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史評：毛澤東的人口問題立場為何反向劇變？
摘要：毛澤東在人口問題的立場反向急劇轉變，就國內因素而言，是急於推動「大躍進」，急於超英趕美，急於證明人多力量大，急於證明制度優越性。就國際因素而言，最大的變化就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蘇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來源：網路。）
質疑一：《新人口論》是緊跟形勢的應景之作？（續）
第三，毛澤東對人口問題的立場，因國內國際形勢而反向劇變。
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寫於1949年9月16日，是反駁美國國務院白皮書《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艾奇遜致杜魯門信的系列「六評」的最後一篇。文章自信地認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
但是建國後，毛開始對人口有顧慮。1956年10月12日，他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現在贊成（節育）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
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擔憂我國「有這麼多人，六億人口。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提議設立計劃生育部或節育委員會，「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節育）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
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黨員幹部會議上說，「我們這個國家的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10月9日，毛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議上說，「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說，「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
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首次提出「大躍進」口號。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雖然還聲稱「贊成節育」，但已強調節育的客觀困難，「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這兩個困難其實不難克服，更與毛「人定勝天」、「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的強勢風格迥異，只能說明毛澤東對節制生育的立場已明顯鬆動。所以他說「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
「大躍進」之後，全國高產衛星不斷上天。毛對人口的態度再次大轉彎，調門又高起來，明顯樂觀。1958年6月1日，《紅旗》雜誌創刊號發表他成文於4月15日的《介紹一個合作社》短文，稱讚躍進中的人民群眾「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過去的剝削階級完全陷落在勞動群眾的汪洋大海中」，分析原因時為人口爭議和政策走向一錘定音，「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
6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江西省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通訊。次日，毛澤東「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二首詩的首聯為「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並沒有把六億人口視為負擔，相反，借用《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為舜堯」句，視為積極因素。7月9日，毛澤東會見邵力子、黃炎培等黨外人士時，談及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
8月21日，毛在北戴河會議上甚至豪言壯語：「現在看起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毛澤東在人口問題的立場反向急劇轉變，就國內因素而言，是急於推動「大躍進」，急於超英趕美，急於證明人多力量大，急於證明制度優越性。就國際因素而言，最大的變化就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後，中蘇兩黨、兩國關係不斷惡化，中蘇、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
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既是中蘇論戰親歷者，也是中蘇關係正常化親歷者，他一語道破，「中蘇大論戰形式上是意識形態論戰，實際上是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政治鬥爭。……在這場論戰中雙方都力圖把對方黨的最高領導人搞下台。」「毛主席壓根兒看不起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逝世以後，他是國際共運的當然領袖。」（《閻明復回憶錄》，第911頁）
受「大躍進」呈現的生機假象和虛幻力量所迷惑，毛澤東頭腦發熱，中共中央頭腦發熱，全國頭腦發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文革」後第三次「東山再起」，至少有六次實事求是反思「大躍進」，反思毛澤東、自己和中央集體「頭腦發熱」和責任：
第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按：毛澤東）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
第二次是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4月1日）
第三次是接受義大利記者採訪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1980年8月21日、23日）
第四次是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同志談話：「大躍進開始時，有哪個人反對過？……『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責任不只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我們這些人也有責任。」（《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1981年3月27日）
第五次是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說：「『大躍進』這個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
第六次是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談話：「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1987年10月13日）
歷史也有弔詭和輪迴。中國人口分分秒秒猛增，給處於文革「浩劫」中的國計民生帶來極大的壓力，毛澤東又回到節制生育的立場上。1974年12月29日，他在審閱國家計委《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時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而馬寅初17年前的《新人口論》的第七、八、九三部分的標題都有「非控制人口不可」。
（2016年5月16日一稿，5月23日03:21二稿，【山水微言·105】。本文為《馬寅初：是人造神話還是真理鬥士？──「師表校魂」大學校長系列之五·馬寅初史評·質疑篇》連載第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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