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龍：政治正確的大故事

政治正確的大故事

文|押沙龍

（電子工程師）

明代有過一個很出名的大議禮事件。正德皇帝死後無子，只好讓他堂弟朱厚熜繼位，也就是後來的嘉靖皇帝。按照禮法，嘉靖屬於小宗入繼大宗，就該尊奉正統，以明孝宗為皇考，稱生父為皇叔。但是嘉靖不肯照辦，非要尊生父為皇考，說這叫「繼統不繼嗣」。大臣們堅決不讓步，要求必須繼統又繼嗣。整個朝廷為此鬥爭了好幾年，對峙最激烈時，一次就有十六位官員被廷仗而死，一度鬧到政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明憲宗朱見深之孫，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號嘉靖，後世稱嘉靖帝。嘉靖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獨特的皇帝，也是明朝皇帝中最任性和倔強的一位。

這對我們來說，其實挺莫名其妙的。這事情有這麼重要麼？皇帝稱自己生父為皇考還是皇叔，能是個多大的事兒？為這事讓人打死了，多冤啊。可當時的文化人絕不這麼看，他們覺得這比鬧蝗災、發洪水、韃靼入寇還嚴重。你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什麼，決定了你是好是壞，是忠是奸。我們只看到他們的慷慨激昂，但他們的興奮點，我們幾乎完全get不到。

古人的「正統之辯」也是如此。無數文化人都熱心爭論過這個話題。哪個王朝是正統，哪個王朝是閏統，哪個又是偽統，幾乎人人都有高見。辯論不過癮，還寫書。不少文人覺得前人的史書寫得不好，自己要推翻重寫。他們覺得不好，往往不是因為覺得這些書事實不準確，或者文字不優美，而是覺得它們對正統閏統把握得不好，「體例乖謬」，該寫本紀的寫了載記，該寫載記的寫了本紀，政治不正確。朱熹就寫過一部流傳極廣的《通鑒綱目》，而他的寫作動機就是對司馬光不滿，不把蜀漢當正統，反把曹魏當了正統，「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看我給你寫個政治正確版。

《通鑒綱目》書頁

在現代人看來，這差不多是個偽問題。梁啟超就覺得「正統之辯」無聊透頂，「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他把那些熱衷於正統、閏統之辯的古代知識分子，一棍子都打成了「陋儒」。現代讀者多半會覺得梁啟超說得有道理。自古帝王只有成王敗寇，哪有正統偽統？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古人想一想，就會覺得情形並非如此簡單。我們身處已了之局，回頭看帝王時代的正統閏統，自然會有一種荒謬感。但對於局中之人，如果否認了這種區別，又叫他們如何看待周圍的世界？

黃宗羲在《原君》里，痛斥三代以下的君王，「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所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說得非常痛快淋漓。有時我不免有點奇怪，黃宗羲說的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也符合人類的道德直覺，為什麼上千年來就少有人這麼說？當然，也許是怕皇帝殺頭。但仔細想來，也不盡然。人們需要給自己的世界尋找一種意義，讓它區別於完全的荒蠻。如果我真的覺得帝王無非巨盜，正統閏統無非謊言，天下無非唯權是視的叢林，而我又根本沒能力想像出一個不同的世界，那麼世界的意義何在，文明的意義又何在呢？世界需要一種秩序，如果現實世界沒有這個秩序，我們也要在想像中把它構建出來。這種構建不是一種幻覺，它也確實減少了世界的暴力和無序。

黃宗羲（1610-1695）

明末清初經學家、思想家。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

《人類簡史》里有一個說法，國家也好，宗教也好，乃至信貸貨幣、股份公司，本質上都是一種虛構的故事。這種故事被大家接受，也就變成了現實。如果這個說法正確，那正統閏統、繼統繼嗣也就是一種大故事。古人對那些問題如此執著，就是因為他們要堅持這個故事的有效性。如果嘉靖不稱父親為皇叔，如果蜀漢和曹魏都可以是正統，這個故事就出現了一個大漏洞。這些漏洞如果嚴重到一定程度，足以導致文明觀念的崩塌，所以那些讀書人才會為維護「政治正確」的故事，不惜以死抗爭。而我們之所以不在乎這些問題，無非是因為現代文明提供了另外版本的故事而已。

《人類簡史》

(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 著 林俊宏 譯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1

說完古人的「政治正確」，我想對現在西方的「政治正確」也說兩句。「政治正確」這個東西有時確實荒唐，你一句少數族裔的壞話都不說，大街上還是有少數族裔在搶劫偷盜。你把illegal immigrants改稱為undocumented immigrants，他們也還是非法移民。你什麼宗教都不冒犯唯獨開基督教的玩笑，那也無非說明你搞雙重標準。但是，這些「政治正確」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恐懼，那是文明對野蠻的恐懼。他們恐懼女性被深深壓制的時代，恐懼黑人只能坐在車廂後部的時代，恐懼專家們用顱象學證明白人天然優越的時代。文明本身是一個大故事，如果這個故事崩塌了卻沒有另一個更好的故事來取代它，文明就會隨之崩塌。

西方自由左派之所以對「政治正確」如此執著，往往就是因為擔心這個故事還不夠強大，不夠深入人心，還必須被精心呵護。這種執著太過執拗，就會變得僵化或者流於荒唐，最後更會激發人心的反彈。但是它背後有其文明的邏輯。我們可以諷刺它，嘲笑它，修正它，但我們不能說它毫無意義。而那些沒有沾染上一點「政治正確」的國人，我覺得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他們的心靈強大到不懼任何野蠻，一種是他們的心靈卑陋到不知何為文明。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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