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爾德為何入獄？

牛津大學八年時光對王爾德的影響終其一生，他在學校獲得的一系列成功使他把一個本是對任何一個有思想、對生活抱有美的態度的人都深懷敵意的社會想得太美好、太可以隨心所欲了。他希望自己身邊一直有鮮花和掌聲，一直有崇拜者和同情者。他放浪不羈，才華橫溢，妙語連珠。他希望生活一直像在牛津時那樣：父親替他付學費，學校把他與社會隔離，只給他知識與美，而他則可以自由選擇可愛、精美的一切，拒絕一切可厭、病態、粗魯的生活。

悲劇性的相識

王爾德（左）與道格拉斯（右）

王爾德與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相識於1891年，地點是王爾德在倫敦泰特街的家，介紹人則是兩人共同的朋友里奧納爾·約翰森。

道格拉斯此時才21歲，正在牛津大學讀書，對詩歌感興趣。會面前幾個月，他已讀過《道林·格雷的畫像》，非常崇拜此時在文學圈子裡已是爭議四起的作者。兩人的第一次會面並無任何特異之處，只是進行了一般性的交談。

幾天後，兩人在阿爾瑪特俱樂部第二次見面。這次會面之後，王爾德開始被道格拉斯所吸引：後者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外貌俊美，舉止迷人，加上又是一位侯爵的兒子，這一切都促使兩人的關係加速發展。

從大約1892年5月開始，王爾德對道格拉斯的喜愛變成了迷戀，道格拉斯對王爾德的崇拜也轉換成迷戀，兩人開始密不可分了。王爾德不停地邀請道格拉斯與自己一起吃午餐、晚餐，給他寫信、寫便條、發電報，他也常常送禮物給道格拉斯，還為他寫了一首十四行詩。

道格拉斯的父親昆斯伯里侯爵，是位傲慢、脾氣暴躁、怪異，或許還有點精神不正常的蘇格蘭貴族，他最為人稱道的是發展和推進了業餘拳擊規則，即所謂的昆斯伯里規則，除此之外並無什麼可道之處。昆斯伯里侯爵剛開始並沒在意，甚至還有點兒得意，畢竟王爾德已是家喻戶曉的名人，但他逐漸開始認為王爾德對自己的小兒子施加了不好的影響，於是寫了一封信叫兒子離開王爾德，回到家裡來。但道格拉斯回信拒絕了父親。

1892年年底的一天，王爾德與道格拉斯正在皇家飯店吃飯，發現昆斯伯里正在鄰桌窺視他們。王爾德要求道格拉斯去請他過來，介紹大家認識，昆斯伯里侯爵雖不情願，但還是過來了。兩天後，昆斯伯里侯爵給兒子寫信，說自己收回以前對王爾德的所有評價，他認為王爾德是位迷人、聰明的紳士。

但這種相對友好的友誼並未維持很長時間。1894年初，昆斯伯里侯爵聽到了各種關於王爾德與道格拉斯的傳言。之後，侯爵認為王爾德很可能是位同性戀者，於是就開始寫措辭嚴厲的信，要求兒子終止與王爾德的關係，若不斷絕與王爾德的關係，就斷絕他的經濟來源。道格拉斯在回複電報中反唇相譏：「你是一位多麼可笑的小男人！」

接到兒子的電報，昆斯伯里侯爵更加惱羞成怒。4月3日，他在給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的電報里說：「你這個目空一切的小無賴。如果我再看到你和那個人在一起，我就用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公開侮辱你們！我已經在秘密計劃此事了。我喜歡公開的方式，無論如何我不會允許這種狀態繼續下去。除非你們斷絕交往，否則我就實施我的威脅計劃。」

成為一對父子的發泄工具

昆斯伯里侯爵開始像瘋了一樣出沒於王爾德與道格托斯經常光顧的酒店，放口風說下次若再見到兩人在一起就「打爛」他們。

王爾德此時已經感覺到一種可怕的威脅正慢慢逼近自己，他曾對道格拉斯說過，他不願意捲入他們父子之間的衝突，不願意做他們彼此發泄仇恨的工具。也許更重要的是，他不願被昆斯伯里侯爵糾纏，因為他知道，以自己現在的名譽和地位，與昆斯伯里侯爵無論怎樣鬥爭，最終自己都是得不償失。但道格拉斯卻始終鬥志昂揚，恨使得他什麼也看不見了。

道格拉斯通過律師正式通知父親：自己將拒絕昆斯伯里侯爵給自己提供的經濟幫助。昆斯伯里侯爵非常傷心。事情走到這一步，王爾德顯然也沒料到。他後來在獄中以淚洗面時，對這件事的發展過程做了這樣的總結：

「你的律師寫給你父親的信的結果，當然是逼著他走得更遠。你使他除了繼續下去別無選擇，你迫使他面臨著要麼是保持名譽，要麼是毀譽的兩難選擇。你的逼迫無疑對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我並不認為他已真的放棄了這件事，他身上強烈的家族本能使他對你的恨與你對他的恨一樣持久、強烈，我只是你們兩人的工具、借口，既是你們的一種攻擊方式，也是你們彼此躲避的方式。他對罪惡的熱情不只是個人性的，而且也是家族性的。如果他對這件事的興趣剛有一點點消退，你的信和電報就會很快又把他的興趣刺激起來，使其回復到源於遠古時期的熱情。你的信和電報確實成功地起到了這種作用，你父親自然也就進一步與我較量下去。」（《獄中記》）

命運的無常安排

1894年5月，在朋友的建議下，王爾德去諮詢了律師，想知道昆斯伯里侯爵信中關於自己和妻子的言論是否可以訴諸法律，或可以採取什麼辦法阻止昆斯伯里侯爵的激烈和侮辱性的行動。他與高級律師、經驗豐富的犯罪學專家，後來成為他的法庭辯護人的查理·奧克塔維烏斯·休姆夫雷斯認真討論了這件事。後來，道格拉斯的堂兄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榮譽，與王爾德達成協議，讓昆斯伯里侯爵道歉，而王爾德則不再繼續追究此事。7月13日，昆斯伯里侯爵回信拒絕道歉。

1895年1月，結束了《誠實的重要性》的綵排之後，王爾德為了逃避昆斯伯里侯爵的追逐，帶著道格拉斯到阿爾及爾旅行，但昆斯伯里侯爵並沒放過他們，而是仍用威脅性的電報追蹤他們。

實際上，這次旅行是一次錯誤的逃避，王爾德等於給昆斯伯里侯爵留下了足夠的時間搜羅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如果他留在倫敦，採取斷然的行動，歷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樣子了。

1895年2月14日，《誠實的重要性》首演，昆斯伯里侯爵密謀在首演之夜設法弄到一個座位，在演出中間向觀眾發表演說，侮辱劇本和演員，並在演出結束王爾德走到幕前時，向他扔垃圾。這顯然是想通過詆毀作品來摧毀作者名譽的詭計。但他得意忘形，在別人面前誇口說出了他的計劃。王爾德得知後精心做了安排，通知了警察。當昆斯伯里侯爵帶著他的拳擊手來到聖詹姆斯劇場時，發現各個入口都有警察把守，他使盡渾身解數也進不去，在劇場外徘徊了三個多小時，最後才罵罵咧咧地走了，臨走在劇院門口給王爾德留下一把「奇形怪狀的蔬菜花」。

2月18日下午4點，昆斯伯里侯爵來到阿爾瑪特俱樂部（王爾德為其會員），讓看門人轉交給王爾德一張寫有諷刺話語的卡片，看門人在卡片上記下收到的時間，然後裝進一隻信封。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據王爾德後來說，他又失去了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在昆斯伯里侯爵留下明信片後的兩星期內，王爾德和道格拉斯以及後者的一個朋友一起住在艾馮達勒旅館，三人一起住了10天，花費甚巨。道格拉斯兩人離開後，王爾德本希望到法國長期旅行，但因欠旅館的房費，無法成行。

2月28日，王爾德來到這傢俱樂部，看門人如約將卡片交給了他。讀完卡片，王爾德立刻給道格拉斯和另一位摯友羅斯寫信，讓他們抓緊時間來商議此事。當晚11點30分，羅斯趕到王爾德那兒。道格拉斯已在那裡。羅斯建議王爾德立刻去見律師，由律師申請以誹謗罪逮捕昆斯伯里侯爵。第二天，三人一起去見休姆夫雷斯，後者讓王爾德發誓自己所說一切屬實，王爾德發誓，這位律師說：「如果真是這樣，你贏定了。」他答應申請逮捕昆斯伯里侯爵。

錯誤時刻的錯誤決定

現在的另一問題是：王爾德已成負債之人，難以支付訴訟。

道格拉斯答應由自己提供所有必需的花費。聽了道格拉斯的話，律師立刻開始著手辦理此事，王爾德則急忙去了警察局。但實際上，道格拉斯辛苦一番也只借到360英鎊。3月3 日，昆斯伯里侯爵被捕，並以誹謗罪被起訴。

查理·休姆夫雷斯在法庭陳述中解釋了王爾德提起訴訟的原因，並傳喚了阿爾瑪特俱樂部的看門人西尼·懷特和執行逮捕的警察，聽過證詞之後，法官宣布案子推遲一周審理，侯爵取保候審。第一次出庭為昆斯伯里侯爵辯護的律師是喬治·列文斯，他是王爾德家的常客，他顯然不願意再牽涉進這個案子，所以決定退出，昆斯伯里侯爵臨時找到了愛德華·卡森。

卡森與王爾德曾是大學同學，雖然在大學期間和畢業之後兩人的關係都很一般，但與自己的同學打官司的確也不是讓人愉快的事，另外他對打贏這場官司也沒信心，直到律師事務所告訴他已經找到一個名叫查理·帕克的證人，可以證明王爾德與他曾在薩瓦旅館發生過猥褻行為，他這才決定接下這個案子。

3月9日上午11點30分，法院重新開庭，這次聽證會座無虛席。法庭上的王爾德猶如站在了演講台上，法庭聽眾的擁擠顯然進一步給他造成了這種感覺，炫耀的心情一下猛漲起來，這種作秀的誘惑後來證明對他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這次審訊最後以昆斯伯里侯爵再次取保候審結束，中央刑事法庭下次開庭期間再重新審理和判決本案。

此時距下次開庭時間實際上已不到三周了，對雙方來說準備時間都不多。休姆夫雷斯決定請一個在各方面都堪與卡森媲美的著名律師為王爾德辯護，他最後想到了當時倫敦法庭的著名律師愛德華·克拉克爵士。他帶著王爾德來見克拉克，雙方簡單地交談了一會兒之後，克拉克對王爾德說：「王爾德先生，如果你能以英國紳士的名譽向我保證對你的指控沒有任何事實根據，我才接這個案子。」王爾德馬上站起來以自己的名譽嚴肅地保證說：「對我的指控絕對是錯誤的，沒有任何根據。」王爾德莊重而嚴肅的誓言最終促使克拉克接下了這件案子。只不過後來他才意識到，這是一個錯誤的時刻做出的錯誤的決定。

被堅定的決心

與此同時，就在附近的律師事務所里，昆斯伯里侯爵的辯護律師們也在積極準備反控王爾德。實際上，自成為被告以來，昆斯伯里侯爵就僱傭了私人偵探到處刺探王爾德的私人生活，尋找可以使王爾德名譽掃地的證據，而且小有收穫。通過一個嫉恨王爾德的演員兼作家查理·布魯克菲爾德和一位了解王爾德及其生活圈子的妓女提供的線索，這位偵探找到了許多年輕男同性戀者的名字和地址，以及其他和王爾德有關的材料。

大戰在即，王爾德本應留在倫敦，與律師合作，靜心思考應戰的策略，但道格拉斯堅持要去法國南部的蒙特卡洛，去享受一段大戰前的自由呼吸，就像以前一樣，對道格拉斯的要求王爾德總是無法拒絕。兩人離開了倫敦，來到蒙特卡洛。道格拉斯沒日沒夜地賭，王爾德因為對賭博毫無興趣，就孤零零地留在賭場外邊。

大約在開庭前一周左右，王爾德才回到倫敦，那些真心希望他幸福的朋友，其中就包括王爾德兩個最著名的文壇好友蕭伯納和弗蘭克·哈里斯，懇請他帶著妻子儘快離開英國，到相對寬容的法國去繼續寫作，不要面對一個不可能取勝的判決，因為陪審團不會判決一位父親有罪。道格拉斯當場表示反對，他轉身對王爾德說：「你如果聽他們的話就是懦夫！」說著從桌子旁站起來。「你們這樣做不是我的朋友！」王爾德隨聲附和，也從桌子旁站起來，與自己的俊友一起離開了酒店。　　

克拉克似乎遠沒王爾德輕鬆，他的當事人一回到倫敦，他就緊急召見他，磋商出現的新情況。任何人都能看出，昆斯伯里侯爵搜集到的證據已經遠遠超出文學的範圍，王爾德的實際行為與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的確構成了激烈的衝突。若換成別人，面對這麼多新的不利於自己的證據，肯定會心慌意亂，但王爾德仍然是那副事不關己的漠然態度。當時道格拉斯也在場，他的在場顯然堅定了王爾德的這種態度。

他相信自己的名聲和地位可以使自己免除一切不利影響，所以他要靜等勝利的到來。實際上，關注這件案子的人越多，王爾德就越是看重這次炫耀自己口才的機會。維多利亞時代的嚴苛道德觀，在他看來就像劇中的諧語智言一樣，抖抖衣袖，張張口，就可博得滿堂喝彩。

開庭審理昆斯伯里

1895年4月3日，奧斯卡·王爾德訴昆斯伯里侯爵誹謗案在老貝利法院開庭，法庭依舊座無虛席。最先進來的是昆斯伯里侯爵，他看起來沒有一點貴族的氣派，身穿藍色獵裝，手裡拿著帽子，獨自站在被告席前。過了一會兒王爾德才進來，他身穿一件時尚大衣，扣孔里插著一朵花，徑直走到自己的律師面前，輕鬆地與他們交談。而在另一間房裡，昆斯伯里侯爵召集起來的一群年輕證人在抽著煙說笑。

簡短地問過證人——阿爾瑪特俱樂部的西尼·懷特之後，王爾德開始接受庭審。

昆斯伯里侯爵的辯護律師愛德華·卡森對王爾德的訊問很有技巧，他的訊問圍繞兩方面：文學方面和事實方面，都集中在王爾德過去的各種關係。

在接受訊問的過程中，王爾德盡量用無禮的回答使整個程序顯得可笑。他的回答與眾不同，充滿睿智，哪怕前後矛盾，他就是要讓嚴肅的法律程序在自己風趣而輕率的回答中變得輕鬆一些。他在調侃、打趣、諷刺，似乎渾然忘了這是在法庭，而不是在酒吧和咖啡館。

當卡森開始問王爾德與幾位年輕人的關係時，王爾德明顯開始感到不舒服了。當卡森出示一些精緻的衣服，鑲銀的手杖等物品時，王爾德承認這些東西是自己送給年輕朋友的。卡森懷疑這些禮物並不是送給「智慧精英」，而是送給報童或失業者，有時甚至是目不識丁的人。王爾德對此的解釋是：「在我眼中沒有任何社會地位之分，對我來說，年輕，只是年輕，就是極其奇妙的，我寧願與一個年輕人談半小時，也不願在法庭上被人訊問。」

當卡森在對昆斯伯里侯爵的辯護詞中宣稱他要傳喚一系列與王爾德有性聯繫的年輕人出庭時，法庭的氣氛開始變得緊張起來。愛德華·克拉克意識到自己的當事人處於非常嚴重的危險境地。因為根據1895年法案，即刑事法修正草案，任何帶有「粗俗傾向」的行為都是犯罪。這一法案還規定，同性間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可以被視為犯罪。

當天審判結束之後，愛德華·克拉克當晚與自己的當事人會面，他一見到王爾德就告訴他：根據目前的情況，幾乎已無任何可能讓陪審團宣判一個竭力要將兒子從一種罪惡關係中拯救出來的父親有罪。克拉克請求王爾德准許他撤訴。王爾德同意了。第二天，即4月5日上午，克拉克宣布撤訴，昆斯伯里侯爵被無罪釋放。

王爾德反被捕

審判結束當天，昆斯伯里侯爵的律師就向檢察官提交了一份他們本來要傳喚到庭的年輕人的證詞副本。法律機構立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運作起來。當天下午3點半，蘇格蘭檢察院的檢察官出現在法官面前，要求法院簽發逮捕王爾德的逮捕證。5點，逮捕證簽發，一位報社記者跑來告訴王爾德逮捕證已經簽發，王爾德一下子「臉色灰白」。他一動也不動地坐著，一杯接一杯地喝著酒。6點20分，王爾德在卡多根旅館被捕。

1895年4月26日，王爾德被控有傷風化案在老貝利法院開庭審理。一隊年輕男證人承認曾幫助王爾德滿足他的性癖好，並且幾乎人人都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痛心疾首。這些人的證詞讓王爾德非常痛苦，他後來將自己與這些人的交往比作「與野豹同游」。

審判進行到第四天，王爾德站在了證人席上。他在第一次審判時的那種盛氣凌人的神態不見了。他安靜地回答問題，否認自己有過任何猥褻的行為。

愛德華·克拉克隨後代表自己的當事人進行了有力的結案陳詞，他最後要求陪審團「還如今我們這個時代一位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文學家以清白，而還給他清白，也就是清除了社會的一個污點」。克拉克的辯論總結聽得王爾德熱淚橫流，他匆匆寫下表示感謝的便條，轉給自己的律師。

陪審團討論了三個多小時，最後得出結論：許多指控無法成立。5月7日，王爾德交了保證金後獲釋，在第二次審判前的三周內，王爾德有充分的自由。

在第二次審判時，自由黨政府決定無論如何要對此案作結。在王爾德一案中，政府的介入顯然非常不利於王爾德，而政府之所以想儘快了結此案，據說與當時的首相羅斯伯里有直接關係。據說羅斯伯里在做外交部長期間，與昆斯伯里侯爵的另一位漂亮兒子弗朗西斯·道格拉斯之間有同性戀關係。就在弗朗西斯意外死亡之後不久，昆斯伯里侯爵開始暴跳如雷地向王爾德尋釁。有人說此時昆斯伯里侯爵或其他人威脅羅斯伯里，若不判決王爾德有罪就披露這段隱情。有意思的是，據說在宣判王爾德之前的兩個月內，羅斯伯里一直患有嚴重的失眠症和憂鬱症，但宣判之後，他的這些病都突然消失了。

對王爾德的第二次審判由英格蘭高級檢察官、副檢察長弗蘭克洛克伍德主持。雖然在很多方面這次審判與第一次相仿，但這次審判顯然避輕就重，集中關鍵證詞進行詰問。經過三小時評議之後，陪審團做出判決：王爾德罪名成立。法官宣布王爾德被判入獄服苦役兩年。

（原載於《看歷史》2013年11期，摘編自《審判王爾德實錄》，孫宜學編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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