北平公安局長更迭看似微不足道的枝節問題，卻因東北軍將領、何應欽負責的北平軍分會與黃郛之政整會的衝突與歧異，以及汪精衛系的居間運作，呈現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混亂態勢，誠如黃紹竑所言：「公安局問題內容複雜，除東北軍人出面外，內中尚有黨中委、省委、市委、政客、商會，揭其目的，不僅拒余，而（袁）市長、（黃）政委長皆為其反對目標，拒余實乃藉端耳，而政客更欲擴大風潮，以遂私圖」。各方勢力相持不下，非實現其主張而後已，華北政局因北平公安局長更迭糾紛，迅即陷入僵持狀態，即如《益世報》的評論：「更換一個公安局長，算不得政局上的大變動，論理不應引起重大問題，這次政府更換北平公安局長，似乎已造成一個僵局，彷彿這個僵局倘政府措置稍有失當，事件的嚴重性大有增加的可能」。
三、蔣介石介入與黃郛挾日自重
北平政局因公安局長易長問題引發的混亂，蔣明白「華北反動一旦擴大，吾人當無收拾之餘裕，實至憂慮」，故而主張「由分會暫派蔣孝先代理，徐圖過渡」，希望黃郛能夠「暫行忍耐，再作後圖」，為避免過度刺激華北地方勢力，不僅示意「憲兵副司令實缺，或即調鮑充任亦可」，更直接電令黃郛暫停更換北寧路鐵路局局長，「聞北寧路局有以殷同接辦之說，職意目前華北局勢雖較穩定，而各派反動仍暗中活躍，近因平市公安局長易人，已有南人來奪取北人政權之謠，某野心家有乘機嗾使華北將領組織北人團體，締結攻守盟約之企圖，若北寧路局又再易以江浙人，將使反動者益復有所借口，故為安定大局收拾人心計，仍以暫維原狀為宜」。華北地方軍隊的穩定，蔣須有所顧忌，然而妥善處理中日地方交涉，蔣更需重視。此時塘沽協定的各種善後問題仍需與日方接洽，稍有不慎，將使得中日糾紛將隨時再起，華北局勢更難收拾。若欲解決對日問題，此時蔣介石又必須借重黃郛。正因如此，蔣強調處理易長風潮，根本原則應「以膺白來平解決對日問題為重，而以其他問題為輕也」。隨著易長風潮日趨擴大，蔣開始強勢介入，意圖早日消弭風潮，以便黃郛儘快返平。
因北平及河北省黨部均曾參與易長風潮，「據報平市為公安局易長問題，有人從中策動，市黨部與河北省黨部亦擬發表宣言，為之呼應，恐影響華北整個之政局」，9月14日蔣介石致電張厲生，要求黨部停止鼓動風潮，「查河北禍變再發之危機，到處潛伏，平市宜趕緊整飭，以期轉移觀聽，消弭隱憂。公安局長更易，乃屬地方行政之局部問題，尤應先行刷新，經中央再三考慮而後定。不明事理者，誤認個人地位之得失，為團體勢力之消長，小題大做，借事生風，凡我同志正應從中剴切勸導，儘力矯正其誤謬之心理，以貫徹中央之政策，豈容反揚其波。中以為必無自亂自潰之事，究竟實情如何，盼即查明電告，並請轉告各同志，此事明令已發，中央從此不再過問華北，則亦已耳。否則國家威信所關，自應協力維持。如所報不虛，確有別種醞釀，尤盼切實設法，即予制止。」9月19日，張厲生電復蔣，聲明此事與黨部無關，「此次各團體請願挽留，出於自動，平冀兩黨部並未過問，已遵命轉知該黨部秉承中央意旨，向所屬民眾團體極力勸止」，蔣特意將此電轉告黃郛，請其釋懷。
對於易長風潮中反對最烈的東北軍將領，蔣則試圖恩威並施，促其改變立場。9月14日，蔣介石致電東北軍將領萬福麟、王以哲，召其赴廬山面談，「久別至念，諸事待商，請兄等來牯，暢敘一切，如兩兄能同時命駕，最所企盼。否則分期先後南來亦可，希即酌定電知」。王以哲等收到蔣之電令後，自是惶恐不已，當日即回電辯解易長風潮恐多有誤解，東北將領從未煽動，「平公安局長問題遷延未決，誠恐外間傳聞失實，各派從中挑撥利用，謹為鈞座略陳之。查此時初起因平市民眾在平津數次危難時，鮑維持地方特有好感，忽然聞鮑被免，一時惶感，乃有留鮑拒余之運動。東北將領對地方民眾雖有表同情者，然自始實一致主張聽從何部長解決，今似演成平市民眾對袁市長之問題。竊恐益增誤解，東北將領深悉華北特殊環境，絕無從中鼓動情事，乞垂察」。9月16日，蔣電復王以哲、劉多荃等人，雖對王等極盡安撫，示意既往不咎，「道路流言，寧足置信。蓋華北禍變再發之危機，依然潛伏甚深，中央為杜漸防微計，允宜表示責任能負、政令能行。平市中外具瞻，尤應著手整飭，以期移轉觀聽，消弭隱憂。此次公安易長之動機，即由於是。鮑君供職平市有年，屢經事變，極念前勞，第此屬中樞行政之範圍，既無關個人之考成，尤與團體之勢力消長無涉。東北袍澤，深明大義，必能心領神會，縱偶有自生驚疑，妄行揣測者，不久亦必可煥然冰釋。外間雖有從中鼓動之風說，中自始即不介意，當此燕雀處於危堂之下，何忍再為得失之爭。若復借小題以起大波，企圖牽動華北政局，此乃人不亡我而自促其亡，尚盼兄等竭力勸導，設法消弭，毋令得逞」；但又綿里藏針，強調「倘有敢於嘗試而為暴動示威者，則毅然斷然以鎮壓之。吾輩執戈衛國，倘中央威信地方秩序亦不能維持，則固無怪彼耽耽虎視者之竊笑於旁矣」。同日蔣又致電方覺，請其「為王何諸君痛切言之，不能不協力維持，以期貫徹也」。
儘管蔣介石已開始側重解決易長風潮造成的政治僵局，然而黃郛對之不以為然，以「狂風慘雨隔籬倒，縱有鄰牆不避風」暗諷蔣既有的支持並不可靠，且對蔣令其暫緩更換北寧路鐵路局一事，多有不滿，直接提出異議，「北寧路事，兄本無此要求，弟之好意為兄謀安全，求平津之聯絡，故有是議。今敬兄又來電嚕囌，竟可從緩，先致力公安問題之解決，以減糾紛，較為妥慎。惟原電稱南人奪取北人政權之說，未免不倫。且（錢）慕霖亦浙人，此種或另有苦衷，亦未可知也」。黃郛計劃獲取日方支持，依靠外來力量的介入，打破華北政治僵局。
9月16日黃郛授意玉琪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與岡村寧次、喜多誠一等人展開會談。黃郛之所以選擇玉琪前往關東軍接洽，主要是因為玉琪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岡村寧次恰巧擔任玉琪的區隊長，二者關係非同一般。玉琪在會談過程中，首先向岡村寧次詳細解釋了此次易長風潮的經過：「黃郛利用廬山會議的時機，說服南京政府，將余晉龢任命為北平公安局長。余晉龢一旦被任命為北平公安局長，立即向青島市長沈鴻烈報告其趣旨，但沈鴻烈稱，與我沒有任何商談卻罷免公安局長系黃郛一派的蠻橫，並阻止余晉龢前往北平。余晉龢將沈鴻烈之態度電告黃郛，黃郛就回電稱，必須以政府命令為由實行這一人事更迭，若是其無法實行，黃郛本人就不能回北京。余晉龢進入北平準備就任公安局長，觀察公安局內部的情況，公安局內東北人感到其地位不安，策動反對余晉龢就任的運動，終於以萬福麟為首的東北軍各將領向何應欽表示反對局長更迭。而何應欽對此回答稱局長更迭問題與自己無關，因此更激化反對運動」，玉琪表示此刻「黃郛方面與東北軍方面處於對立狀態，黃郛陷入困境，因此我方希望日方援助黃郛方面」。岡村寧次當即予以贊同，「本問題似乎因祝瑞霖就任代理局長而已經解決，但是我軍方希望早晚余晉龢來正式就任」。同日，李擇益偕日本根本情君赴滬與黃郛密談三小時，「知柴山與敬之及劉多荃等之談話內容」。根本向黃郛表示日方支持中央更換北平市公安局局長，若國民政府中央意欲鎮壓東北軍，日方亦表示諒解，「自停戰後貴國漸趨統一，今後主要工作要使中央對各方增加威信，庶幾統一可以常保。此次公安局長，中央對華北政務整理為第一步之小試，若不能貫徹之，使中央復歸武力，如東北人再搗亂，可調中央軍入城強制執行，如恐影響華北全局，可再由中央撥調一二師駐保定震攝，索性一勞永逸整個整理，日本絕能充分諒解」。20日黃郛再次與根本情君晤談，所談內容包括：「（一）北平公安局問題，（二）中村司令擬於雙十節到平正式訪問，（三）察哈爾糾紛，（四）岡村（關東副參謀長）來平問題等等」。
此時，無論是日本軍方抑或新任外相廣田弘毅，均意圖建立一個以黃郛為中心，涵蓋華北各派勢力的親日地方政權。事實上，就在黃郛謀求日本支持之前，9月15日廣田弘毅已致電駐華使館參事矢野，示意各部全力支持黃郛，「北平公安局長問題的結果如何，可能成為華北方面政情紛亂的原因。特別是舊東北軍方面貫徹其主張時，有造成今後該軍移駐困難、弱化黃郛政權處境的擔憂。如此，對我方來說也不是最理想的。對我方來說，本件相關支持黃郛政權的宗旨，對謀劃事態的善導方針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要求駐華使館「與軍方聯絡制定適當的措施，參謀本部也向貴地陸軍武官發出了同樣的訓示」。
在黃郛謀求日方支持的同時，恰巧9月20日中日局勢因方振武部進入《塘沽協定》規定之非武裝區，再度緊張，華北危機有再度爆發的危險。21日，日本關東軍以方振武部進入懷柔非武裝區為由，向中方強烈抗議，日本駐華使館武官柴山警告何應欽，「關東軍因在非武裝區內，發見武裝之方部，將先予以警告，繼即實行以兵力驅逐，侔方部清除，日軍即行撤退，請我軍勿越協定之線北進，免起誤會」，22日何應欽向柴山表示：「以關東軍若再進出長城線，無論對內對外，均成為政治問題，與停戰協定精神顯有違背。又關東軍行動須決於其統帥權，若因剿辦此種匪軍再行進出，將來撤退，又感困難，基此兩點理由，堅決主張我軍自行剿辦，但為表示坦白並避免誤會計，可由日方派員擔任對我進剿部隊之聯絡，請其將此意轉達關東軍，柴山已允照辦」。何為儘快解決中日爭議，「職為迅速解決此事計，並擬請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來平，就近協商」，然而岡村寧次卻示意僅願以黃郛為談判對手，「侔膺兄回平後，自願回平一行」，22日何致電蔣介石，「務請電催膺兄克日北返，俾此事早日解決」，蔣介石明白「日軍若再進出長城，益增糾紛，影響至巨」，23日又將此電轉發黃郛，「務請兄迅速回平主持一切，妥籌應付為盼。」
黃郛1933年8月3日南下廬山，在與蔣介石、汪精衛、宋子文就華北財政整理等問題商洽完畢後，本欲儘快北上處理戰區接收等善後問題，9月4日即曾致電于學忠，表示一周之內返平，「敬之部長因戰區有匪，昨曾電囑促駕北返。今聞大師已發節，至深快慰。希與敬之部長共策清剿，無任翹企。弟亦當於一星期內北歸」。但是北平公安局易長風潮的突然爆發，黃郛將風潮視作華北地方勢力反對其個人的行動，余晉龢能否就職直接關係到黃郛及政整會在華北的權威，「此行本極圓滿，乃為此小問題而波折，真是不可救藥」，決定暫緩北上，靜觀時局變化，「弟決取靜觀態度，暫勿南歸」。在蔣態度鮮明的要求何應欽等人應以黃郛北上解決對日問題為重之後，何態度迅速趨於讓步，9月17日電請黃郛儘快北返，「此間一切事宜，亟盼兄來主持，務請大駕早日北返，無任企禱」，18日黃郛以「因尚有事件待與中央續商」為由，明確回絕。9月19日蔣伯誠又以何應欽代表身份拜訪黃郛，請其北返，黃郛認為蔣伯誠此行「表面勸駕速歸，裡面刺探洗刷威脅，蓋兼而有之」，並未答允，仍在等待時局向著更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9月20日方振武部進入非軍事區，關東軍計劃再次出兵關內，無論是東北軍還是何應欽的軍分會均將面臨日軍的直接威脅。而岡村寧次又宣稱僅以黃郛為談判對手，黃郛何時北上即成為關係華北整個局勢穩定與否的核心問題，至於北平公安局長的人選則退居次要地位，天平開始向著黃郛一系傾斜，無論是東北軍將領還是韓復榘，紛紛開始向黃郛讓步，9月23日，韓復渠代表唐佛哉與黃郛晤談，「代韓聲辯」，24日「華北將領因方振武部入據懷柔，牽涉外交，恐其事態擴大」，「聯名電滬，請黃郛即日北返，主持一切」。27日，黃紹竑赴滬與黃郛會晤，「竭力為敬之申說（關於平公安局風潮問題）」。
蔣介石明白黃郛此時是否決心北返，取決於北平公安局易長風潮能否按照黃郛的訴求來解決。9月24日，蔣致電黃郛，不再強調蔣孝先代理公安局長的主張，重提新的解決辦法，「弟意余（晉龢）假滿到任，能維持下去，固屬大佳。否則為融洽各方感情計，由兄屆時自動另選更為適當之人以易之，而調余他職亦無不可。蓋中央威信既能維持，隨即稍示妥洽之精神以濟之，似於目前華北之環境，較為相宜」，希望黃郛儘快北返，「此意如認為可采，兄稍加布置之後，務宜早日北行，不可坐待余案之解決。一切由兄自行張弛，不特誤解可馳，面子無傷，且可益增彼輩之重視。」25日，蔣再電黃郛，告知余晉龢任職已無問題，「頃接伯誠有電稱，平公安局事，東北軍方面確已諒解，職昨向黨部市參議會同志解釋，亦均諒解。本日職再請敬之召集黨部及張厲生等商談一切，侔二三日後，余晉龢即可就職等語。特委轉達。」黃郛在接獲蔣介石及北平各電後，向楊永泰表示「餘事各方來電亦云可無問題。惟弟所不解者，在風雲如此緊迫之時，進聞某事可無問題之空聲。事已至此，必待偽納始准接任也可，偽納仍不許接任亦可。弟已無成見矣」，意存躊躇，仍舊在等待觀望。26日，蔣介石又電黃郛，告知「余晉龢已定儉（二十八日）日就職，華北袍澤亦迭電促歸，已往糾紛，小題大做，自可作一結束，不復深問」，對黃郛極盡安撫勸解，「吾人純為挽救華北大局及維持中央威信而奮鬥，絕非與任何方面尚意氣較短長，經此波折，所得教訓良多。即彼聞茸誤事者，想亦必有多少之覺悟。故兄固不可灰心，實應因此益壯其氣而堅其信，無論日軍是否感日再進懷柔，兄之北行均不宜再緩，能及時阻止固佳，否則亦應設法補救，責無旁貸。吾人系共赴患難、非爭權奪利而來，悉本光明寬厚之態度以臨之，實亦足以愧茲末俗矣」。華北軍情緊急，黃郛靜待滬上、默不回應，蔣確實有些急不可耐，27日四電黃郛北返，不惜將責咎歸於自身，「第華北情形複雜，利害關連，中央既尚無整個應付之餘暇，偶不戒慎，牽其一發，遂促全體弱點畢露，實由吾人布置未周輕心相掉之結果，於人何尤」，囑其從大局著想，「故應堅持者，自當一致堅持，應變通者，尤宜及時變通。當此周圍環境未能著然改觀，此種磊落態度，實為顧全華北大局起見，並非優悅取容於惡勢力之可比。明達如兄，益以連年致力修養，造詣日深，想必謂弟言之不謬也」。
對於何應欽在易長風潮中抗命不遵的行為，蔣介石甚為不滿，25日在日記中痛罵：「敬之之愚昧，皆使人增重苦痛也！」28日蔣致電何應欽，斥其因小失大，「不料以平市公安易長問題，枝節糾紛，逾月不能解決，內部弱點畢露，遂令中央威令及膺白信用，中外頓生懷疑，結果適得其反。華北情形乖離至此，日人當然生心，尚復何說」；責令何應欽此後與黃郛切實合作，「中已迭電膺白，勸令北行，共策應付，不惟意氣灰沮，且感來日大難，惟終當以大義責之，相期共圖挽救耳，此中關係，請兄得便為各方負責者痛切言之，今後若不切實合作、力圖振奮，是真燕雀處堂不知覆亡之將至也。」
在蔣四次電請黃郛北返的同時，28日政學系同僚楊永泰亦電勸黃郛適可而止、恰到好處，「應於命令貫徹威信，確立之後即稍示緩和，以期適應華北目前之環境」，「兄尤宜即速北返，不必待余案解決，以免再著痕迹，祈盡量採納。數月以來兄受刺激過深，不免悲世憤俗，惟肝火太旺，嫉惡太嚴，求治太急，大可不必」。黃郛此時一方面巧妙利用因方振武事件引發的中日緊張態勢，逼迫國民政府中央及華北軍政勢力讓步；另一方面又與日方積極接觸，避免日軍圍剿方部，使得華北局勢急劇惡化，反而弄巧成拙。9月26日黃郛會見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試圖獲取日方的諒解與支持，表示關東軍如果立即出兵，後果不堪設想，「不僅有刺激國內人心，再次激發趨於平靜之對日感情之虞，強行討伐亦有使方、吉軍往灤東方向逃竄，更加引起糾紛的危險」，示意個人「預定最晚於十月一、二日前後出發返平，返平後立即與岡村參謀副長（倘若來平的話）及柴山武官關於右述方、吉部隊之解決商談後，能獲得日方支持，並希望雙方定程序，採取處置方法」，希望日軍當前行動在其返平之前按兵不動，「暫時於密雲地區待機，只監視方、吉軍行動」。
事態的發展向著黃郛的方向迅速轉化，9月28日余晉龢正式接任北平公安局長，黃郛甚為欣慰，「聞幼庚兄已接事至慰，一段小誤會幸得各方諒解，此皆兄及在平諸友鼎力解釋之所致。為大局計，致堪慶謝」。此時黃郛挾日自重的初衷已經實現，無論中央抑或華北地方勢力均已表示妥協，個人權威似乎瞬間得以鞏固。黃郛認為北返時機已然成熟，10月1日黃郛致電蔣介石，告其即日北上，「本晨晤（錢）乙藜，知弟正在專心痛剿之時，昨日汪先生來談財政情形，亦以在此數個月期內，各方應以全力助成剿共大業為唯一要務，故一切均依此為標準，切盼詳密布置，努力進行，興亡但看此關，成敗在此一舉。兄亦不再瞻顧，准本晚行，但望能各期收功也」。10月3日，黃郛途徑濟南，韓復榘、沈鴻烈偕山東文武重要官吏來站迎接，「開盛大宴會，席間韓致歡迎詞，備極尊讓」，隨後又與韓復榘「對談半小時，蓋韓、沈因公安局問題曾有一度誤會，故特為此，以圖消弭也」。黃郛及其領導的政整會因北平公安局易長風潮所面臨的執政危機，在華北地方軍政勢力的表面臣服之下，迅即煙消雲散，淹沒於歷史洪流之中。
四、餘論
1933年《塘沽協定》簽訂之後，國民政府試圖以黃郛主導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為依託，緩衝日軍南進壓力，重塑華北政治權力格局，改變地方軍政勢力日趨疏離的現狀，進而實現華北中央化的最終目的，即如蔣介石所言：「日人慾設立華北新政權，造成第二傀儡，以打擊本黨而壓服全國，此種企圖，當然始終未能忘懷。其中一部日本軍人主張尤力，而我國漢奸遍地，亦在在足供其利用之資，均為共見共鳴之事實。故中央對日政策既不能武力抗阻，惟有緩和侵略，一切方法及途徑迭經籌商，本已略具端倪，而負責運用之機關，則惟外交部及華北政整會是賴，然以政整會為尤密切。中央對於華北，自不能不稍為革新，以示責任能負，政令能行。對於政整會當局，亦不能不稍假事權，以示確能成為負責之對手」。然而未待黃郛大施拳腳，即因北平市公安局長的更迭，引發大規模的政治風潮。不僅東北軍將此舉視作中央削藩的重要信號，於幕後發起挽鮑運動；乃至韓復榘、沈鴻烈與汪精衛出於個人權力私慾及政治目的，亦積極策動風潮擴大化；甚或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為穩固華北軍事局面，也主張向東北軍妥協，黃郛與何應欽就公安局長人選問題矛盾日趨激化。儘管蔣介石強力介入易長風潮的解決，以便黃郛儘早北上，緩衝因方振武部進入懷柔非武裝區引發的日軍壓力，然而弔詭的是，被蔣寄予厚望的黃郛反卻認為蔣之支持不足憑藉，轉而積極求助於日方，意圖利用日軍的進逼，迫使華北地方軍政勢力的讓步。北平公安局長更迭相較於整個華北政局而言，確實是細枝末節的問題，然其背後顯現的卻是以黃郛為代表的行政院駐平政務委員會與東北軍、華北地方實力派及軍事委員會駐平分會在華北中央化過程中，日積月累的矛盾糾葛。否則黃郛亦不會有「區區一公安局而起惹大波折，於此可以證明整理華北之不易」的感慨。通過對易長風潮的剖析，頗能展現1930年代中期日本陰影下華北中央化所面臨的各種困局。
首先，日本已經成為影響華北政局的關鍵因素，一方面日軍兵臨城下是國民政府及地方實力派必須考慮的外在威脅，另一方面日本對國內政治的介入，亦成為影響華北政治天平極為重要的砝碼。不僅黃郛積極爭取日方支持，以便打破華北政治僵局；甚或東北軍為維護其勢力亦曾聯絡日方，「作為對抗策略，又以常與陶尚銘（純張學良系）為主，以日本同意東北系勢力在平津地區的恢復及張學良的歸國為條件，東北系將繼承北平政務委員會的對日方針，脫離與中央的關係，期待改善對日關係，嘗試與關東軍進行秘密交涉」，只是日方在慎重考慮之後，決定「成為黃郛在該方面任務的助力」，此項聯絡方才作罷。
其次，蔣介石在張學良被迫辭職出國後，意欲以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與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的雙層架構填補華北最高權力真空，然而兩會體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彼此互不統屬、互相掣肘，內部矛盾暴露無遺，易長風潮可謂最集中的體現。黃郛甚或向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抱怨：「責難何應欽不誠實之行為較多，並無主見，不斷受到他人意見之影響」。而蔣在處理易長風潮的過程中，為促使黃郛早日北返、維持中央命令的執行，強勢介入風潮解決，非但無助中央威信及黃郛信用之實現，反卻促使華北地方勢力更加焦慮自身的利益維護，身處其間的徐永昌對該問題的認識頗具代表性，「近日中央亟謀接收華北政財，其撤換鮑公安局長一事則尤露短小氣勢，然則中央對於保守華北，不棄於敵，則毫無決心，何也？」問題的關鍵在於國民政府面對日軍漫無止境的蠶食與進逼，並無應對良策，僅是一味的妥協讓步，處於夾縫之中的地方軍政勢力對於華北中央化自然難以認同，甚或採取抵制的措施。10月24日黃郛向蔣彙報華北各省主席「大致對中央尚無惡意，然卻各懷不安之念。簡言之，剿共得手，深恐武力轉而向北，剿共失利，深恐中央搖動，華北亦宜設法自保」，此言可謂正切中華北中央化困局的癥結所在。
此外，黃郛雖是蔣介石羈縻華北、緩衝日軍壓力的重要依靠力量，但在對日親和問題上較蔣更趨積極，並非沈亦云多年後所塑造的背負國人罵名、周旋於日敵之間的忍辱負重形象，實則對中國抗戰缺乏信心、畏懼戰爭，黃曾在其日記中坦言：「夫以今日殺人利器之日益兇殘，誰亦不敢輕易言戰」，即便美日最終開戰，但「大戰即起，日本即敗，究竟起時，我國境象如何，結時我國安危如何」。黃郛作為政學系的核心人物，「相較於CC系和黃埔系，政學系沒有明確的層次架構和組織依託，體系鬆散」，其權力完全依賴於蔣介石的信任與支持。然而黃郛在處理易長風潮的過程中，卻向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聲稱：「本人素為無論武力還是黨背景都沒有之一個文人，只能依靠日本精神上之支持與以蔣介石為首之中央政府之後援而已，而因前述事由現在藉助於蔣之力量還不如意，河北當前事態除依賴日方有好意之支持之外，毫無其他手段」，對蔣介石的權威缺乏信心，意圖引日方為奧援，實現政治利益最大化。蔣介石對黃郛借重日本消弭風潮，頗多不滿，1933年10月1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就曾寫道：「黃膺白則欲挾倭以自重，余應盡忠告之道，以全公私之誼」。黃郛此舉雖可迫使華北各軍政勢力讓步，成功實現公安局長的更迭，看似維護了中央政令的統一、政整會的權威，實則絲毫無助於華北內部各類矛盾之解決，東北軍內部反對黃郛的暗流依舊涌動不已，「除軍方之外，東北系青年及官吏之陰謀亦尤甚」，尤其「以東北大學（九一八事變後遷到北平）新校長王卓然一派為中心，組織外交研究會、東北難民救濟會、鋤奸團，正在策劃驅逐本人之陰謀之中」。黃郛主導的行政院駐平政務委員會，挽救華北危局與維持中央威信的使命終究無從實現，地方勢力與國民政府中央之間仍舊呈現疏離與對峙的狀態。
作者簡介：
賀江楓，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國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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