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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劊子手之歌


文|楊奎松


(歷史學者)

1979年,美國作家諾曼·梅勒根據猶他州殺人犯吉爾摩事件寫了一本紀實文學作品,叫《劊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還因此獲得了1980年的普利策獎。


一個殺人犯,一個盲目以自我為中心、恣意妄為的反社會分子,剛坐了十幾年大牢出來就又連殺兩人,有什麼好謳歌的?而謳歌一個殺人兇手,為什麼還能拿普利策獎?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劊子手之歌》


(美)梅勒 著 鄒惠玲 等 譯


譯林出版社


2008年6月


讓梅勒想要深入這樣一個殺人犯內心的,是當事人雖然偏執到難以控制自己的行為,理智上卻相信善惡因果報應,也想要重新做人。梅勒發現,吉爾摩一方面強烈地反社會,兇殘到能夠捅一個人數十刀,能夠把燒紅的燙髮鉗插入受害者的肛門;另一方面卻又對自己的母親深懷悲憫之心,對自己所愛之人不惜以性命相許。失去愛人後,他萬念俱灰,並且記起母親受摩門教會欺詐之苦,從而泄憤於兩位完全不認識的摩門教徒。他這樣做,也是基於因果報應的信念,一則忍不住要發泄報復;一則也決心以此來了結自己這一生。因此,他對死亡表現得十分淡定,甚至渴望。當時的美國已經10年沒有過死刑處決了,如果他選擇上訴,不死的機會很大,但他拒絕了。他決心接受死刑的懲罰,並認為唯有如此才能讓自己的靈魂得到凈化,以換取來生過上自己希望的生活。

這是一個有關人性的故事。而人性,大概是近現代西方文學藝術作品中談論最多的話題了。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話來說:人類社會最殘酷的現實就是,「魔鬼與上帝在進行鬥爭,而鬥爭的戰場就是人心」。每個人心中都既有魔鬼也有上帝,問題是你是不是會信守上帝提倡的良善法則,並保持對生命的愛心。吉爾摩短暫一生,罪行累累,殘忍至極,在多數人眼裡無異於魔鬼的化身,但梅勒卻成功地發現了他內心裡的掙扎,以及對良善新生的渴望。這多半也是普利策獎評委們對此作品高度肯定的原因吧。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是俄國19世紀文壇上享有世界聲譽的一位小說家,與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是俄國文學的卓越代表


惡的本質就是將人視為非人的客體,因而喪失了人本應具有的同情心,這是不少西方學者的看法。當然,人為何熱衷於暴力、戰爭,甚至殘忍對待自己的同類,學界的解讀五花八門。英國心理學家西蒙·巴倫-科恩認為這主要是精神問題;美國哲學家戴維·史密斯認為這是人類認知結構的缺陷決定的。也有如美國軍事學家馬丁·范克勒韋爾德、中國學者趙鑫珊等,相信這和人的本能,尤其是男人的本能有關。他們認為暴力和殺戮能刺激人體中多巴胺及男性荷爾蒙的分泌,「引發性興奮」,極大釋放受壓抑的精神。


我們很難相信人類的兇殘可以用任何簡單化的理論解釋清楚,至少,從吉爾摩這個故事裡可以知道,一個人暴力、殘忍,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完全沒有理智,不了解自己行為的善惡性質及後果,也不意味著他不具備人本應具有的同情心。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相信人只有好壞善惡之分,好人必善,壞人必惡,這只是聽多了童話故事的幼稚兒童的思維邏輯。但很長一段時間裡,多數國人確實習慣用「二分法」認識社會,習慣用「對同志要像春天一樣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態度來處理人際關係。僅僅是因為改革開放,許多人的思想才有了改變。促成改變的因素很多,至少在我看來,歐美文學影視作品的影響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不少人回憶,似乎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看了美國系列電影《教父》,才注意到:「壞人」一樣有父母、妻兒、兄弟姐妹,也重親情、懂愛情、講友情,他們殺人作惡時也未必沒有內心的糾結和掙扎。不是每個黑道中人生來就惡,也未必每個黑幫老大一生只做惡事,不做善事。


像老教父維克托·柯利昂,童年就十分悲慘凄涼。父母、兄弟早早就被西西里黑幫殺害了,他是靠同鄉保護才免於一死。同樣,在隻身來到紐約謀生的過程中,他也全是靠同鄉的照顧才有了生存下來的機會。他因此懂得感恩,並特別在意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關愛家裡的每一個人。片中有大量關於柯利昂家族內親情關係的描寫,像維克托如何愛他的妻子,如何心疼自己的兒子,等等。一個很讓人觸動的情節是,長子桑尼在與其他黑幫火併過程中被亂槍打死,馬龍·白蘭度扮演的從不向人低頭的老教父,一方面痛不欲生,一方面卻因顧慮到妻兒的安全,不得不咬牙告訴養子湯姆,他決定不為此追查和復仇。與此同時,他找來殯儀館化妝師為桑尼化妝,「不想讓他母親看到他是這個樣子」。交待過這句話準備離開時,他飲泣吞淚,一邊搖頭,一邊自言自語:「看看他們是怎樣對待我的孩子。」這些鏡頭裡不再是一個冷血兇殘的黑社會老大的形象,而是一個痛失兒子的老父親。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電影《教父》劇照


再惡的「壞人」,也有關愛自己親人的人性一面,這並不奇怪。問題在於,我們今天講「人性」「人道」「人權」,是否只是在講對自己人的親情、愛情、同情、關愛和保護?愛自己的父母、妻兒、兄弟姐妹,是許多動物都具有的本性。再嗜血的老虎,也會「回眸時看小於菟」。但如果面對的不是自己人,而是「他們」,且「他們」可能對「我們」構成某種妨礙,或看似構成了威脅的時候,我們是否還應像我們的猿人祖先那樣思考和行事呢?


2014年,30多位科學家的團隊在《自然》雜誌發表了一篇很有名的研究報告,清楚地印證了一個事實,即非洲黑猩猩常會為了奪得更多的食物與配偶,殺害其他對它們有妨礙或可能有妨礙的同類。就這點而言,吉爾摩和老教父身上的人性,恐怕多半只是某種古猿本性的遺傳罷了。


越古代的社會裡,人類的這種動物本性就越明顯。處於部落、城邦,乃至於羅馬帝國和中世紀騎士時代的人類,幾乎都是按照「我們」和「他們」來區分人與非人的。只不過,原始社會條件下,這一區分主要是基於各自的部落;城邦社會條件下,基於各自的城邦;古羅馬時代,基於各自的種族;中世紀基於各自的宗教??古代的人類只是也只會寄同情於共同生活,有著相同血緣、語言、信仰的自己人。一旦人群進一步劃分,形成新的「我們」和「他們」,即使原來同宗同族同語言,也難免會演化出類似十字軍東征或聖巴托羅繆大屠殺那樣的血腥結局來。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十字軍東征是持續近200年的、有名的宗教性軍事行動,由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對地中海東岸的國家,以收復阿拉伯入侵佔領的土地名義發動的戰爭。前後共計有八次。


人類何時開始意識到人人生而平等,進而真正開始贊同並主張普遍人權呢?用歐洲一位人類學家的說法,這一過程迄今不過二三百年而已。問題是,「自有人類以來,99%的時期都在做獵人」。在長達幾萬年的時間裡,「在人們眼中看來,別的人類都不過是最危險的獵物而已。」即使是一部分人初步意識到了人權、自由、信仰平等的重要,進而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人們開始喊出了「人生而平等」的口號,絕大多數人實際上依舊固守著「我們」和「他們」的界限。美國白人依舊在屠殺印第安人,法國革命者也依舊在把大批反革命分子送上斷頭台。哪怕「二戰」結束,戰爭、暴力、殺戮的習俗受到廣泛質疑,半個多世紀以來,局部的戰爭和屠殺也依舊普遍存在,且此起彼伏。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電影《殺人錦標賽》劇照


不難看出,當今人類社會,存在著一種十分矛盾的現象。「二戰」之後,聯合國陸續通過了大量反戰、反殺戮、反暴行、反歧視、反虐待,以及主張和平、保障人權的國際公約、協定及決議,多數國家甚至為了維護人權廢除了死刑;但是,孩子們仍舊熱衷於玩戰爭和殺戮遊戲,世界電影票房排行榜前10位的影片中,多半都是標有「動作」「驚悚」「犯罪」「冒險」或「懸疑」一類標籤的作品。從吳宇森揚名好萊塢的首部影片《終極標靶》,到英國影片《殺人錦標賽》;從布魯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膽龍威》系列,到馬特·達蒙主演的《諜影重星》系列;從北野武主演的日本片《大逃殺》,到詹妮斯·勞倫斯主演的美國片《飢餓遊戲》系列等等,越是殺得死去活來的影片就越有賣點。


很顯然,政治正確是一回事,大眾需求是另一回事;較具現代文明意識的精英階層或許較多地重視人性、人道和人權的普遍性問題,普羅大眾的文化需求卻和古羅馬時期沒有太多本質的差別。不同的只是,古羅馬市民更熱衷於在斗獸場親眼觀看並親身體驗暴力、殺戮、血腥和死亡的刺激,今天的大眾則是通過虛擬的,同時也是更直觀、更刺激、更血腥,且更具時空感和規模性的殺戮畫面,得到感官上的滿足。而所有這些令人緊張驚恐、血脈僨張的遊戲和影片,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政治正確的基礎依舊是建立在「我們」和「他們」的分野之上。無論站在怎樣的立場上,這裡面的邏輯始終如一:「他們」在傷害「我們」,為保護自己和親人,「我們」非挫敗或消滅「他們」不可。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電影《終極標靶》劇照


由此來看上世紀70年代《劊子手之歌》《教父》之類的作品,很容易發現它們的人性挖掘還是太過於聚焦在自己人的圈內了。這種挖掘無論到何種深度,描寫如何動人,讓生活在當下的世人來看,可能都顯得有些局限。2011年開播的美劇《國土安全》,第一季就通過參加了伊拉克戰爭的美軍中士布洛迪的叛變,提出了一個直逼普遍人性的問題:身為美國軍人,親身經歷了美國入侵伊拉克的過程,親眼目睹了82名阿拉伯無辜兒童被美軍炸死的慘狀,但他能夠聽任當地恐怖組織的策反,並不惜以自殺式爆炸的辦法,除掉應該對這起爆炸慘案負責的美國副總統嗎?布洛迪的這一選擇,到底是善,還是惡?他究竟應該被視為英雄,還是應該被視為叛徒?

楊奎松:劊子手之歌



美劇《國土安全》海報


《國土安全》的編劇和導演大膽直面了這一問題,但他們沒有(也無法)給出任何明確答案。在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的糾結:信守普遍人性的原則是政治正確,恪守一切為了國家安全的立場也是政治正確。身為文化人,他們不能輕易放棄普遍人性的原則;而身為肩負國家媒介責任的影視劇編導,他們也不能背離捍衛國土安全的基本立場。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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