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作海65萬元全賠光：該完善「出獄人」保護制度

知識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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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而後又因「被害人」的歸來而被改判無罪，6年前，趙作海終於盼來了遲到的正義。無辜被關11年的牢獄生涯，給趙作海換來了65萬元的國家賠償。但是，出獄之後的生活卻未曾風平浪靜，如今的他65萬國家賠償已全部花光，以一份抄水表的工作謀生。一些人相信老趙是「自找的」，卻忽視了老趙與社會的脫節，「社會比監獄要複雜」這是老趙的感嘆，也是更多出獄者的心聲，出獄人保護問題理應被重視起來。

趙作海65萬元全賠光：該完善「出獄人」保護制度

「出獄者」走出高牆，卻難重返社會

做生意失敗、傳銷騙局、投資陷阱等等，老趙出獄後的經歷折射出他與社會的脫節——坐了11年冤獄，至今連手機和電腦都不會用，外界信息的閉塞，讓老趙更容易被騙。開旅社失敗，老趙自己總結原因是「坐牢那麼多年，自己已經跟社會脫節了，已經看不懂這個社會」，而他在一次採訪中還表示「社會比監獄要複雜」。

趙作海

趙作海65萬元全賠光：該完善「出獄人」保護制度

和老趙一樣，其他平冤出獄者，也或多或少難回歸生活。佘祥林在出獄一年後稱「適應社會，適應城市，真的比適應監獄還要難得多。」福建綁架殺人冤案的主角陳夏影和黃興，在出獄時則覺得「被整個社會遺棄了」。

要知道，這些出獄的冤案受害者，並沒有被貼上「犯罪」的標籤，連他們都傾訴重返社會太過艱難。除此之外，我國每年還有40萬左右的刑滿釋放人員回歸社會，而這個群體大多數背負各式各樣的罪名，即便走出高牆，「犯罪」的標籤也依舊形影不離，可想而知，他們重返社會有多艱難。

不論是無罪釋放者還是刑滿釋放者，作為「出獄人」，他們要回到社會，要學著適應真實社會的環境、熟悉人際交往、甚至要找一份工作謀生，而最重要的則是心理適應——出獄人與入獄前的狀況落差巨大，且一方面習慣了監管被控制的生活，一方面要面對外界日新月異地變化。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里，在監獄待了大半輩子的布魯克斯，在獲得假釋重獲自由後，反而因無法適應監獄外的世界，而選擇自殺。

需要為出獄者提供社會保護，不止出於人道主義，還為了降低再犯罪率

即將出獄者，處於心理無助的狀態，如果沒有外界的支持，一個人很難適應。國外有學者研究指出，出獄者出獄的初期，內心既有重獲自由的興奮之感，又對充滿挑戰的未來惴惴不安，如果外界給予出獄者及時到位的幫扶，那麼他們能夠進入比較穩定的生活狀態，反之，沒有得到及時幫助的人，則可能步履維艱。英國有心理學家的研究還發現，出獄的首年是刑滿釋放者自殺高發期，回歸社會受挫，缺少過渡期幫助服務，都會使自殺的風險提升。在國內，這樣的例子也不少，「六旬男子出獄後自殺留下遺書稱對生活失去信心」（城市晚報 2009年11月）；「平頂山監獄一服刑人員自殺稱出獄無法面對妻子」（大河網 2010年6月）；「淮南一名年近六旬老人出獄後不被家人接納欲自殺」（安徽網 2013年11月）……

很多出獄者往往是邊緣人群，出獄後，或由於年齡增加，或者由於缺乏勞動技能，或者由於受到就業歧視，使其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從人道主義價值出發，社會應當重視對出獄人生活和就業的救濟和幫助。

此外，給出獄人提供社會保護，還能夠預防犯罪。除了那些無可救藥的「慣犯」，還有不少人是因為出獄後難以適應，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只能「重操」舊業，二次犯罪。有些人甚至單純是為了再次回到監獄而故意犯罪。

雖然救助不是空白，但目前我國的出獄者保護制度還很不完善

目前，我國在出獄者保護上並非毫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對罪犯的釋放和安置作了原則性的規定。

趙作海65萬元全賠光：該完善「出獄人」保護制度

此外，我國還有專門針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具體內容是以政府為主導，調動各方力量，為刑滿釋放人員提供幫助，解決落戶、就業、就學等問題。比如說，我們各級政府一直把安置刑滿釋放人員就業作為政績來宣傳，經常搞各種專項就業招聘會。

但是效果並不佳，比如論文《論我國安置幫教工作現狀及其改革》對我國某市的安置幫教工作情況進行了調查，以技能培訓為例，對在獄者的調查發現，不少人反映「監獄、勞教所開展的技能培訓項目單一、實用性不強」，而在出獄後「只有11.6%的刑釋解教人員參加了安置幫教工作機構舉辦的職業技能培訓，未參加人員所反映的原因多為『不知道有培訓』、『沒有機會』、『對就業沒太大幫助』。」另一篇研究女性罪犯出監教育的論文，對某女子監獄的120名出獄者進行了調查，發現，「回到社會後獲得安置幫教部門幫助的人為30人(佔25%)，有90人(佔75%)沒有獲得任何幫助。在就業、創業和落實社會保障等政策方面，只有20人認為獲得了社會支持」。此外，在出獄者保護的重要環節——消除社會的偏見和歧視上，也並沒有太多的作為。

像趙作海這樣的冤案受害者，如果列入重點幫扶對象，在給予金錢賠償的時候，免費為其進行技能、法治培訓，或許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安置幫教工作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我國並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對出獄後人員的社會政策與法律法規保障不足。

而不少國家和地區，出獄人保護制度已有專門立法，我國台灣地區的經驗值得借鑒

世界範圍來看，很多國家和地區早已重視對出獄人的保護，比如英國於1862年便頒行《出獄人保護法》，明確了對出獄人保護組織的督導和費用補助，此舉被多國採納吸收影響深遠，德國、美國、日本也有專門的立法。

我國的台灣地區，也有專門針對出獄人保護的法律，叫做《更生保護法》，更生保護缺少權力色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福利措施。法律研究者李志鵬指出，大陸地區的「安置幫教」則帶有較為濃重的行政強制色彩，其工作帶有顯著的後續教育和「重點控制」的特徵，存在給出獄人貼上「犯罪人」標籤的弊端。

同時，台灣地區進行更生保護工作的為民間組織，叫做「更生保護會」，政府基本上只從宏觀上設定規則對其進行指揮和監督，具體幫扶任務由更生保護會完成。而大陸地區的幫教機構並不是獨立的專門機構，仍隸屬於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各級司法行政部門中設立的「安幫辦」，只是對刑釋人員的基本情況有所掌握，出獄者的基本就業和經濟問題則分屬其他行政部門管理，屬於「兼職」管理，容易流於形式。

更生保護會所需經費，除了政府補貼外，還可向外籌募。而舉辦公益籌募活動，則讓公眾參與到更生保護當中，能夠逐漸消除公眾對出獄者的既定印象。比如，下圖是一個更生人義賣活動預期達到的效果，其中有「預期社會大眾能更接納並關懷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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