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與軍統，歷史中你不知道的那些！
眾所周知，戴笠所領導之「軍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抗戰期間長期從事對日情報工作，收穫甚豐。據統計，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軍統局共收集對日軍事情報達1021863件。根據這些情報，在諸多戰事(如武漢會戰、長沙會戰)開始前，戴笠及軍統局對日軍動向均作出過相當精準的評估。這些情報亦惠及美軍。譬如，美在琉球海空殲滅戰中一舉擊潰日本海軍，即得益於軍統局事先提供了日軍在台、澎、琉球地區的精確戰機數目，使美軍能預先針對性集結優勢力量。
但也正因為對日情報工作如此璀璨，反倒使後世鮮有人注意物資搶購，也是軍統在抗戰期間極重要的工作——如2013年大陸出版的一本號稱「儘可能地引用國內外的可信資料以為依據」的《戴笠傳》，即對此一字不提，實可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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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淪陷區開展「物資搶購」，是抗戰中後期軍統的重要工作】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於「軍事作戰」外，另布置有「經濟作戰」，主要內容之一即「物資搶購」。所謂「物資搶購」，乃針對前線各戰區(主要指淪陷區)而言，涉及種類甚廣，如浙江之茶葉桐油、湘鄂之絲麻豬鬃、河南之皮張蛋品，均在搶購範圍之內。搶購目的，一是緩解抗戰大後方物資緊缺、降低通貨膨脹，二是打破日軍「以戰養戰」之陰謀。
物資搶購，本由財政部下屬之貿易委員會主持，但蔣介石對其工作成效頗為不滿，遂於1941年5月，轉命戴笠負責其事，並囑其受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領導，切實辦理。但孔、戴矛盾頗深，由來已久，孔遂以從事「經濟作戰」之機構已相當完備，無需另設為由，將戴的計劃束之高閣。直至次年10月，蔣再度明確批示：淪陷區的物資搶購，當「以設局辦理為宜，並須從速負責辦理」，孔才勉強同意推動成立「貨運管理局」，由戴笠兼任局長，王撫洲專任副局長，負實際責任。其時，已是1943年4月。
誠然，確如孔祥熙所言，財政部下屬負責對敵經濟作戰的機構相當之多，如貿易委員會負責統制桐油、茶葉、鎢砂等物資，且專辦對外易貨與採購;經濟部設有棉花紗布管理局;五金器材有工礦調查處統制調配。但淪陷區的物資搶購自有其特殊性，非依賴強有力的情報部門不能成功。首當其衝者，即經濟情報的收集與處理;其次，須與各種勢力如偽軍、土匪乃至幫會合作，搶購、搶運始能順暢。尤其重要者，物資搶購與打擊走私乃淪陷區經濟作戰的一體兩面。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一份檔案統計，自1935年8月1日，到1936年4月30日，中國海關因走私而損失的稅收，佔全部稅收的三分之一。全面抗戰時期，政府打擊走私的能力變弱，損失亦相應擴大，且有大量軍、政機構加入到了走私大軍之中——如國防最高委員會總結中條山戰役之慘敗，其報告中即有一條：「原因之一為敵人貶價輸送敵貨毒品，軍隊上下唯利是圖，走私風熾，戰鬥力削弱……尤其以走私販毒為最大之原因。」簡言之，欲使物資搶購發生效用，必須同時打擊走私;而要打擊走私，則非得有不怕地方壓力、不懼武力威脅的特殊實力機構。
這也正是蔣介石在1940年11月命軍統於財政部下設「緝私署」、由戴笠兼任署長的緣故。貨運管理局與緝私署，遂成為軍統經濟作戰的兩大前沿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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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耗嚴重，執掌「貨運管理局」僅兩月，戴笠即遞交辭呈】
軍統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介入物資搶購與打擊走私，自不免與政府內部的既得利益團體發生尖銳衝突。先是，貨運管理局雖然成立，但原擬定的3.5億法幣預算，被財政部核減為8000萬，至實撥時，已僅剩1000萬;更致命者，財政部下屬各既得利益機構，設置重重障礙，以致貨運管理局成立不過兩個月，戴笠已被逼至向蔣介石遞交辭呈的地步。在辭呈中，戴扼要描述了他所面對的種種刁難：
查紗布為軍需、民用所必需，此次生(戴笠)在東南，本可大量搶購;而紗布為棉花紗布管制局所管，搶購之紗布，須按該局定價，交其收購。該局定價遠低於前方，賠虧之款，概不撥補，生之計劃為之停頓。桐油為東南過剩物資，曾擬輸出貿易;而輸出須經貿易委員會核准，並應向外匯管理委員會結匯，手續輾轉，費時兩月，尚未辦竣。現時江浙生絲上市，正可大量搶購;而生絲為復興公司統購物資，事前須向該公司洽商，始能辦理，洽商月余，僅見端倪。此外，五金、機器、化學原料，須向工礦調整處報運，否則不能內運。幾乎每一物資，均有一主管機關;每次搶運，均系另辦一次手續。重複淆雜，牽制疊架，而使一般商民莫知所從。生洞見時弊，於擬具《對淪陷區輸出入實物比例結算辦法》之外，並請求修改戰時管理進出口物品條例，意在調整權責，集中管制，力求手續簡單，便利商民，以期實現三十年五月三日，鈞座手令統一指揮之政策。無如有關機構，視職權為固有，歷時半載，一再審查，尚無結果;公布實施，不知何時?以此而言，經濟作戰，對敵爭取物資，雖有智者莫能為力，以生愚魯，曷能有濟?而反視敵人之對我經濟作戰，不僅有系統，有計劃，而且動作靈敏，運用機動……對此強敵，豈迂緩遲滯，淆雜牽制如我今日之辦法所能致勝?
後經蔣介石批示，孔祥熙始與戴笠共同「研究」，拿出一種解決方案：一、從淪陷區輸入後方的物資，只要有貨運管理局頒發的登記證，即可通行無阻。到達後方時，再通知每項物資的相應主管機構，依法加以管制或收購。二、貨運管理局業務機關所搶購、搶運的物資，一律交各主管機關給價收購，不得自行處理。收購價格為實際購運成本，酌加管理雜費，不加任何利潤或其他費用。至此，軍統在淪陷區的物資搶購工作，才得以正式開展。以蔣之最高權力，及戴之堅韌執行力，欲成立一「貨運管理局」，前後費時竟達兩年有餘，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耗程度之嚴重，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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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罪巨室，戴笠不得不「主動辭去」緝私署署長一職】
貨運管理局之外，緝私署的工作亦阻力頗大。及至1943年6月，戴笠終以工作繁雜無力兼顧為由，辭去緝私署署長一職。其真實原因，乃是在1942年偵辦了「林世良案」，嚴重開罪孔祥熙，孔遂聯合「中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之陳立夫，向戴發難。戴力不能支，只得在蔣的授意下「主動辭職」;緝私署人事雖有蔣「不可隨意調動」的面諭，但終不免漸漸脫離軍統的掌控。
所謂「林世良案」，乃軍統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所偵辦的案件。抗戰時期，為從國外運進戰略物資，國民政府曾設立專門機構「西南運輸處」，後改組為「運輸統制局」，主要負責管理、協調滇緬公路與滇越鐵路的物資運輸工作。運輸統制局下設監察處，負責監督軍用物資的運輸，查禁不法商運，保證運輸安全;1941年7月，由戴笠兼任處長，張炎元任副處長，負實際責任。
1942年3月，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昆明監察所查扣了以「中央信託局」名義，自緬甸仰光內運的35輛卡車貨物。經查實，該貨物系商人章德武所有，為逃避檢查，乃重金賄賂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以政府公車名義內運——1941年蔣介石啟用戴笠為運輸統制局監察處處長，其目的，即整頓運務，加速滇緬線戰略物資的搶運。當時，美援物資正不斷運至仰光港，但整個滇緬公路因管理無方、貪腐橫行，運輸效率極差。據國軍機械化學校教育長徐庭瑤1941年9月所作公開分析，900餘公里的滇緬公路，可容納18000輛卡車，每月至少可運輸60000噸以上物資，而實際運輸量卻不足7000噸。迫不得已，蔣介石不得不在同月下達手令，停止滇緬公路一切商車自由活動，每月運輸商貨數量，須由運輸統制局統籌計劃、管理——章德武勾結林世良，商貨公運，自是違法之舉。然林世良當日所在的中央信託局，乃孔系勢力之重鎮;林本人，且正與孔二小姐熱戀，已到談婚論嫁地步。此案如何辦理，對戴笠是極大的考驗。事實上，即便是在戴笠向下屬傳達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之後，該案仍遷延時日達8月之久，其間種種政治內鬥，自不難想像。直至得到蔣介石的親自過問與批示，林世良才被交至軍法執行總監部，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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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軍統在福建搶購日軍散失汽油六千餘桶】
蔣在1942年前後，頻繁利用戴笠的軍統力量，來領導貨運管理局、緝私署與運輸統制局監察處，究其目的，固在拯救沉痾，卻也反映出：在軍統力量之外，蔣可依賴、可信任的政治力量至為有限。這恰是國民政府另一重致命的沉痾。戴笠畢生，選擇擁護蔣介石為唯一領袖，以實現蔣的政治抱負為唯一志向，也是他在情報工作之外，能獲蔣重用的根源。
具體到軍統在「物資搶購(搶運)」方面的成績——略而言之，其搶購範圍雖廣，但總體上，仍以汽油、五金器材與紗布為最重要的搶購對象。其中，汽油與五金器材的搶購，主要集中在1942年前後;1944年前後，則以紗布的搶購為主。此種側重點的不同，與抗戰時期關鍵物資缺乏程度的變化有關。汽油雖始終極缺，乃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宣傳口號，但到抗戰晚期，已有「酒精汽車」「木炭汽車」作為替代，玉門油礦的產油量也漸趨可觀;五金器材則有美軍以飛機不斷運入。唯後方產棉有限，外運阻絕，以至於自1943年以後，陰丹士林布在後方已成為囤積、儲蓄、保值的對象，幾乎具備了貨幣的功能。
台灣軍情局近年解密的「戴笠檔案」，頗能反映上述史實。如戴笠曾多次密電軍統在緬甸仰光的負責人陳質平，令其設法採購汽油：「現……寧波各口，敵已實行封鎖，本局在上海所購之汽油，不能進口，現存油不能支持一個月之用。兄處尚能設法購買若干否?盼復。」(1940年7月20日)「最近由仰運渝之汽油，今午已有四卡車到達，兄對本局工作之熱忱，殊深感佩。」(1941年5月15日)
就檔案所見，軍統在淪陷區所辦理的最大一宗汽油搶購，在1942年末。該年9月，有日本運輸艦一艘，運載汽油(內有大量飛機用油)一萬餘桶，每桶53加侖，駛至閩浙交界海面，被美軍飛機炸沉，諸多油桶散浮海面漂流四散，沿海百姓撈獲甚多。戴笠聞訊後即向蔣介石彙報。因總量頗大，蔣向福建沿海各駐軍及地方政府下達手令，嚴命此項汽油由軍統統一負責收購，運往重慶軍委會分配使用，餘人不得擅藏擅收。戴笠隨即密電福州緝私處處長江秀清，命其秘密搶購。
搶購工作之要義在於秘密，意圖暴露，輕則損失資金，重則招致敵軍破壞。為此，戴笠曾以「特急」密電，嚴厲責備福州緝私處處長江秀清及軍統閩北站站長嚴靈峰：「今日此間各報載有福州通訊，內稱閩海敵艦兩艘載有飛機汽油等，遇同盟國潛艇炸沉，所有飛機油均浮海面，現已撈獲四百餘桶，並已有八十餘桶運至福州轉入某地雲。吾人對搶購搶運工作如此不能守密，勢必影響今後之工作也。希即密切注意並查究此消息之露布，系由何人所泄漏，電復為要。」(1942年10月1日)
稍後查明，搶購工作暴露並陷於停頓，與顧祝同所主持的第三戰區插手有關。戴笠為此不得不以「特急」密電向蔣介石彙報申訴：「第三戰區派來福州負責收購人員，不遵委座電令，仍多方阻撓，致搶購工作陷於停頓，而已搶購至本處者亦不能內運。現風聲所播，各方均出重價秘密搶購……」(1942年，原始檔案具體日期不詳)
此次搶購的具體成績，據當時參與其事的軍統幹部郭則傑披露，「經議定偽軍從漁民手中所搶奪的全部汽油交軍統收購，收購價格為每大桶四千元(以後逐漸調整增至八千到一萬元不等)……總計由日偽軍鄭德銘等處收購到的汽油約五千餘大桶……直接向民間收購的有四百餘大桶，這批收購價提高到二萬元至二萬五千元不等……一九四四年底，收購汽油工作大致結束。總共收購汽油六千餘大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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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五金搶購艱難，戴笠向蔣介石求助】
抗戰期間軍統對五金器材的搶運、搶購，主要以汽車零件及相關修理工具為主。據1944年12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一項統計資料，大後方「直轄各公路局」，共有卡車、客車4498輛，完好者僅1907輛，待修者2591輛。其對五金零件的需求之殷切，可見一斑。
因軍統在「西南運輸處」深植力量，且在東南亞布局甚廣，仰光遂成為其採購五金器材的主要市場。1941年前後，「戴笠檔案」中有關汽車零件及相關修理工具採購的密電，語調普遍相當迫切，顯然與軍統在西南運輸處及後 來的運輸統制局內，身負蔣介石所交代的加速搶運美援戰略物資的重任，有莫大關係。
如1940年，戴笠密電陳質平：「敵進兵西貢，圖截斷我滇緬線至為明顯，本局無線電製造所停工待料已久，而所有卡車又因缺乏零件進廠待修。故弟極為焦急。」
但海外搶購效果似仍有限，以至戴笠不得不密電蔣介石求助。一者，希望政府出面與緬英當局交涉，改善軍統在緬甸的搶購環境：「查臘戍西南運輸支處所有運輸車輛，多系福特與雪佛蘭兩種。近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英緬當局限制購買該項汽車零件，致使臘處車輛修配困難，妨礙運輸。竊意：此時中英同盟作戰，似可交涉，予我方一切之便利。」再者，希望政府另外選派有聲望的外交人員赴緬，以利於相關交涉。
略而言之，軍統的「五金搶購」，多用於維繫滇緬公路運輸及淪陷區物資搶運。殆至1943年，大後方汽油、五金輸入狀況有所好轉，戴笠檔案」中此類焦迫言辭漸少。「布疋」轉而成為軍統物資搶購、搶運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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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軍統聯合杜月笙，打通沿路偽軍，自上海搶購1200噸紗布運至後方】
1943年5月22日，戴笠密電毛人鳳及王撫洲，明確指示軍統此一時期的物資搶購、搶運工作，應以紗布為第一中心。
軍統最大一宗紗布搶購、搶運，系在1944年初，將總計6000件約1200噸紗布，自上海秘密內運至後方，其大略運作情形如下：
貨運管理局成立後，它在淪陷區搶購物資的三大基地，乃是上海、香港、漢口。在上海，軍統的主要合作對象是青幫的杜月笙與汪偽的周佛海。上海淪陷後，杜月笙命門生徐采承留滬，並設立一家「民華公司」，由該公司出面，掩護軍統的紗布搶購工作。徐采承長袖善舞，與駐上海之日軍「登部隊」陸軍部長川本少將交情甚好，加之當時的汪偽財政部長兼上海市長周佛海已秘密加入軍統，搶購工作進展相當順利。
這1200噸紗布出上海後，均分為二，由水、陸兩路搶運。水路運往浙江淳安，就近交東南戰區各軍需機關使用;陸路先運抵安徽界首，再轉往洛陽。因軍統對沿路偽軍策動已相當成熟，兩線皆順利抵達——陸路最危險地帶，並得偽軍郝鵬舉部儘力護送。
「戴笠檔案」中涉及此次搶購搶運之函電頗多。如1944年2月23日，戴密電界首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周兆祺(軍統骨幹)，切切囑咐：「臨汝訓練班前天自渝駛來貨運局卡車十輛，弟已手令丁善慶立即開往界首裝運裕中庄之布疋矣，不足之數，並已令善慶向長官部交涉，加撥車輛矣。總之界首萬不可存貨，有貨到界首，無論多少，應即啟盡種種可能，搶運來洛，萬不可疏忽與遲延，至要至盼。」所謂「裕中庄之布疋」，即搶購自上海的1200噸紗布的一部分。
1944年3月3日，戴於病中向蔣介石報告：「滬來第一批紗布已自界首向洛陽運輸，余者亦正由商丘內運。生在此(臨汝風穴寺)亦便於指揮搶運。日內當擬往界首一行。生病現已能起來，不敢因已蒙鈞座賜准病假，延誤緊要關頭之工作。」
當然，此行也有波折。1944年4月26日，戴笠曾有一函電透露，第一批紗布以「通濟公司」(戴笠與杜月笙聯合設立，專為搶購搶運棉紗，公司僱員不拿薪水，光盡義務。因工作乃通達接濟性質，故名「通濟」——筆者注)名義，經商丘運往洛陽時，曾遭遇當地偽軍刁難。函電稱：「此系通濟公司第一批紗布壹千件，自滬運抵商丘，內運時經過偽軍張嵐峰防地，張當時要征過境稅三千五百萬圓。後由兆槐(王兆槐，軍統骨幹)赴商，面告張此物系中央所有，故張下令放行，亦不收稅。後來各批，亦同樣辦理。」可見非軍統、青幫、偽軍三方聯手，此事難成。
7
【廉潔否?貪腐否?】
一方面，整個抗戰期間，軍統共搶購了多少物資，因缺乏檔案材料，已無法統計。然其數量甚巨，則屬顯然。據國民政府財政部1943年底公布的一份報告，自4月份貨運管理局成立，「至八月底止，業經搶運之物資，計五金、機械、儀器、交通器材、生絲、橡膠及花、紗、布等，約值五千餘萬元。八月以後，更與花紗布管制局及四聯總處購料委員會合作，大量搶購花、紗、布。九、十月份可搶購近2億元以上。」其時，貨運管理局尚飽受財政部排擠，六月份並有戴笠被迫辭職之風波，已有如此成績，其執行效率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物資搶購、搶運，系與金錢及緊俏物資打交道，自不免招來物議。如四川軍閥、幫會分子范紹增即謂：「通濟公司依仗戴(笠)的特權，做盡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當時交通檢查，戰時貨物運輸等大權，都操在戴笠手上。如當時不準出口的軍火工業原料，這個公司卻大量運到淪陷區去賣給日本人，讓敵人製成軍火來屠殺中國人，又能從淪陷區換回在後方能賺大錢的棉紗布匹等日用必需品。這種喪心病狂的做法，還經常受到蔣介石的嘉獎。」
范紹增與杜月笙及青幫交往頗深，但顯然並不了解通濟公司的運作內幕。范所謂「不準出口的軍火工業原料」，當指桐油、柏油等物。1943年，軍統通過秘密渠道獲悉日方願通過它控制下的商人，以紗布等物資換取桐油、柏油。此事經軍統局內部仔細研究，並報蔣介石，蔣斟酌後認為利大於弊，遂同意實施。搶購棉紗布匹至大後方，則是當時維繫前線戰事及後方基本民生的要務。至於所謂「賺大錢」，運至後方的物資，軍統自身並無權處置。
范的這種言論，代表了當時一般人對軍統介入物資搶購、搶運的認知，固不免有諸多誤解。但軍統中人自己也承認，在「經濟作戰」中，確實存在貪腐行為。如據郭則傑披露，1942年搶購閩海日軍散失汽油時，負責具體收購事務的軍統骨幹「江秀清和張馳二人就(向軍統局)虛報了八十萬元」，「軍統局在向軍事委員會報價時，又多浮報一倍以上。其報價手續，是由福建貨運管理處上報的，而貨運管理處則是根據收購人報價轉報貨運管理局的。當時郭則傑是主要經手人，所以知道這件事的底細」，「向軍事委員會多報的價款，約在五千萬元以上」……
郭作為經手人，其言辭具備相當高的可信度。虛報款項如此之巨，必是奉了戴笠的旨意。至於郭稱該款項被「用來充作軍統特務的活動經費」，則事關軍統內部複雜的經濟運作，是另一個更幽微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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