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球帝：關於踢球的三種敘述
真正意義上的野球是什麼？荒地，沒有邊界，沒有裁判，沒有人數限制，甚至不需要打招呼，你只要衝進去就自動開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直至最後天黑人散。
踢野球的人，共同特徵是：沉默，異常投入，但似乎也不打算真正融入。他們就像一群高齡大象，在野地的奔跑中估算著自己離場的時間。
野球帝：關於踢球的三種敘述
一
怎麼會有人不願意踢球呢？
文 布朗
一年中多數的周末下午，氣候乾燥的北京市北四環邊的太陽宮足球俱樂部某塊球場邊，總會有一撮愁眉苦臉的中年男人。他們球衣參差，面目各異，但臉上都帶著一種不合時宜的憂愁。其中一些人顯得憂愁，是因為他們天生長相如此，還有一些，則是由於對即將到來的兩小時比賽沒有把握。
這種焦慮有其數據依據：到場人數超過十二人，人群狀態明顯活躍，甚至有些竊竊自喜；到場人數低於十人，一定程度的內心崩潰可能發生；如果低於八人，群體潰敗則不可避免。面對一個明顯看起來和跑起來都過大的球場，大家因絕望而直接悻悻回家，有時也會勉強進行一些簡單的速度競技，像打籃球一樣互相羞辱，最終還是悻悻回家。
作為該群體的一員，雖然屢屢經歷，但眼前發生的這一切依然讓我感到震驚。在15年前，這樣的情景是不可想像的。
怎麼會有人不願意踢球呢？
我第一次踢球是在14歲。我記得那是一個下雨天，我作為初中生，因湊人數得以加入高中生的表哥的臨時比賽。越過坑坑窪窪的積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踢中這個球，接著它幾乎是隨機地飛向任何地方。
自那時起，我開始踢球。我所在的于都縣位於江西南部，靠近福建和廣東，和大多數內地縣城一樣，它乏善可陳，沒有特產，也沒有典故。雖然已進入21世紀的初始階段，但房地產還沒像現在一樣重塑中國。除了城中一條商業街，你往任何方向步行20分鐘都能看見農田。那時的縣城郊區和現在的郊區尚有差異，今天你只看見密集的居民樓下無主的垃圾堆和野狗。但在那時，你可以看見樹木，村莊，以及新鮮的牛糞。
我已經摸過表哥（另一位）的電腦，但距離第一次使用互聯網還要3年，距離縣城第一家網吧的出現還要5年，距離第一次使用iPhone還需要8年。作為住校生，除了租武俠小說在廁所里看，我的靈魂之光，快樂之源，都與足球有關。
於都中學操場是當時縣城唯一一塊標準操場，因為它真的有一圈跑道。這個操場承接了縣裡的很多集體活動，不過大多數時候，它只是一個操場。在體育課時，好幾個年級會共享它，但放學後，幾乎所有人都會共享它。
下午5點過後，大概會有4-8隻球隊在這塊泥地上同時比賽。這在今天是很難理解的，因為參與人數如此之多（每支球隊人數幾乎不做限制），你是否在參與一場足球比賽，成了一件非常主觀的事情。你跟著跑2小時但並沒有得到一腳傳球，這很正常。除了年級里的球星，其它人經常不清楚自己的隊友，也不清楚自己的對手，他們只是跟著足球做著不規則的布朗運動。兩邊的球門裡都站了幾個守門員，他們辨認對手，做出撲救，並且確保不要撲錯。灰塵是如此之大，以至於遠看球場像一個煙霧裝置，裡邊人影綽約，偶爾有一個跑出來，那是因為球不小心被提踢出了邊界。他很快就會跑進風暴的中心，並重新消失。
只有打架厲害的高年級球星可以清場，並得以舉行一場相對嚴肅的比賽。到那時，跑道上圍滿了羨慕、嫉妒，敢怒不敢言的低級別球員。
所有人都踢得很爛，但所有人竭盡全力。世界盃期間的球星們—比如羅納爾多—使用過的動作，第二天都會被在操場上拙劣模仿。富裕家庭的小孩穿著帶鋼釘的球鞋在泥地上奔跑，那種聲音至今想起來依然不寒而慄。但沒有人真的受傷，沒有人質疑，踢得差的人在跑道上用書包擺門，踢得更差的拿著球對著樹踢，每個人都在行動，幾乎不談論足球。
今天發生在北京太陽宮的一切則是反的。今天即便我們真的在場上跑動，語言也像煙霧一樣在事實上統治著比賽。大家自嘲，互相譏諷，並把任何一個適宜索引足球典故的場景反覆提及。
「太陽宮的卡里克傳了一腳好球」，「本周是否有球，那得看太陽宮布拉特的心情」，「太陽宮球王迴光返照」……類似的對話維持著整個有比賽的下午。多數時候，對話的密度與比賽質量成反比。最後我們坐到了場邊，開始了對本周國際足球比賽的展望與點評。如果這一晚自己喜歡的球隊贏球了，就在微信群里發紅包慶祝。
足球成了一種更多用於表達的主題。在我過完30歲生日，我突然意識到，諸如其它眾多關係，「足球vs自我」也是一個從實體走向虛無的過程。從14歲時寧願逃課一天到晚踢球，到後來有規律地踢球，到沒辦法有規律地踢球，到只能偶爾踢球，到在沙發上看別人踢球，到最後只通過比賽新聞抽象地談論足球。這種逐漸抽離的過程既讓人難以忍受，卻又自覺不可逆轉。很大程度上，正是對於淪陷於虛無的憤怒，導致我一次次努力走進球場。
足球對於中年人的真正打擊在於：與他們同齡的球員多已退役，當他們可以負擔袋鼠皮專業球鞋和夜光球場時，身體卻開始力不從心。也就是在30歲後，我發現足球成了一種更為象徵的東西。上個賽季，我沒有錯過我喜歡的阿森納俱樂部的包括足總杯在內的任何一場比賽，我比過去更期待周末，因為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就可以上場踢球了。我祈禱天氣，祈禱到場人數，祈禱傍晚散場時恰如其分的一陣晚風。
我會想起過去一起踢球的另一群中年人。在我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今天廣州最貴的珠江新城是一片長滿荒草的曠野。每天下午，上面總奔跑著一大群踢野球的人，我也曾忝列其中。
那是真正意義上的野球。荒地，沒有邊界，沒有裁判，沒有人數限制，甚至不需要打招呼，你只要衝進去就自動開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直至最後天黑人散。那時，總有一些中年人和疑似逃課的初中生一起參與這種馬拉松球賽。除了少數幾個熱愛喊叫的本地人，他們多數都只是沉默地追著球，他們可能是附近的廚師，對面報社的編輯，附近住宅樓的居民，或者是第二天就要返鄉的外地人。
他們的共同特徵就是：沉默，異常投入，但似乎也不打算真正融入。在今天的我看來，他們就像一群高齡大象，在野地的奔跑中估算著自己離場的時間。
二
一個棗核的春天
文 胡纏
去年十月，我給自己制定了一個充滿野心但毫無現實意義的目標，我要成為一個在野球場上過人如草芥，三步趟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野球帝。這個目標對我沒有任何實際的用處，但卻非常難，作為一個中老年足球愛好者，我踢了有二十多年的球，但從來就不是一個過人類型的隊員。
我第一次踢球是高中，高二的體育課上我選了足球，因為不踢球就只能選做操和排球，那時候只有女生才選這兩項。我真正喜歡上踢球是高三暑假，那時我們在等錄取通知書，無所事事，幾乎每天都和一幫同學跑去附近的一所大學踢球。有一次剛踢一會兒就下起了雨，很快土操場變得泥濘，我們就到旁邊水泥地面的籃球場接著踢。踢到一半變成了真正的大暴雨。雨水帶著重量砸在身上，我需要不停地抹掉臉上的雨水才能看清隊友和球，我的雙星牌帆布球鞋早就灌滿了水，跑起來會發出一連串嘰咕嘰咕的聲音，像是踩在了無數只牛蛙上。
那個暑假總共四十多天，我大概踢了三十多場球，人也黑了一截。現在回想起來，這幾乎是我生命中最開心的一個夏天，在這個夏天裡，我能記得的都是和足球有關的經歷。暑假過完了，我們這些一起踢球的同學收拾行李各奔前程，足球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這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不管在哪兒，做什麼，我幾乎保持了每周踢一場球的頻率，直到現在。
十七歲才開始踢球，即使對一個業餘足球愛好者來說，也已經太晚了。所以這麼多年來我踢球從沒有以技術見長過，在球場上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我的耐力非常好。我的心率常年穩定在每分鐘五十幾下，呼吸綿長，能跑，肯跑，跑不死。即使是現在，我在兩天內連踢兩場11人的比賽也能應付得來。對於踢著玩來說，如果你像我一樣技術一般，但有基本團隊配合意識而且體力超好的話，也已經足夠了。我的過人和帶球技術既不需要提高，我也不知道怎麼提高。比如考驗一個人球感的顛球，我最多一次才顛了十幾個，還是蒙的；至於帶球過人，我能做得出來的動作超不過仨——按專業的說法，這叫「有球技術粗糙，並且已經定型」。
我知道在足球愛好者這條路上（如果有這麼一條路的話），我的人生軌跡應該會是從一個技術一般很能跑的小夥子，慢慢變成了一個技術依然一般但依然很能跑的，矯健的，老大爺。雖然我也會羨慕那種用各種假動作晃過對手後依然保持身體平衡的過人高手，但我相信踢足球和彈鋼琴一樣，需要天賦和從小的積累，而這兩樣我都沒有。
但也許是因為中年危機，也許是為了挑戰自己，在去年十月份，我給自己制訂了一個成為球場過人王的目標。我推算過，這個目標的難度應該和熊貓阿寶想成為神龍大俠、兔子朱迪想成為Zootopia里的最優秀警察、或者和無敵破壞王Reilly老師想獲得一枚英雄勳章的難度差不多。考慮到他們都生活在動畫片世界，編劇大人最終都會讓他們吃到那個夢想中的甜棗，在我的這個腳本里，這個甜棗只能靠自己，而且是從種下一顆棗核開始。根據民間傳說，吃過之後吐出來的棗核是不能長成棗樹的，理由(居然是)沾過了唾沫；根據百度知道，還是可以長出來的，只是成苗率奇低，一般多用嫁接法種植。還好，是奇低，我對自己說，不是零。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就是那枚被吐出來，不被看好的棗核。
從去年十月初到今年春天，我進行了大約六個月的練習。從目前結果看，這個棗核它竟然發芽生根，而且還吐苗了。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我這個大齡業餘足球愛好者人生軌跡的方向（如果有這麼一個方向的話）將會毋庸置疑地被徹底改變。我有預感，在這條軌跡的另一頭，將很有可能站著一個技術並不遜色於他的跑動能力的矯健的老大爺。如果我再勇敢一點，我應該說，我可能會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人到中年的，在足球生涯晚期突然開竅的，從一個「技術粗糙已定型」轉型為一個「技術細膩善於過人」的，選手。
我決定開始練球，和我在工作中看到的一個資料有很大關係。我工作的一部分需要調研很多高效學習的具體案例並分析背後原理。其中有個資料是拿巴西足球做案例，分析足球王國巴西為什麼能夠源源不斷地培養燦若星河的足球運動員。我們通常聽到的解釋是基因、人種，環境氣候以及狂熱的足球文化等先天和後天的因素，但這個資料指出，這些因素無法解釋為什麼巴西只是在50年代後期才突然崛起（在此之前是匈牙利稱霸世界足壇）。特別是以球王貝利橫空出世為標誌，巴西連續獲得了1958，1962年兩屆世界盃冠軍，此後又三次奪冠，冠絕古今。同樣是從50年代起，巴西開始湧現出大量技藝精湛的超級球星。為什麼在其他條件沒什麼變化的情況下，此前的巴西卻並沒有出現這樣傑出的足球成就呢？
根據這個資料的研究，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些可能對足球發展有利的因素外，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其實是因為巴西從50年代初，一種新的足球訓練方式廣泛流傳開來。這種方式使得巴西的青少年球員獲得了比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同齡者更高效的訓練效果，特別是更高超的控球技巧。
有趣的是，由於實際訓練中教練往往是經驗主義的，也就是說他們什麼方法都會用，所以要分離出哪些方法更有效，當事人自己反而未必說得清楚。
第一個從技術上揭開這個謎團的，是一位來自英國的教練Simon Clifford。 他帶著攝像機轉遍了巴西，希望找到巴西足球崛起的秘密。在聖保羅的足球學校和巴西街頭，他發現大量的小球員並沒有踢足球，而是踢一種叫做futebol de salao的球。這種球體積只有足球的一半大，重量卻是足球的兩倍，而且幾乎沒有彈性。這種球的特性更適合在水泥地面或者木板地上踢，快速沉重，對技術訓練價值極大。
futebol de salao源於烏拉圭，傳到巴西後被改良和本地化，在50年代初普及到巴西全境，是現代五人制足球的原型。Clifford教練的調研結果是，這種方式正是巴西球員技術崛起的真正原因。
在這份資料里，他有一些更具體的技術分析，比如由於這種球體積小，使得踢球者必須更精確地觸球，球比較重，意味著球員的腳腕控球變化大量增加，此外，這種五人制小場地踢法，使得球員每分鐘觸球的幾率是11人制踢法的6倍。這幾點加在一起，構成了學習控球技術最關鍵的要素。當這些小球員開始踢大一倍的標準足球時，他們會發現觸球面積大了很多，球也變得更容易控制了——原理類似你帶著沙袋走路跳躍，摘掉之後會覺得身輕如燕。
我開始上網尋找這種巴西足球。雖然沒找到，但我下單了比標準足球小一號的4號低彈力室內足球。這種球比5號足球小一半，也重了不少，是最接近的版本。
Clifford教練後來在英國利茲老家開了所足球學校。他租了空房子改裝成室內足球場，開始訓練當地的孩子們踢這種沉重的室內足球。為了製造氣氛，他還在孩子們練球時播放桑巴舞音樂。4年後，Clifford足球學校的球隊在14歲年齡組別的比賽中上先後擊敗了蘇格蘭和愛爾蘭代表隊，其中一個叫Micah Richards的孩子在18歲時就入選了英格蘭國家代表隊。
看完這個資料後，足球已經送到家，我也開始試著進行顛球練習了。當然，那時候，我不知道自己能練成什麼樣，但有一點是確信無疑，我打踢球起，還從沒這麼認真又耐心地練習過呢。
六個月後的結果證明，我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三
踢球很重要，但絕非特別重要
文 王琛
踢完球，三十五歲的海帶先生平躺在草地上，把自己擺成了一個大字。我拿起手機，對著他拍了幾張照。這時是北京下午六點，風還在，陽光快沒了。海帶先生擺完大字，又把雙手枕到頭下，面朝天，把球場當成了一張大床。我脫掉了球鞋和球襪，坐在海帶先生幾米外，涼風吹進衣服，吹過汗津津的背，我的心跳慢慢降下來。更遠處是胡纏老師，他端坐著喝水，身邊是一個巨大的運動箱包，每次踢球他都穿戴充分的保護器具，除了常見的護腿板，還有護膝和護腰。胡纏四十歲了，大概和年齡有關，很注意保護自己，怕受傷。此刻他就坐在那裡，不說話，似乎眼裡什麼都沒有。
風吹日落，每個人都處於賢者時刻：踢完球後無欲無求的時段。每個星期，這種時段我們只有一到兩次。球場在大望路附近一家健身館的三樓，年久失修，但每周三下午還是能吸引十幾個人。海帶先生以前是一名雜誌工作者，後來加入了互聯網公司，成為一名產品經理，主導開發了一款手機社交軟體。前年底我來北京工作，曾和他是同事。認識以後，他就約我踢球。經過朋友介紹，胡纏後來加入了我們。
我還不到三十歲，在三個人里年齡最小。在足球場上，年輕往往意味著擁有了一切：良好的體力、可觀的速度、敏捷的反應。海帶經常就這一點表達對我的羨慕。有時，他掀起了衣擺，露出微張的小腹，拍打幾下，告訴我，自己人近中年，身體條件已經走在了下坡路上。他總結自己的狀態後總是抿一下嘴，盯著我，眼裡有種聽之任之的態度，那種態度比無所謂重一點，比無奈輕一點。
除了因啤酒和加班引致的小腹凸出，海帶在球場上成功率較低的突破過人，也宣示著他的日漸老邁。突破過人是未經訓練的野球運動員較為鍾愛的行徑。皮球滾來滾去，好不容易滾到自己腳下，帶著老來得子的喜悅，我們盤帶、拉球、做假動作，總是不捨得把它交給別人。有一天下午，海帶十數次的突破過人無一成功，他以自嘲結束一天的失敗：他蹲了下去，單膝跪地，一隻手扶住地面，抿起嘴，抬頭對我說，不行了，我老了，你上。
這幾乎是每個下午最動人的時刻，吻合了他的失敗氣質。從幾乎必然的遲到開始，海帶先生就宣示了自己的態度：踢球這件事情重要，但絕非特別重要。我出門前，就在微信上與海帶聯絡，他的回答總是很簡單，常常是一個字：踢。
胡纏相反，他通常會問我一堆問題，比如人夠不夠，誰帶球，穿什麼顏色衣服——在第一次踢球前，他甚至讓我詳述了球場的草皮狀況以決定穿哪種足球鞋，在得知球場附近容易堵車後，他告訴我自己決定不開車，選擇地地鐵。我到場後，胡纏通常已經到了，他穿戴了大量的裝備，在場邊做著一系列熱身動作，看上去像是為此項運動修行多年。
等我們人數湊齊，踢了一會兒，海帶終於出現了。他像是一個刺客從遠處走近：黑色T恤、黑色短褲、黑色的近似絲襪的長襪和黑色球鞋，頭戴耳機，他的步伐不急不慢，雖然面無表情，卻隱隱含有一種萬事如意、一切恰到好處的從容。摘下耳機，海帶這才走進球場。我和他打一個招呼，鬆了一口氣。在他缺席的時候，我懷有一種緊張的期待感，他一到場，這種感受就消失了。
由於熱愛盤帶和單打獨鬥，在球場上我總被海帶詬病。每逢我因為粘球導致進攻失敗，遠處要球而不得的海帶就會痛罵幾句，擺擺手，以示憤懣和不屑。防守時，被突破後我就放棄了回追，海帶走到我面前，嚴厲指出：你這是典型的傻逼阿森納踢法，過於散漫——我和海帶都是阿森納隊的支持者，這種對話我們彼此心領神會。胡纏的發言則以積極態度為主，他拍著巴掌，鼓勵大部分成功進攻和防守，也經常提出站位的調整。
在賢者時刻，海帶則會平靜下來，聊幾句人生。今年三月的一天，我們換了鞋，吹了風，前後走下樓。從球場走到一樓，要經過幾乎六十度坡度的三層樓梯。樓梯是鐵的，走上去咿呀作響。在樓梯上，我走在前面，海帶少有地扶了兩下我的肩膀，說，我來北京八年了。
我感覺到了他的抒情需求，心裡有點興奮，誇張地引導他：我操，這麼久了？
樓梯里昏暗，我們小心轉角。他沉吟了一下，說，我來北京以前，認為自己三十五歲時會成為一個很有錢的人。想不到，馬上到了，時間過得太快了。
我走在前面，沒有看到他的表情。我感到這種話題有些沉重，就沒有說什麼，我想了一下，這是我來北京的第二年。走出樓梯，我們穿過霧氣繚繞的洗浴區，走出了大樓。天已經黑了，海帶戴上了耳機，他就住在幾百米外的公寓里，月租八千。我要走大約五百米，坐地鐵回到東五環外。踢球這件事情，就在每周三的下午結束了。它很重要。
布朗：互聯網從業者。
胡纏：曾做過劇本醫生、翻譯、和專欄作者，現從事學習技術產品的研究和開發。
王琛：記者，正午前員工。
題圖：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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