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讓孩子在香港當街小便的大陸夫婦或許沒想過，150年前，英帝國主義政府曾針對香港華人下令，禁止隨地便溺。不過，當時港人並無今天的衛生習慣，「屙屎巷」遍布華人區。
1881年，英國工程師奧斯瓦爾德·查德威克在對太平山等華人居住地的考察報告中寫道：「在香港，通行的糞便處理方法採用中國傳統的運糞桶，掏糞工用手處理糞便，沒有消毒，沒有除臭」。而此時，香港的歐洲人住宅區已配備了沖水廁所和下水系統。
糟糕的衛生條件和擁擠的住宅，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年，太平山區域爆發黑死病，3000人因此死亡。港政府廢棄了太平山的全部住宅，將華人遷入卜花公園修建新的街區，並在此處修建了香港第一個現代公共廁所和浴室。
不過，當歐洲人掩鼻走過香港街頭時，也許忘記了他們習以為常的衛生條件，也不過才實施幾十年。19世紀前，巴黎從窗戶直接潑出糞便的現象久治不絕，架在泰晤士河堤的廁所讓低處行人和船隻飽受「天女散花」之苦。
（一幅中世紀的繪畫，諷刺歐洲人窗口傾倒便壺的行為）
【曇花一現的文明】
人類最早的廁所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那是個相當簡單的設施：地面上的一個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動的罐子。相對野外隨地解決，這種簡易設施完成了一個飛躍：將排泄物置於可操作的範圍，改善了定居點的環境。
更複雜的設備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島出現。克諾索斯宮殿里，米諾斯文明留下了古代的沖水坐式廁所——將木製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僕人擔水倒入溝渠，沖走穢物。這種設備產生了廁所思路的第二次飛躍：通過水，而不是人工，來運走排泄物。不過，這種設施在當時相當昂貴，僅僅是王室能夠享用。
（克諾索斯時期帶排水渠的坐式廁所的還原圖）
羅馬人比米諾斯的宮殿更進了一步。廁所建在劇院或者會場附近，通常座位在十個以上。與我們現在重視隱私等觀念不同，羅馬廁所是社交的場所，它沒有隔間，不分男女，市民們在座位上相互交談，策劃活動，完事兒後用一端裹著海綿的木棍沾著一條小水渠的水清洗私處。當然，對於友好而愛好交往的羅馬人民，這根木棍肯定是分享公用的。
（普通民眾更多使用壺和罐）
不過，這種水渠耗費巨大，只有公共場所和達官顯要才能接通。普通民眾更多使用壺和罐，然後再倒出。這與同一時期的中國城市是類似的。
羅馬人創新的公廁傳統被北方日耳曼蠻族入侵打斷。蠻族沒有領會溝渠的作用，廁所再次變得粗糙。但是他們提供了關於廁所的一些新點子，英格蘭約克郡的一幅畫顯示，海盜如廁後用一片苔蘚擦拭臀部。而其後發展起來的修道院中，僧侶們選用粗布毛料。
中世紀時，人們在城牆突出處搭建廁所，供公共使用，糞便從高處墜落下去，再有耙糞工在夜間運走。城內的排水溝為明溝，設計上有問題，垃圾穢物常將其堵塞，污水四溢。人們雖然沒學會羅馬人的供水技術，卻沿襲了他們的惡習：從窗口傾倒夜壺。17世紀時，凡爾賽市長頒布了一項嚴肅的法令：
「禁止所有人將人體排泄物及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
【東亞式的綠色文明】
人口密集的東亞地區則是另外一種情形。
由於糞便被視為恢復土地肥力的重要來源，東亞地區的廁所文明是綠色環保的，從未出現過西式水沖廁所這種浪費的發明。
人的糞便除了用於土地，還曾做為豬的食物。中國古代曾將廁所建在豬圈之上。這種綠色環保觀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那裡亦有體現。漢初，皇室廁所下的糞坑依然是與豬圈連在一起的，漢景帝劉啟（前188年-前141年）陪愛妃賈姬如廁時，野豬居然衝進廁所驚動御駕。而悲劇的是公元前581年，病重的晉景公姬獳如廁，不慎失足掉進糞坑，淹死後才被手下發現。
到了漢末，帝王失足糞坑裡的不幸就不再會出現。帝王們多用封閉的馬桶，其形制和禮儀不斷登峰造極，帝王權貴如廁，要更衣、焚香，旁邊要有多人陪侍。馬桶底下多鋪設香木製成的炭灰，為除臭、無聲窮盡了想像力。史料中偶爾出現的蹲坑式廁所，往往是用來描述其極盡奢華的，譬如下鋪羽毛，甚至是蝴蝶翅膀。
中國歷史上馬桶最講究的是後蜀亡國之君孟昶（919年―965）。他的便盆是鑲有七彩寶石的黃金製成，宋太祖趙匡胤繳獲孟昶的戰利品後，曾感概這種皇帝如何不亡國。
清末，西方的沖水馬桶傳入中國，但最早接受它的不是皇室，而是華洋雜處的上海富商。袁世凱稱帝後，對西式馬桶相當不感冒，認為有氣味，還是覺得中國式木桶更享受。
古代中國人口較密集的城市，有專門收集糞溺的人力車或牛車，定時沿著街巷挨家挨戶轉一圈，接過婦人們手中桶形或盆形的木質便器後，將之轉運郊外，再轉賣給需要糞肥的農民。
早在北宋時期，汴梁等大都市就出現了公共廁所，這種由專人管理的公共廁所，幾百年後才在歐洲出現。這類公共廁所很多是收費的，為招徠顧客，有些甚至會在牆壁上張貼字畫。糞肥的收入加上廁所門票，使得投資建廁所是門有利可圖的生意。
日本的情形與中國相似。18世紀中期，大阪已產生了糞便的產權，出租，轉賣等權利。住在居民大便的所有權屬於房東，小便屬於租戶。
在工業革命前，東亞地區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因為糞便被收集用於施肥的緣故，雖沒有下水系統，但大城市依然能管好旱廁，在歐洲易通過糞便大規模傳播的疾病，很少在東亞的大城市出現。
不過，到了清代，在缺水且人口規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糞便問題開始變成災難。由於廁所皆收費，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都習慣了隨地便溺。官方雖有整風運動，但北京事實上成了一個巨大的露天廁所。
（故宮收藏的清代馬桶）
在農村，這從來不是一個問題，家家戶戶都有簡易的茅房。對田產較多的家庭來說，自家的糞便甚至不夠用，所以專以拾糞為業的人，只能收集狗糞、牛糞。東亞精耕細作社會，糞便很難帶來大面積的環境災難。毛澤東的「千村霹靂人遺矢」，從來不是東亞的常態。
【把全城的廁所連起來】
歐洲城市規模長期不大的局面被工業革命打破，大批人口湧進城市，人畜糞便開始成為環境災難。擁擠與骯髒為疾病傳播提供了土壤。
這個時期，抽水馬桶出現了。和米諾斯宮殿的沖水設施一樣，抽水馬桶最初也是貴族玩物。
16世紀末期，英格蘭的約翰·哈靈頓爵士製造了兩個抽水馬桶，一個給自己，一個送給了伊麗莎白女王。他的設計由水箱放水清空便池，但沒有水閥，沒有阻隔下水氣味的設計，沒有配套的管線。當時的貴族更喜歡封閉式馬桶——將夜壺置於木盒內，蓋上蓋子。法王路易十四就喜歡坐在豪華的封閉馬桶上，接見大臣。
（坐在封閉式馬桶上的路易十四）
1775年，第一項現代意義的抽水馬桶專利才由亞歷山大·卡明斯發明。經過其後傑寧斯，克拉普爾，杜愛福等人的不斷改進，抽水馬桶變得方便而便宜。這時，經歷了黑死病，霍亂等疾病的倫敦意識到衛生的重要性。有識之士不斷呼籲改善城市衛生條件，地下管道不斷拓展，抽水馬桶替代了臟臭的便壺，糞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亞歷山大·卡明斯1775年發明的抽水馬桶）
但歷史和人們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人們用更新的技術將臟物清出室內，卻不加處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時，而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飲用水源，這給霍亂病菌跨區域「擴大再生產」提供了機會，反而促進了疫病流行。
直到19世紀後期，歐洲的流行病學發展起來，人們才意識到病菌與飲用水之間的聯繫。英國人開始將排污管線加以處理，布置在飲用水管線下游，抽水馬桶被這些看不見的管線連接起來。
正是有了城市一體化的排污系統工程，才使得抽水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義，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象徵。
1870年後，抽水馬桶迅速在美國流行起來。之後的一個世紀，隨著歐洲國家和美國在全球的強勢地位，抽水馬桶與下水系統作為現代公共衛生的標準設施，擴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東亞農耕式的「自然肥」處理法也因為化肥的出現、農業的變革而萎縮，最終統一於歐洲的衛生習慣中。
解決糞便問題的現代公共系統肇始於歐洲，牲畜數量也是一個特殊原因。人口密集的東亞地區很少有牛馬等大型牲畜，而在歐洲，牛馬的糞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於擁有數量極為龐大的馬匹，它對歐洲城市造成的糞便壓力遠遠大於人口規模相當的東亞城市。十九世紀末的紐約，大約有20萬匹馬，它們每年排泄的糞便數量高達40萬噸。
【到哪裡找廁所】
中國城市四處便溺的現象在1949年後得到極大改觀。它或許得自中共領導人注重衛生的習慣。延安時代，毛澤東外出散步時，衛士李銀橋會扛著鐵鍬走在身後。但中國解決之道與眾不同，採取的是公共廁所和全民拾糞相結合。從官方宣傳看，後者似乎曾起過更大作用。
1949年後，拾糞長期被拔到難以想像的高度。1959年10月，劉少奇不但稱掏糞工時傳祥和他同為「人民勤務員」，還把13歲的女兒送到時傳祥的隊伍體驗生活，北京副市長萬里更親自背糞。
在上海，1952年前，市區的環衛工人推著木輪糞車，幺喝著到里弄收倒馬桶。1958年開始，幹部、群眾積极參加積肥活動，支援農業生產。環衛專業隊伍為收集流失肥料(即倒入陰溝內的人糞尿)，避免新的污染，動員居民的痰盂糞尿上車，或在小便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糞口，讓居民倒痰盂糞尿。1960年，上海市靜安區環衛部門在梅家橋建造一座綜合廁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讓居民倒馬桶。
就在這一時期，雷鋒曾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拾糞奇蹟，在撫順、營口每天拾糞300斤。197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學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糞的任務。
（工人手推木輪糞車上碼頭卸糞）
（曾經的糞票）
由於當時中國流動人口被抑制，加之全民狂熱的拾糞熱情。城市的公共廁所並不多，它主要集中在有圍牆的單位。中國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沒有廁所，單位的公廁成為企事業單位社會化的標準配置。
除了辦公區和居住區很容易找到廁所外，單位內部招待所附近也必有廁所。在1970年代，有些小城鎮的單位招待所門前，甚至會有一口大缸，供晚上不願打著電筒找廁所的住客小便之用。
當時的中國城市，雖然沿著街道很難看到廁所，但在城市陌生地段找廁所卻有訣竅：先找到附近最近的單位大門，再找辦公樓或招待所，廁所必在附近。
只有在體育場館、廣場等經常出現大型集會的場所附近才容易找到公共廁所。但在特殊時期並不敷用。北京在舉行各種慶祝集會時，長安街和天安門附近可以魔術般長出很多臨時廁所——有些人行道下面是為此考慮而特製的溝槽，在上面很容易搭建不起眼的臨時廁所。必要時，臨時廁所可多達123座以上。
（天安門廣場東側的溝槽設計，必要時可做臨時廁所）
（日本災後應急方案：下水道井蓋可迅速變為公共廁所）
1980年代前，中國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廁所依然是旱廁，雖然它們早已不再承擔集中農田肥料的功能。1980年代末，中國城市居民住房條件突然改善，廁所開始進入家庭，它導致單位在擴建居民樓時，大量拆除了公共廁所。
殘存的公共廁所這時開始才普遍改為水沖式。其典型設計，是一條可人力控制沖水或自動定時放水的水槽替代了糞坑。到了1990年代，它才開始被蹲式馬桶替代。
在城市公共廁所大幅減少的同時，流動人口卻劇烈增長，公共廁所短缺成為頻繁出現的公共議題。於是第一批收費公共廁所應運而生。不過，在大都市人群密集的地段，依然難以看到它們的蹤影。
1995年1月，《中國青年報》曾在《北京最後的糞桶》中介紹過北京掏糞工。幾年後，北京公布興建公廁計劃，天文數字的造價曾引起外地廣泛憤懣。初次從小地方來北京的人，親眼見到的「廁所文明」，與如何找廁所一樣，都大大超出了他們的經驗。
（2013年北京馬拉松比賽中，因流動廁所不足，不少選手「尿紅牆」）
「廁所文明」的落差在發達國家同樣存在。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吉蓮·泰德曾對比過她工作過的東京與紐約的「廁所文明」：日本寫字樓中的公共廁所乾淨整潔且對所有人開放，而在紐約，很多寫字樓的公共廁所位置是被人租下來上鎖的。
她的解釋是，日本是個高度均質化的單一民族社會，人們有高度相似的行為習慣，無須擔心有人不懂規矩破壞衛生，而紐約則是個習慣差異極大的多元社會，講究衛生的人，永遠要面對不懂規矩的陌生人。
紐約的「廁所文明」落差，自然遠遠不及今天的中國。大都市有些公共廁所已進化到有免費手紙、擦手紙、烘乾機，而多數中國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後沖水」。中國社會的「廁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許只有多數國民尚未養成進廁所習慣的印度略勝一籌。
硬體上，香港也許是今天世界「廁所文明」的最高級。
列寧曾在《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這樣暢想過：「我們將來在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以後，我想我們會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黃金修建一些公共廁所。」黃金廁所沒有在莫斯科、平壤或北京出現，而是2001年在香港誕生，出資建造者林世榮特意在黃金廁所擺放了一套《列寧全集》。
（香港金廁所內景）
在開放「港澳自由行」之後，每天從內地洶湧而來的人流進入擁有黃金廁所的香港，將香港境內「廁所文明」的落差，迅速放大到超過北京、上海、廣州的程度——就像東京的「廁所文明」瞬間降到了紐約。
大陸客讓小孩當街便溺事件後不久，有人用google地圖證明，在便溺現場，500米內其實有很多個廁所，並不需要排隊。但是，對大多數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在旺角西洋菜南街找到500米內的其他廁所，並不比找到直線距離只有2200米的那家黃金廁所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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