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澤東為什麼對江青的態度發生巨大改變」？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是收錄建國後毛澤東的講話、談話、手稿等最多的文獻集，共13冊。其中，有關江青的批示、書信、電報或詩詞很多。透過這些文稿，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建國後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的演變過程。
從建國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有批評，也有支持，但無意讓她在中國政治舞台中扮演某種角色
1949年10月1日，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並不滿足於僅僅照顧毛澤東的生活，她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涉足政治。1950年1月1日，江青致電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要求到新區「看一看」。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並轉江青：「一月一日來電悉。同意你到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同志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後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從這則電文中可以看出，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對江青的要求是極其嚴格的。
四年之後對「游泳池問題」的處理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1954年，江青擅自提議給毛澤東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澤東的批評。無奈之下，江青於4月20日寫信給毛澤東，對自己的行為作了檢討。25日，毛澤東將此信轉給劉少奇、陳云：「江青此信請閱。為補救計，建造費五億（舊幣）由我的稿費中支出，游泳池封閉不用。」
當然，這一時期江青的某些行為也曾獲得毛澤東的讚許和支持。1951年夏，江青參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報》社組織的武訓歷史調查團，並參與起草了《武訓歷史調查記》。該文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親筆作了15處重要修改，並在《人民日報》發表。可以肯定，毛澤東對江青在建國後第一場聲勢浩大的大批判運動中的作為是滿意的。但是江青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幾個月後，毛澤東在一份關於擬委任江青為中宣部電影處處長的報告上批示：「江青是否適宜做處長也值得再考慮一下。」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批評減少，政治上的關心指導增多
1958年到1963年，是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從《文稿》中我們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內容陡然增多，這一時期涉及江青的文稿多達21篇。在所有21篇文稿中，有19篇是轉給江青材料的批示。這些材料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既包括國內，也包括國際，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一本刊有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的《紅旗》雜誌封面上批示：「陸定一的文章極好，必須看，至少看兩遍。」1963年9月26日，毛澤東將25日的《參考消息》批給江青，告訴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無用處。並且要反覆看幾遍」。
從中可以看出，同建國初期相比，這一時期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已經有了很大轉變。批評少了，關心指導多了。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兩條：一是江青職務的變更。1956年，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為毛澤東的秘書。除負責照顧毛澤東的生活外，還負責收集和研究國際資料。二是黨內高層在一些重大問題，特別是對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績與問題的估計上出現分歧，客觀上也給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機。
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政治上信任並倚重
從1964年至1969年九大召開，是毛澤東對江青信任、支持的5年。此時江青由幕後走到前台，在中國政壇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壇上的崛起是從文藝領域開始的。在20世紀50年代，江青就擔任「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和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但基本上是只掛銜不干事。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隊文化藝術工作發表了一個談話。6月4日，毛澤東在刊載這一談話的《工作通訊》上批示：「江青閱。並於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談一下，說我完全贊成他的意見，他的意見是很好的，並且很及時。」讓江青去轉達自己對林彪談話的支持，這在客觀上成了毛澤東鼓勵江青由幕後走向前台的重要契機。
僅僅過了十幾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戲現代戲觀摩演出座談會」上發表了《談京戲革命》的講話。26日，毛澤東在江青講話記錄整理稿上批了5個字：「已閱，講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態度。從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連續四次將反映國內國際情況的材料轉批給江青閱讀。
在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過程中，江青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正是她拉開了「文革」的序幕。1965年初，江青跑到上海，與張春橋密謀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經過七八個月的精心準備，由姚文元執筆寫成《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於同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從而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對姚文元的文章以及江青出面組織這篇文章，毛澤東是支持的。1970年12月18日，他在會見斯諾時說：「關於《海瑞罷官》的那篇文章擊中了我們的敵人的要害。」1966年4月，江青又參與起草了「五·一六通知」。5月28日江青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文革」爆發後，江青進一步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倚重。這一點，從他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可見一斑。這封信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從篇幅看，它很長。《文稿》所收錄的毛澤東致親友或部下的信件一般都很短，往往是寥寥數語，至多二三百字。惟獨致江青的這封信例外，洋洋洒洒，寫了近兩千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毛澤東對江青的信任。第二，從內容看，它涉及到林彪。當時，林彪正處在直線上升的時期，被視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
而在此信中，毛澤東卻透露出了對林彪的不滿，這本身就說明了毛澤東對江青的特殊信任。
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對江青之所以持這種態度，有其深刻的背景與原因。從思想認識上看，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毛澤東的思想觀念日漸趨「左」，這使他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產生了一系列分歧，而江青等人出於個人目的則投其所好，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認識表現出了與毛澤東的一致性。從策略上看，既然毛澤東認定黨內已經出了修正主義，並形成了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就必然要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而鬥爭，就需要力量。於是，江青一夥便成為這樣的力量。
20世紀70年代中期，態度變為疏遠和抑制
毛澤東對江青的疏遠，首先表現在他批給江青的材料或幫她修改的文稿、講話越來越少。毛澤東疏遠江青的另一表現是越來越不願意同江青見面，僅1974年毛澤東就兩次拒絕與江青相見。1974年2月9日，毛澤東在江青的信上批示：「近日體溫升高兩度，是一場大病！一切人不見，現在恢復中，你有事應找政治局。」同時，批示有關部門限制江青的活動，並通過各種方式批評江青。
毛澤東為什麼一改「文革」初期的態度，對江青採取疏遠和抑制的態度呢？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毛澤東逐漸覺察出江青有政治野心。第二，毛澤東覺察到江青在「文革」中拉幫結夥，搞宗派，擔心其將來「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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