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終生遺憾：自言一生就剩這一件事
鄧小平會見首次訪華的撒切爾夫人（資料圖）
1989年5月16日中午，鄧小平設宴款待前來中國訪問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席間，兩人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戈爾巴喬夫：「現在我要完成我國領導人的一項委託，即邀請你去蘇聯訪問。」
鄧小平：「我出國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決了柬埔寨問題，那我真的要到蘇聯去。可能去遠東，也可能是莫斯科。現在已經過了3年了，我這個年齡不允許了。我感謝你的盛情邀請。」
戈爾巴喬夫：「但我們仍然向你發出邀請。一旦你得出結論可以訪蘇，我們將隨時歡迎你去。」
鄧小平：「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來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灣問題。調整了與日本的關係，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歸回香港，還未到期，但也確定了。這是對外關係問題。對內的參與，確定了基本路線，四個現代化這件事。一個政策，就是改革開放政策。四個堅持。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終身制度。這個沒能實現。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
領袖晚年，都會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遺憾，鄧小平也不例外。台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大業，毫無疑問就是鄧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遺憾。在85歲高齡的時候，鄧小平已經預見自己很難看到台灣回歸祖國的日期了。在這次談話中，他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晚年遺憾。
「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隻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
新中國成立前後，由於國民黨當局逃往祖國寶島台灣，再加上一些歷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灣，被人為地與祖國大陸分割開來。
由「一個國家，不同制度」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對里根說：「如果美國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對待台灣，不知哪一天，台灣又成為爆炸性問題。」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構想也逐漸成型。這一科學構想的核心，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由鄧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來的。這一提法，也是逐漸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民主柬埔寨領導人時，就中國統一的問題闡述了「一個中國，不同制度」的設想，他說：「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有不同的社會制度，這是史無前例的。實際上，真正統一了，台灣一個制度，香港一個制度，大陸一個制度。大陸是社會主義制度。」
5天以後，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明了實現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強調：「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他指出：「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鄧小平表達了台灣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他說：「我們承認台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區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鄧小平提出並闡發了「一個國家，不同制度」的設想後，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斷深化和發展的。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來自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者們。談話中，鄧小平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戰略思想。他說：
「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與台灣還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這種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
鄧小平接著提請來訪的客人：「各位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請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們對台灣、香港提出的解決方式。總要從死胡同里找個出路。」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對外使用「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提法。由「一個中國，不同制度」，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提法上更加準確和科學。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規範化。
1984年4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里根時，一方面直接地對這位美國頭號領導者表明了中國「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另一方面也批評了美國領導人的戰略誤區。他說：「和平是我們共同關心的首要問題。世界局勢不穩定，但爭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資格發動世界戰爭的還是美蘇兩家。美國應從4個航空母艦的政策中走出來，否則將同世界上十幾億人口結成疙瘩。中美關係前一段吵了一架，近來是好的。但說中美關係已進入了『成熟階段』，這種判斷不準確。中美關係的主要障礙還是台灣問題。希望里根總統和美國政府認真考慮中國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蔣經國翹尾巴的事情。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準備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一個國家有兩種制度。海峽兩岸可以從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和平統一。如果美國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對待台灣，不知哪一天，台灣又成為爆炸性問題。」
1984年5月，在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提法，報告在講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時是這樣說的：「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鑒於歷史的經驗和台灣的現實，我們提出了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我們的各項建議和設想，都是誠心誠意的，通情達理的。對於台灣當局任何有利於海峽兩岸同胞接觸來往、增進了解和有利於祖國統一的言行，我們都將表示讚賞。」「我們認為，只要在和平統一問題上國共兩黨具有共同語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灣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任何猶豫、拖延，都是違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灣當局鄭重考慮。」
從此，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香港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構想，經過鄧小平高度概括以後，又經過全國人大會議的通過，「一國兩制」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文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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