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把財產全部贈送給政府會心痛嗎？以榮毅仁為例

本文摘自《百年經濟史筆記》（三卷本） 蘇小和作品

跨越百年的三個時代的經濟史和企業史的雙向敘事

1956 年前後，當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迭起，全國人民一片歡騰之時，社會上的確傳來一種聲音，說的是有一批資本家「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這是一個事實，周恩來在 1956 年 11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起榮毅仁時是這麼說的：「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的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這點工廠，在你手裡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兩種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實的。這種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現，如實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心態。如果交出工廠，如棄敝屣，沒有一點痛苦，那就不是資產階級了。」周恩來向來是階級分析的高手，這番話出自他的報告《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幾個問題》。

1956年，毛澤東在榮毅仁陪同下參觀上海中新紡織廠。

周恩來強調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並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分析企業家的一種方法。一方面，周恩來肯定民族資產階級在反帝愛國、和平建設、增加生產等方面的積極貢獻，但另一方面他又強調資本家不可能完全捨棄自己的利益，因此具有深刻的兩面性。立足於這一點，周恩來主張共產黨人要充分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積極性的一面，限制他們消極性的一面。這是一個策略，周恩來號召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多動腦筋，「要一直利用到民族資產階級被消滅為止，將這個階級的分子改造成國家工作人員或工人。」高層對私人企業家的整合方法非常明顯，這就是利用和限制，目標是建設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劉少奇在同一次會議上，他系統闡述了通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完全改造達到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就要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只要我們抓住了這一點，在這一點上不動搖，那麼，我們就基本上沒有違背馬列主義，就不會犯重大錯誤。」

當周恩來的階級分析方法和劉少奇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目標成為一種共識，大多數企業家事實上是深信不疑的，即使內心有懷疑，表面上也會積極認同和參與。這或許是得益於強大的政策宣傳，以及在執行過程中或明或暗存在的某種威逼。當時北京市有一份調查報告，對 588 家資本家的思想動態進行調查，其中表現比較積極，要求公私合營的佔到了 37%，能 夠勉強接受公私合營的佔到了 58%，不肯合作的或者有比較嚴重的抵抗行為的佔到了 5%。所以鄧小平說：「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而薄一波後來在回顧歷史時說：「1955 年冬天，敲鑼打鼓，申請公私合營的滾滾人流中，雖然心情複雜，難以一概而論，但是希望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卻是許多人的共識，這是抹殺不了的。

必須說明，高層諸如此類的政策闡釋和理論分析，都只是一個時代公私合營的外在原因，我們相信還有更加內在的價值觀秩序存在於這一代企業家的內心之中。我們閱讀榮毅仁的心靈獨白，從中或許可以找到這一代企業家的基本價值觀，找到他們為什麼願意放棄寶貴的企業產權的內在原因。畢竟，當時在推行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時候，的的確確沒有發生大面積的暴力搶奪事件，企業家們主動申請，積极參与，乃是常態。

其一，榮毅仁的價值觀譜系是民族主義，而不是市場主義。榮毅仁早年接受過完整的西方式教育，他的企業經營，也讓他對整個世界的企業史秩序很了解，當他決定把企業完全交給國家，在經濟史和企業史的雙向維度上，他的朋友們不可能理解，尤其是他的外國友人更是覺得不可思議。但了解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和企業史的人們必然知道，無論是晚清時代的企業 商戰的價值觀，還是黃金時代的民族主義企業精神，包括民國中後期的官僚資本主義，事實上貫穿其中的主線，是企業家的國家主義精神，是一種愛國主義。這才是榮毅仁這一代人的主要精神世界。產業報國、民族獨立和富強，這些看上去宏大而且神聖的使命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遮蔽了企業家的市場邏輯和職業精神，遮蔽了企業的開放性和交換的開闊性。榮毅仁也是如此，所以他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我想應該先從作為一個中國人談起。這是真心還是假話？到上海來訪問的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們對這個問題特別感到詫異。他們曾經來找我問我，有的人要我背著人講講真心話，一位英國的議員要我直接用英語談話，有的來看看我還有沒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懷疑我是不是共產黨員假冒的資本家。我坦白地告訴他們，解放前我不但沒有接觸過共產黨，而且當時還有點害怕。」

「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黃浦江里停滿了美國兵艦，美國貨像海潮一樣湧來，我們棉紡廠用的大部分是美國棉花，中國的工業破產、農村破產。馬路上美國兵橫衝直撞，北京的女學生被強姦。我父親的實業救國的理想破滅了。就是我的愛人，雖然當時所想的只是如何過安樂的生活，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能夠容忍外國兵對自己同胞姐妹的侮辱嗎？那時，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獨立的強盛的祖國，而蔣介石國民黨只會給祖國帶來更多的屈辱。」

其二，榮毅仁對國民黨已經完全失望，這種情緒導致榮氏家族可能做出一些判斷。

榮氏家族在民國時代遭遇官僚地痞的盤剝和綁架，是一個事實。一方面戰爭不斷，企業的市場環境極為糟糕，榮氏家族企業只能艱難度日。另一方面，國民黨推行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官僚整合公權力，對黃金時代的企業家自治秩序和企業家的公司模式構成威脅，大量的官僚資本家試圖用市場併購的方式，蠶食私人企業家，的確讓榮氏家族大傷腦筋。再加上國民黨政府的公權力，尤其是警察力量並沒有得到有效制約，各種對私人企業家的敲詐事件紛紛上演，榮德生深受其害，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榮家人開會的時候說，無法想像情況還會比現在更糟糕，因此榮毅仁選擇留在大陸。這意味著身處如此國難家仇的困境之中，榮氏家族希望迎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新時代乃是理所當然。所以榮毅仁說：

「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稍稍放鬆對中國的侵略的時候發展起來的。我的父親和伯父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創辦和發展了自己的企業。這些年代，全國人民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我父親一輩人夢想著辦工廠，救國圖強。當戰爭結束後，帝國主義捲土重來，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加上連年內戰和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們的企業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父親一輩人曾經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以後的國民黨政府，可是蔣介石上台後對我們的第一手，卻是無端通緝了我的伯父榮宗敬，敲詐了 10 萬銀圓。

1934 年，當申新最困難的時候，我父親以價值三四千萬元的財產抵押給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簽訂借款 500 萬元的合同。當時官僚資本的投資者宋子文想趁機擠掉申新，吃掉我們的企業。當銀行只付了 280 萬元時，他就強制停止繼續付款。直到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的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還把我 70 歲的父親榮德生綁架了四十多天，勒索了二十多萬美元的贖金，還給所謂破案的警備司令送去了更多的酬勞。」

其三，榮毅仁並不了解共產黨的政治傾向和經濟學面相， 他完全是站在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角度觀察這個新興的政府組織。一方面，榮毅仁沒有理解共產主義的經濟學邏輯，同時也意味著榮毅仁沒有真正理解企業產權私有制度的重要性，在強大的意識形態宣傳之下，配合他的國家主義的價值觀，他可能深信全面國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將所有人都帶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經濟官員在初期的確為大量的私人企業解決過一些困難，尤其是在殘酷的內戰結束之後，國內市場交換幾乎中斷，農村原材料市場幾近凋敝，而歐美市場普遍對新興的中國存有一種懷疑和謹慎的封鎖，政府推出的統購統銷經濟政策，能夠在短期之內幫助私人企業家解決企業供應鏈的問題，這使得榮毅仁只看到了眼前的企業形勢的好轉，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企業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榮毅仁事關經濟政策的讚美之詞，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誰來建設獨立強盛的國家呢，當時我們並沒有想到是共產黨。解放前夕，我們一家對於共產黨的到來是感到惶恐的。我們幾個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國去辦工廠，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親因為恨透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堅決不願意離開祖國，我也不願做白華，和他一道留了下來。我們企業的流動資金當時已經枯竭，解放以後又受到美國和國民黨的封鎖和轟炸。這個時期申新能夠維持生產，全部依靠愛護民族工商業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貸款，加工和收購，依靠職工群眾的團結和積極生產。政府幫助我們建立了總管理處，統一領導過去分散 經營的各個工廠，並且指導我們逐步改進經營管理。生產因此得到發展，紗錠的生產率提高了 40% 以上，慈寧宮 1951 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 年的盈利就達到了資本總額的 1/4 以上。 初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就使我們的企業完全擺脫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們的弟弟在泰國辦的工廠卻破產了。」

「重要的還在於，解放以後六年來，國家強盛了，這是每個從舊的中國過來的中國人最感到驕傲的。我經常接觸到工廠黨和人民政府的負責人，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在局勢最緊張的時候，黨的每一次分析，黨的每一個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話，周到又全面，穩重又果敢，說到了就做到了。農村土地改革的結果，棉花產量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我們的紗廠不再依靠外國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勝利，打破了我們曾經有過的對帝國主義的畏懼，接著，五年計劃開始了，全面興建了許多大工廠，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一切實現得比夢想還要快，多麼令人鼓舞。沒有共產黨，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哪能有今天？」

其四，則是榮毅仁本人的一些心態，他認為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會讓他的個人利益受到衝擊，也不會讓他失去生活上的保障。

1951年10月31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工商界代表榮毅仁發言。

「消滅剝削，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麼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信任，而這是金錢買不到的。因為我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自願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敬，得到了榮譽和地位。從物質生活上看，實際上我並沒有失去什麼，我還是過得很好。」

這的確是榮毅仁的原話。問題在於，當榮毅仁這樣說的時候，他可能忽略了另外一個基本的常識。由於私人企業產權被徹底破壞，中國經濟陷入了兩個死胡同：由於沒有一批私人企業的支撐，經濟開始徹底成為一個空殼；而新政府對私人企業產權的成功解除，為後來的「大躍進」「大饑荒」積累了方法論前提。最重要的是，當榮毅仁失去了對他的家族企業的產權和管理權，事實上他已經失去了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雖然他一度出任過上海市副市長，還出任過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1978 年之後他甚至出任過國家副主席，但在「文革」 時期，榮毅仁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清掃公共廁所為職業， 還曾經被紅衛兵打斷了手指，這些肯定是 1955 年時的榮毅仁完全沒有想到過的。

1986年6月18日，鄧小平會見榮毅仁的海內外親屬觀光團，祝賀榮氏家族大團圓，並發表了《爭取整個中華民族大團結》的談話。

站在中國經濟史和企業史雙向敘事的意義上，榮毅仁的價值，毫無疑問只能是一名優秀企業家的價值。關於這一點，鄧小平看得十分清楚。1979 年，榮毅仁終於等到了鄧小平的邀請，出面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縱觀當時的格局，唯有榮毅仁既有國際上的人脈，又有家族產業的積累，同時也與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榮毅仁也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在商場上的經驗和才能。他衝破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率先向國外發行債券，開展國際經濟諮詢、國際租賃、房地產商品化，與人合資購買外國衛星並爭取到中國發射，在收購香港銀行和公用事業的股權等方面也敢為人先。歷史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經過三十多年的悲劇性折騰之後，榮毅仁依然回歸他的卓越的企業家天賦，為這個苦難的國家經濟上的再出發，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江澤民同志問候榮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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