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主權關係並非絕對

文史 06-01

作者：王賡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士。

要點1：在1971年作為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被允許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內部核心層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不論是不是叫作大家庭，它都可以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圍繞的聯合國體系共處。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同意了歐美人所理解的國際法的全部預設。他們對聯合國圈子中某些主張的普適性還是有所保留，因為他們認為某些主張會導致對一國內部事務的過度干涉。

要點2：1949-1976 年的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獨特的時期，歷史學家們對此都還沒有作出任何有深度的研究，但它給中國的鄰邦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它為試圖推翻後殖民時期民族主義領袖的兄弟共產黨提供支持，這一做法幾乎沒有為中國贏得任何朋友。……回顧起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對日後發展的主要「貢獻」可能就在於中國已經觸及外交的底線，既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可求助了。除了往上，無路可走。

要點3：1979 年之後，鄧小平轉向了實用主義的政策，中國開始贏得朋友，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好公民。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所取得的增長非常令人矚目。

要點4：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是中國可以稱為朋友的。即便來自國際大家庭其他成員的幫助，也顯然都是自利的，也不能保證會持續多長時間。考慮到中國的這種處境，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某些中國領導人會轉向對流行的民族主義的有意動員。

要點5：當有人提出支持台灣獨立的解釋時，中國會感到憤憤不平。但是，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更麻煩的是把重點轉向另外一種對內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它不是建立在戰場勝利的基礎上，而是立足於正常的合法化，即依靠人們通過一種自由而透明的投票機制來表達他們的意志。1996 年之後，台灣地區的政府已經通過民主的方式使自己合法化，這一事實凸顯了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這一特徵。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黨的直接挑戰。

要點6：目前，世界組織對主權國家的承認可能已經是中國人所能希望的最好狀態。由於中國人的政治文化中所暗含的一些觀念以及他們對歷史的長遠眼光，他們會繼續相信，最終只有財富和權力能夠保護他們的國家主權。

【編者按】「當一個國家強大起來時，國際體系是無法遏制帝國衝動的。於是，中國越強大，鄰邦就越害怕。如果這種強大伴隨著民族主義，那中國將發現它很難再向鄰邦表明它的好心好意。」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教授在其《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書中解讀了中國當下所面臨的民族主義重啟的危險。王賡武認為既然中國已再次被視為強國，它就不能再表現出與擴張主義和帝國有牽連的民族主義，因為國際體系知道民族帝國可能就潛伏在民族驕傲的修辭背後。中國的領導者堅持認為他們遠離民族主義，也沒有向任何方向擴張的意願，而其可信度則取決於他們是否有能力說服所有有顧慮的國家。以下為相關內容摘錄：

歐洲民族帝國破壞了中國一直以來的朝貢體系

中國歷代的統治者所面對的始終是合法性的問題，而不是主權的問題。每個朝代的合法性都憑藉戰場上得到天佑的勝利來確立，由此，皇帝的統治權也通過其保護邊疆和人民免受近敵侵犯的能力而得以確認。為達此目的，歷朝歷代依靠各級官吏徵集稅收、招兵買馬和訓練軍隊。歷經許多個世紀的時間，中國建立起一個朝貢關係體系，用以發展常規貿易和處理各地區間關係。這一系統的順暢運作，為在中華大地上的帝國主權提供了和平的證據。到明清時候，這個大帝國已經心滿意足，以為再也不需要別的主權檢驗了。

然而，歐洲的民族帝國破壞了中國一直以來的朝貢和貿易結構，並將歐洲人的國際法帶到了清朝的朝廷上，於是中國的海外關係在現代經歷了一次斷裂。對於由強權引入的規則，中國人始終是不情願接受的，直到晚近，北京政府才得以在1945年最終成立的聯合國體系中從容地行動。在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中，中國別無選擇，它只能依照所有其他國家都遵循的規則行事。1971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納入聯合國之後，它很快意識到最明智的做法是要精通國際慣例並為自己所用。儘管如此，中國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確認它願意接受這個國際體系的一些主要方面，這一事實表明了中國對這個體系的深刻疑慮，因為體系成立之時它還不具有發言權。

多少個世紀以來，中國皇帝在面對外國統治者時都力圖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態，伴隨著一系列儀式、等級和關於權威的既定標準。然而，除了儒家歷史學家賦予中國王朝統治的連續感之外，從來不存在什麼對外關係上的不變模式。看起來從未改變過的只是封建的屈尊俯就的言辭，以及歷朝歷代為處理權力現實而採取的行政規則。其實，在解釋朝貢關係的時候，中國的統治者們和官僚們都不得不極富靈活性，隨時應政治、經濟、安全或文化的需要而變。他們也不得不使用忠孝友悌之類的話語，而這些辭彙大多可以視情況不同而相互替換。

中國人對非主權問題的立場在「道德」和「務實」間搖擺

不過，自19 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所採取的現實立場（practical position）受到民族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的引導。但除了塑造現代國際行為的法律語言之外，中國人認識到這些基本原則大都需要詳加審查，針對每一種情境，都需要作出特定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上的考量。在國與國之間關係中，總是存在對諸如平等、主權、利益、驕傲、尊嚴、榮譽、道德、歷史、記憶和領導之類概念提出挑戰和進行討論的空間。在這樣的語境中，20 世紀相繼上台的中國政府接受或拒絕了列強在不同時期所強調的國際法的某些部分。但是，面對帝國主義在中國周邊的競爭，對國家主權的現代思考出現了，並且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一直處於中心地位。

在其他問題上，中國人搖擺於道德和務實兩種立場之間，這反映出了他們為掙脫一個世紀的軟弱而進行的奮力拚搏。對於現代中國而言，雖然大量的法律框架已經取代古老的封建方式，但它所面對的現實從來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在直接影響較大民族間的實際權力關係的領域中周旋。對中國人來說，斡旋在這些領域中是可行的，甚至令人放心，因為他們始終使用他們覺得更舒服的修辭——關於家庭和友誼的話語，從而總能繞過國際法的僵硬語言。

大多數中國人難以正視中國相對於列強及其亞洲鄰邦的處境

在1912 年2 月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後的第二個月，他告訴一個美國記者說，他的人民無法理解為什麼列強不承認他在南京成立的政府。孫中山堅持指出已經沒有什麼北京政府，他宣告南京政府領導著三億五千萬人民，其法令直達中國與緬甸的邊境線上。他幾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個人申請，希望獲得承認。他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天津北洋西學學堂狀元，也動用自己的個人關係與他原來的老師，北洋西學學堂校長、美國「特別代表」丁家立博士（Dr Charles Daniel Tenney）進行磋商。然而，日本方面沒有答覆孫中山，王寵惠與美國方面也沒能達成任何協議。各國的大使館都在北京坐等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最終，袁世凱篡奪了大總統位子一年多以後，日本和美國承認了中華民國。孫中山抱怨道：「世界是友好的，歐洲人民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是我們需要的是承認；你們應該承認我們的政府。」較早時，他曾要求與法國政府建立友好關係，成為姐妹共和國。但是國際法是高於家庭和友誼的。沒有一個列強願意採取行動，因為他們知道孫中山不可能通過勸說或武力統一這個國家。為了避免一場他沒有把握能贏的內戰，他不得不讓袁世凱篡奪了他的總統權位。

在1912 年1 月初的就職演說中，孫中山使用了充滿希望的傳統說法。他談到要將漢、滿、蒙、回和藏五個民族合并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他描述五個民族是「一家人」並敦促他們團結合作，那樣五大洲的其他國家就會更加友好，並會視中國為唇齒相依的「兄弟之邦」。在別處，孫中山使用了更尊重法律的術語：孫中山的政黨——同盟會1912 年3 月正式頒布的組織綱領，談到將中國的所有人民吸收到一個民族當中，並尋求與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間的平等。

當時，孫中山是中國最現代的政治領袖，但是在他的演講中，他也不得不糾結於一些詞語的使用，力圖把新的東西和人們熟悉的東西結合起來。人們可以想像，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要正視中國相對於列強及其亞洲鄰邦的處境，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這個問題至少從17 世紀開始就出現了，在當時的官員所編撰的明朝（1368—1644）歷史中，已經包括了其他亞洲國家以及在16、17 世紀奪取東南亞領土的三個歐洲國家，即伊比利亞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佛朗基）及尼德蘭（荷蘭）。而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說是被納入了朝廷的朝貢體系——明朝設計出來的處理外交關係的平台。

王賡武：主權關係並非絕對

馬嘎爾尼使團成員在熱河朝見覲乾隆帝（圖片源於網路）

無論如何，張廷玉的《明史》的最終版本一直到1739 年才得以問世，差不多是在明朝覆亡一個世紀之後。當時，耶穌會在清廷中發揮著作用，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成為亞洲的主角，而滿人和漢人官吏意識到中國和亞洲的世界地理意義遠非他們當初想像的那麼簡單。乾隆皇帝1793 年對馬嘎爾尼勛爵（Lord Macartney）說的那一番臭名昭著的話，說中國不需要任何西方的東西，已經被人們無數次引用來證明這個王朝對亞洲所發生的變化置若罔聞。其實，清朝官員知道歐洲列強的所作所為對傳統朝貢系統的影響，但是他們錯誤地判斷了這些變化最終會對中國帶來的威脅。在18 世紀，處理對外關係的朝廷要員已經觀察到海上帝國和港口與中國東南沿海的權力關係變化，但是清朝仍然維持其朝貢體系並繼續使用他們自己的那一套修辭學。到18、19 世紀之交，他們已經看到了謝清高、王大海及其他旅行者的記錄。而從聚集廣州的外國人那裡搜集到的信息，也使林則徐、魏源、徐繼畬和其他一些人能夠開始準備關於中國鄰邦的新學，最著名的是《四洲志》、《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這些著作包含了關於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信息，然而他們仍然是帶著差不多原封不動的中國世界觀來寫作這些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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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嘎爾尼勛爵寫給乾隆皇帝的漢文謝恩信（圖片源於網路）

財富與權力最終決定了法律的有效性

19世紀晚期，讓中國朝廷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的天子與亞洲鄰國之間那一套曾經經久不衰的封建－個人關係（feudal-personal）行至末路。清朝官吏們認為這是一套久經考驗的體系，為中國贏得了尊敬，也確保了中國的安全。現在，既然全球政治中新的力量崛起而他們的體系已經失效，中國的領導者便意識到他們必須遵從西方列強所施加的那一套國際法。但是，他們仍然對這一框架疑慮重重，特別是當他們看到，這套國際法不僅不能挽救中國免於被侵略和被肢解的厄運，甚至還會被利用來阻撓中國重新統一國家的努力。他們也認識到，無論如何，如果強權國家選擇不遵守，那麼這套國際法在很大程度上就無法強制執行。這確證了他們一直以來的疑慮，即最終是財富與權力決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因此，在能夠運用這套國際法之前，中國必須重新獲得權力。同時，為了作為一個單一國家而存在，它需要採取非正式的訴諸各國間友誼和家庭聯繫的做法。雖然這些東西並不具有約束力，但對中國的鄰邦來說，他們更熟悉的恰恰是這一套話語而不是西方的法律話語。

徐中約（Immanuel Hsu）在他對1858—1878 年間的中國的研究中論及中國加入世界民族大家庭。他在1954 年寫到這一點，當時人們用「民族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這個詞語來表示19 世紀的列強群體，而哪些國家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哪些不行，都是由這些列強來決定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也在某些文本中自由地使用「家庭」和「友誼」的概念。在革命者當中，像「同志」這樣的詞語很普通，而與過去的用法相呼應，也還有像「兄弟情誼」之類表示無界限的用語，以及跨國界的共產黨之間的「兄弟」關係。這些與家庭和朋友有關的詞語在中文裡面可以互換，親密的朋友被比作兄弟姐妹，雖然人們知道在朋友之間有一個距離，與血緣和親緣相比，需要的是更多的精神聯繫。

在西方列強中，家庭的隱喻被廣泛運用於描述獨立國家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當它們對和平解決強權間衝突的期望受到嚴重破壞的時候。為締結國際聯盟盟約（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進行的討論中所使用的所有語彙里，家庭的概念仍然保留著，也還有更為正式的和具有法律正確性的詞語，如協會、社團、同盟、聯盟和社群。中國人緊隨這一發展。按照他們的傳統，如果加入這一世界民族大家庭，就好比加入了英語世界俱樂部，以前還沒有人這樣要求過中國。家庭和俱樂部兩者都傳達了溫暖和親密的含義，而且適合於不那麼正式的慶祝場合。但是，它們也意味著某種排除異己的緊密結合。

中蘇友好條約鞏固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認同

王賡武：主權關係並非絕對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紀念郵票（圖片源於網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 年成立之後嘗試加入聯合國這個大家庭，但是沒有得到允許。實際上，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他比30年前孫中山在南京時擁有了更高的地位。就像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帝國創立者一樣，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了戰場上決定性的勝利，並且是奉天承運，只是還有一點掃尾工作沒有完成。雖然蔣介石在台灣的對立政權遠比1912年袁世凱的還要虛弱，但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1945年以來已經是聯合國大家庭的一員。它受到美國的支持並與蘇聯達成友好條約，而美蘇都是聯合國這一新合法化實體的核心成員。毛澤東在更大的世界大家庭中當然會感覺不安全，他要儘快與蘇聯簽訂友好條約，讓斯大林與蔣介石斷交。於是他採用了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概念，在1950 年2月造訪莫斯科時，簽署了中蘇友好條約，這是一個讓兩國成為「戰友」的行動。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幾個月之內，毛澤東便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率領的聯合國部隊開戰。這一決定鞏固了毛澤東對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的認同。由於這個大家庭僅限於一些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展示出獨立和防禦的姿態，因而它凸顯了存在不止一個民族大家庭的可能性。當然，經過十年時間的證明，這其實是一種幻覺。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之間的爭執日趨嚴重，中國人不再安於使用「民族大家庭」一詞來描述兩國之間的關係。在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致意時，中國的領導人轉向了別的辭彙，如「四海之內皆兄弟」或者「唇齒相依」的特殊關係等，表達對新老友誼的訴求。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被聯合國接納並在安理會獲得一席之地時，它仍然對談論整個的民族大家庭懷有疑慮。在鄧小平改革的頭十年，國家間的友誼仍然是首選辭彙。

20 世紀90年代以後，民族大家庭的術語再次出現，但是僅指國家之間的關係。只有在聯合國大家庭的語境中，中國才能比較自如地使用這一術語。然而，這一術語現在的非正式用法提醒我們，在一個多世紀以前，中國人就不得不承認，建立在成熟的朝貢體系基礎上的結構已經過時。1864 年，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的《國際法原理》被翻譯成中文，它揭示出了亞洲早已形成的複雜多端的新的權力現實。這本書不僅對中國人而且對日本人都是一個里程碑，後者立即重印了這本書，並應用於後來所有的外交應對，包括以犧牲中國為代價促進他們在大陸的利益。

新規則就是西方列強大家庭在打開中國大門時所使用的規則。在視民族為自治的道德和政治實體的國家體系之中，基本的原則來自紮根於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的哲學和神學傳統，包括羅馬日耳曼的律法主義（legalism）和猶太－基督教的自然法觀念。而這些與中國人強調道德、自願、家族和等級的權力觀念幾乎沒有什麼共通之處。雖然中國人這種半儒半佛的觀念在不同程度上或在不同側面為中國和日本所共有，但是日本人很快就用惠頓《國際法原理》中的語言取而代之。清朝官員則與惠頓的法律術語相抗爭，試圖讓新的辭彙與他們在朝貢與貿易體系中所用的辭彙相符。一些官員仍然堅信在各民族中可以有不止一個家庭存在。然而，清朝滅亡和中國朝代史終結之後，正如上面提及的孫中山1912 年的懇求所顯示的，中華民國拚命要求加入「國際大家庭」。他們期待這個新建的國家能使用這個大家庭的規則來為中國的獨立自主權辯護，並拒絕列強在19 世紀強加的「不平等條約」。當時的中國外交官很難熬，因為在1919年《凡爾賽條約》之後中國政府明顯衰弱。隨著1928年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建立，國民黨只是短暫地堅持了他們自己的主張，然後他們的努力就因三年後日本佔領滿洲而功虧一簣。

中國人對聯合國圈子中某些主張的普適性有所保留

1949 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打算蔑視那個排斥它的體系。但在1971年作為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被允許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內部核心層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不論是不是叫作大家庭，它都可以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圍繞的聯合國體系共處。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同意了歐美人所理解的國際法的全部預設。他們對聯合國圈子中某些主張的普適性還是有所保留，因為他們認為某些主張會導致對一國內部事務的過度干涉。此外，中國人了解自己的歷史，他們意識到還有其他方式可以用來處理各國之間你爭我奪的權力關係。例如，「民族大家庭」這樣的寬泛辭彙就可以為解決動蕩不安的局勢提供更大的空間，而國際法庭只是可訴求的最後一招。他們也認識到目前的國際體系還有改進的餘地，並準備好了參與改革這一體系，只要他們的觀點和利益能被考慮進去。

從那以後，中國就深深地參與到了聯合國的運作過程當中，但還是有很多國家在問中國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它是否真的遵從《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所有原則呢？顯然，中國人已經學到在權力關係中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和不可改變的，因而國際法也只是阻止各國間不平等和不確定性的方式之一。在法律規則和實踐背後，始終存在著人權、道德和公正的問題，互惠國家之間也不得不同意，在任何規則被視為有約束力之前，都應該允許進行建設性的討論。與此同時，家庭和友誼的話語可以繼續有益於構築商討和爭論的環境，使之更少威脅性。正是在這樣一種語境中，中國的領導人和思想者拋棄了那種界定不平等的觀念，認識到全球化世界不斷變化的現實。但是，由於可強制執行的法律的缺失，他們仍然對平等主權國家的幻象保持謹慎，而且仍然更喜歡家庭和朋友所包含的溫和等級意味。在家庭和朋友中，重點可以放到互惠和道德責任的觀念上去。雖然這些辭彙中不包含法律的內容，但是它們使必要的雙邊和多邊關係——包括由各種各樣的條約和協議達成的關係——有可能在和平的氛圍中得以實現，從而使國際體系得到改善。簡言之，沒有什麼應被當成是最終的或神聖的。

美國堅持讓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當有人把惠頓關於國際法的書介紹給清朝官員的時候，法律對文明國家行為的規範方式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們看到，這些法律也可以用來為列強對弱者的統治進行辯護，使帝國擴張和殖民佔有合法化。清朝官員把這些論證與他們自己的經驗相比較，這些經驗即是從「天下」所庇護的權力中心出發來理解秩序、和平和安全。在沒有這種權力中心而只有一些相互競爭的權力的地方，就需要不同的規則和實踐。於是這些官老爺們轉向重讀他們古老的歷史，檢討清以前的戰國時期的混亂狀態。他們的結論是，現代的全球化狀況是一種過渡狀態，在這種狀態中，霸權的挑戰痛苦而持久。這仍然是中國人分析當今世界局勢的通行觀點。他們也看到，只要中國在科技上、經濟上還處於劣勢，就無從面對這一挑戰。當日本打敗清帝國，並用與指引其他列強進行擴張的相同的法理，來使戰爭合法化的時候，中國人深感屈辱難當。那時，日本已經被國際大家庭接受為一個平等的成員，而中國在後來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仍然是一個卑微的家庭成員，處於「不平等」的地位。

在這樣的語境中，家是一個合適的比喻。家裡有世代間的不平等，有主幹成員和分支成員所標明的關係等級，在同一代中還有長幼不同的兄弟。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中國人完全能夠理解的。然而，當他們的國家受到如旁系遠親似的對待時，或者彷彿身為歐洲殖民地蒙昧土著中的一個長兄（可能是最年長的）時，他們感到驚慌失措。如何恢復曾經擁有的尊貴並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主幹核心成員，成了他們最好的外交家在1895 年之後殫精竭慮的大事。但是，從那以後中國的地位持續惡化，即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同盟國站在一邊。事實上，加入國際聯盟沒能使中國免於失去對外蒙和東北的控制，也沒能使中國免於另一場同日本人進行的毫無勝算的戰爭。幸運的是，美國介入了戰爭，並堅持讓中華民國成為剛成立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從而在1945 年之後快速將中國拋到了強國的位置上。這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基點，使它有可能去爭取恢復自己的地位。從1978 年開始，通過宏大的經濟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系統地奠定了其強國地位的基礎。改革被證明是成功的，並且對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令人矚目的影響。那麼，這又是如何影響中國與其亞洲鄰邦的關係的呢？

國家衰弱和分裂時就會在鄰邦中無親無友

中國歷史表明，在國家分裂和衰弱時——例如國民黨南京政府——它在鄰邦中就會無親無友。它的鄰邦都屈服於外來的控制（包括泰國，雖然它正式說來是獨立的）或者實際上處於殖民管理之下。日本是個例外，但它已經成為一個強權國家，對中國的國土虎視眈眈。日本既不是家人也不是朋友，而是一個危險的敵人，中國為此反倒要訴諸亞洲之外的幫助來保衛自己。這是中國以前從來沒有遭遇過的情況。現在它加入了由西方人命名的國際大家庭，不得不作為一個弱小的新成員去尋求西方的幫助。

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是中國可以稱為朋友的。即便來自國際大家庭其他成員的幫助，也顯然都是自利的，也不能保證會持續多長時間。考慮到中國的這種處境，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某些中國領導人會轉向對流行的民族主義的有意動員。民族主義者受到日本和後俾斯麥及納粹德國成功的啟發，他們感到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追隨這樣的先例以竭力擺脫國家所面臨的多重威脅，尤其是日本的領土野心、蘇聯的意識形態顛覆，以及來自歐美的商業利益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歷史學家們對毛澤東時代尚未作出任何有深度的研究

另一個挑戰起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中國共產黨重新統一起來的中國開始從積貧積弱的狀態中起步重建。1949-1976 年的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獨特的時期，歷史學家們對此都還沒有作出任何有深度的研究，但它給中國的鄰邦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它為試圖推翻後殖民時期民族主義領袖的兄弟共產黨提供支持，這一做法幾乎沒有為中國贏得任何朋友。與蘇聯的對抗本來可以吸引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但是，這樣做的意識形態原因往好里說也是使人費解的，尤其是對他們的朋友——包括日本左翼政治領袖——而言。回顧起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對日後發展的主要「貢獻」可能就在於中國已經觸及外交的底線，既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可求助了。除了往上，無路可走。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後的頭22年都被置於聯合國大家庭之外，不得不滿足於社會主義大家庭。許多中國人相信，革命的國際主義會取代過去幾十年失敗的民族主義。然而，他們發現屈服於蘇聯的意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社會主義大家庭允許老大哥以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名義干涉別國內政；兄弟間的差異也仍然可能導致危險的敵對民族主義，從而傷害家庭感情。幸運的是，外部世界正在快速變化。很多國家加入聯合國大家庭，由於這些新成員的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接替了台灣的「中華民國」的位置。

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政策使中國開始贏得朋友

1979 年之後，鄧小平轉向了實用主義的政策，中國開始贏得朋友，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好公民。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所取得的增長非常令人矚目。現在，差不多一個多世紀以來，一個強大的中國第一次站在了它的亞洲鄰邦面前。中國目前的考慮是實際的。然而危險在於，在理想和意識形態缺失的條件下，尋求根植於中國土壤的共同價值觀的努力——如果被野蠻地操縱——有可能重返狂熱的民族主義。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曾經讓中國無親無友，它將會破壞中國想要給外部世界留下的進步印象。既然中國再次被視為強國，它就不能再表現出與擴張主義和帝國有牽連的民族主義。國際體系知道民族帝國可能就潛伏在民族驕傲的修辭背後，它通常會在小一些的成員當中抑制這樣的發展。

但是，當一個國家強大起來時，國際體系是無法遏制帝國衝動的。於是，中國越強大，鄰邦就越害怕。如果這種強大伴隨著民族主義，那中國將發現它很難再向鄰邦表明它的好心好意。中國領導者堅持認為他們遠離民族主義，也沒有向任何方向擴張的意願。而他們的可信度取決於他們是否有能力說服所有有顧慮的國家，相信中國鼓勵經濟發展只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武裝自己也只是為了防衛目的。中國領導者對此極為關注，一個例子就是他們與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關係的改善。在仔細研究東盟十國（ASEAN Ten，完成於1999 年）的建立之後，中國得出結論，這一組織代表了一種區域主義，中國不僅可以與之共存，而且可以以此為基礎，加強與其東南亞鄰邦的和平穩定關係。這當中有一個政策上的重要轉變，即從對雙邊關係的強調轉向對多邊外交的接納，將ASEAN 視為一個中國希望與之保持緊密經濟聯繫的單一組織。在兩年之內，朱鎔基很快促成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通過自我剋制、嚴格的公民紀律和對他人價值的尊重，不斷表達友誼和家庭感情，一個強大的中國實際上可以對國際體系的鞏固提供幫助，雖然後者是非常謹慎地接納它的。

香港回歸的談判是法律彈性的一個經典案例

當然，還有遺留的國家主權問題。對此，中國領導人保持開放的態度，除了涉及重新統一台灣的問題，他們很自信一切盡在掌控之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1997年香港的回歸，由於後來的靈活性而產生了特別良好的結果。在準備香港1997年回歸的商談中，人們對大陸的社會主義法律是否能夠與香港的普通法並存持有很重的疑慮，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的黨和政府似乎凌駕於法律之上。在共產黨領導人看來，普通法支持資本主義體系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法律強調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

如果香港成為主權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部分，普通法的實踐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地位就形成一種挑戰。這個問題顯然需要加以精心處理。中國反覆強調國家主權，鄧小平也同意香港回歸後的50年內保持不同的政府結構。表面上看，似乎存在一個重大的斷裂。眾所周知，世紀之交以來，連續幾屆中國政府已經運用國際關係準則來強調國家主權概念。在這一點上，中國似乎總是訴諸對民族國家體系的保守理解。但是中英談判的最終結果成為法律彈性的一個經典案例。它允許香港對普通法的使用，同時確定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這當中並不存在什麼妥協，因為接受普通法的決定是由一個主權國家自願作出的。

王賡武：主權關係並非絕對

香港回歸交接儀式（圖片源於網路）

當然，潛藏的敏感性不容忽視。它們不是來自作為原則的法律的問題，而是源自歷史的影響。中國仍然依照國際法來保護自己。至少，到1945 年為止，列強通過國際法相互制約，因而它們當中沒有哪一個能夠在剝奪中國權利的時候做得太過分。新的共和國領導人意識到要牽制掠奪性的鄰邦就需要高超的技巧。因此他們的外交官全力以赴掌握了這一國際法。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北京政府為理解法律規則作出的努力也非常顯著。這使他們更加自信，認為明智地運用國際法可以更好地保護中國的國家主權。

在處理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時，英國人和中國人都不可能迴避主權問題。雖然中國人多年來都公開譴責不平等條約，但在20 世紀50—70 年代大約30年的時間裡，他們都沒有堅決要求解決香港問題。這一事實表明領土歸屬問題可以等待。當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佔據了優先地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而言，向西方開一扇小窗是至關重要的。對特定範圍的西方商品實行相對自由的貿易，這對中國跟上第一世界的發展進程顯然有益。這凸顯出中國領導人並不只是狹隘地關注主權問題這一點，他們很善於靈活地解釋他們的長遠利益。他們韜光養晦以等待合適的時機採取行動，而且他們知道在還沒有完全把握政治的變化莫測時，像主權這樣的問題最好是模糊處理。

東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也害怕台灣問題以暴力收場

田中明彥（Tanaka Akihiko）在《新中世紀》一書中總結中國的經驗說：「從根本上說，從20 世紀20年代開始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之間進行的國內戰爭，是關於如何將中國建立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從1927 年至1976 年毛澤東逝世這一期間爭取國家主權的鬥爭的定位。國家主權可以通過內戰來決定，但是其結果必須無可爭辯。如果一方是勝利者，而另一方並沒有屈服，主權就是不完整的。如果國家主權不可分割，那麼除非一方或另一方徹底失敗或屈服於唯一的勝利者，否則雙方都不具有完整主權。因此，中國堅持說台灣是一個「叛離省份」，暗示除非台灣被大陸統一，否則它的主權就只是部分的。在一定程度上，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家主權處於一種懸置狀態，而這給東亞和東南亞帶來了問題。關於完整的主權取決於內戰的最後結果的觀念，迫使這一地區其他國家不得不等待最後階段的到來，而且他們也害怕最終以暴力收場。現在很清楚，這會是一個長期的等待，因為美國政府不願內戰打得你死我活。

可以理解，當有人提出支持台灣獨立的解釋時，中國會感到憤憤不平。但是，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更麻煩的是把重點轉向另外一種對內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它不是建立在戰場勝利的基礎上，而是立足於正常的合法化，即依靠人們通過一種自由而透明的投票機制來表達他們的意志。1996 年之後，台灣地區的政府已經通過民主的方式使自己合法化，這一事實凸顯了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這一特徵。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黨的直接挑戰。有趣的是，在中國新一代的思想家和學者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並不反對這樣做的人。他們強調中國共產黨維持穩定而高速的經濟發展並最終使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能力，這已經突出了對領導人責任的一種新的檢驗。這樣的討論間接地增強了民主動因，雖然他們對民主的界定可能跟台灣不同。

在國際舞台上，主權通常是通過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承認來決定，並通過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而得到確認。如果國家主權是不可分割的，那麼一個國家沒有將每一部分統一在單一國家之下，就不是完整的主權國。這裡，不合常規的是，到1971 年為止，大多數聯合國成員承認「中華民國」——以台北為行政中心——是一個主權國家已長達23 年之久，這就對「主權」一詞的含義投下了嚴重的陰影。這樣的做法強調的是這一詞語的法律的和正式的一面，只要仍然是聯合國成員，就可以簡單地接受這一國家是主權國家。按照這樣的論證，法律上的主權並不取決於地域上的主權，聯合國成員資格就是全部。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共相比幾乎沒有什麼權威性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將這一對主權概念的早期運用視為一種嘲諷。這當然沒有提升他們對國際法的尊重。但是，毛澤東意識到了成為聯合國成員的重要性，尤其是因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當中的特殊地位。他預料到如果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不能得到穩固的話，中國將一直處於被動受壓地位，即便是處理與其兄弟國家如蘇聯的關係時也是如此。實際上，當蘇聯變得不再友好，特別是當勃列日涅夫主義將中國暴露在社會主義的干預主義之下時，如在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所看到的那樣，中國就被真正地孤立了。在那樣的語境下，尼克松1972 年的轉向非常及時，並且受到了歡迎。這再次使中國領導人確信，當考慮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位置時，更為精緻的法律觀點並不是唯一重要的東西。他們觀察到台灣地區領導人希望從美國盟友那裡得到的友誼和忠誠並不可靠。當條件變化時，理解也會被重新詮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幸運的是，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相比幾乎沒有什麼權威性，而且許多美國人也厭倦了它對台灣地區持不同政見者的壓迫。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政治的權力平衡就比任何條約或協定都更有分量。於是，中國領導人學到了另一課，即在主權運用上的內在模糊性。

漢族佔中國人口90%以上這一事實，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帶來了優勢。但是仍然存在領土和合法化的問題。領土方面的問題在於三大少數民族群體，蒙古族、藏族和維吾爾族，雖然實際人口數量小，但他們居住在占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如果台灣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那麼他們也有自己的領導人可以嚴肅地質疑中國邊界的有效性。於是，重新統一清代中國領土的需要變得比在戰場上得勝更加重要。重新統一就意味著得到法律認可的中國領土沒有一塊會被遺漏。中國已經承認即便是在戰爭勝利之後，關於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如果不是自決權的話——的協商也是必要的。如果這樣的協商失敗了，少數民族可以通過國際調解尋求一種較小的主權。還可能有第三種也是最不受歡迎的可能性，即讓較弱的一方尋求更強大的外部同盟的保護並邀請干預來確保其主權。

內部協商的累積效應及外部調解和國際干預的可能性，迫使中國人重新審視主權的內在本質。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第一個攻擊這個概念的有用性，他認為所謂主權問題在政治權力的世界中沒有任何可靠性。他在他著名的論文《主權問題研究》——首次發表於1917 年——中提出了這個觀點。主權的捍衛者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概念的法律規定以及這一事實上，即這一概念對試圖抑制大國野心的較小國家有價值，但他們無力反駁拉斯基對大國骨子裡的偽善的抨擊：這些大國玩弄著這個概念本身的模糊性。

主權的模糊性仍對今天中國的安全感造成持續的威脅

目前階段表明，主權將會一直是一個難以捉摸的目標。現實要求兩黨都要依賴於地區霸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快發現同志的力量並不能為其主權提供擔保，絕對的社會主義忠誠所需要的代價太高。同樣，「中華民國」也不得不認識到它的保護者也可能通過談判將其請出聯合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它發現進入安理會的「內庭」也不能賦予它統一所有領土的權利。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還非常脆弱的時候，強大的外部力量將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時間已經將此塵封。同樣的過程也可能使重新統一受到牽制，而時間也可能將此石化。同樣，中國也害怕任何衰弱的跡象都可能引髮針對其在西部新疆和西藏地區的主權的行動。模糊性並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結束，它仍然對今天中國的安全感造成持續的威脅。任何一個強權國家都可以通過影響中國鄰邦中的敵對盟友來進一步破壞中國的主權。

那麼，模糊性是否有終結的一天？中國是否會滿足於一個依賴相對力量的衝突世界中的主權觀念？中國人對「王道」概念非常敏感，它是一種保護弱者不受強者支配的道義力量。這也包含了一種理想的訴求，這種理想可能幫助世界脫離其現有的持續競爭和衝突的狀態。這種訴求非常強烈，因為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的經歷已經證明，對控制權的無節制的追求最終會導致自我毀滅。轉向國際法律和秩序體系雖然並不令人滿意，但是，讓許多外部觀察者驚訝的是，中國人似乎已經拋棄了他們最初不看好聯合國和類似國際機構的態度。他們看來考慮好了：聯合國的不完美不應該令人沮喪，而應該成為做得更好的動因——通過改革國際法律和制度。目前，世界組織對主權國家的承認可能已經是中國人所能希望的最好狀態。由於中國人的政治文化中所暗含的一些觀念以及他們對歷史的長遠眼光，他們會繼續相信，最終只有財富和權力能夠保護他們的國家主權。（編輯：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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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賡武：主權關係並非絕對

王賡武，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主席，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當選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名譽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士，榮膺福岡亞洲文化獎。歷任馬來亞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57—1968），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遠東歷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1968—1986），香港大學校長（1986—1995），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1997—2007）。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移民研究等，涉及歷史學、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近年作品有《中國與東南亞：神話、威脅和文化》（1999）、《海外華人：從土地束縛到爭取自治》（2000）、《1800年以來的中英碰撞：戰爭、貿易、科學及治理》（2003）、《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2013）、《另一個中國周期：致力於改革》（2014）等。

圖書介紹

王賡武：主權關係並非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