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在1917年的樹林

文史 06-17

生長在1917年的樹林

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合歡花（攝影/劉化龍）

【一】

國家博物館的西南門外，有一株合歡。

每年冬去春來，她落盡鉛華的遒勁禿枝會飽綻出嫩芽，一日日長成羽狀的闊葉子。然後隨著初夏的來臨，於某一個偶然的清晨，我們打樹下走過，無意間抬頭——唔，片片華羽般垂拂著的茂盛樹葉中，不知何時竟已悄悄點綴起了幾朵粉色的花。眼瞧著，很快就滿樹繁花了。

這花兒生得玲瓏，花瓣彷彿那裊晴絲，千絲萬縷自花萼中鉤發出來，散成一柄柄打開的扇子模樣。粉紅絲縷的頂尖一點點微綠，顫顫裊裊的，像《長恨歌》里楊貴妃華髻上戴著的步搖在搖曳，或者多情少女的眼淚划過臉龐，在虛脫中裊娜拂起了無限想像和美感。

合歡花的性情也玲瓏，朝開暮合，清晨或者雨後，她的香氣格外馥郁，甜甜的一股子香，有如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據博物館的老人講，這合歡是館裡歷史最長的一棵樹。原來她的羽葉，她的香花，她的風情，在無言中，竟已見證過許多。

生長在1917年的樹林

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合歡樹（攝影/王碧蓉）

只是世事流水而過，樹不語。不語的樹，自有一股風範。

今年合歡花開的時候，國博迎來了「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蠟像藝術展」。展覽主要依據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史和主要文化成就，選取了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35位文化名人進行主題創作，分為國學、文學和藝術三個方面。

文學史意義上的「現代史」，是從1917年的文學革命開始的。當我們來到「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蠟像藝術展」，你會發現最先出場的人物，是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而這四位先生，又恰恰是文學革命乃至於其後，那場改變了中國史或者世界史的五四運動的靈魂人物。因此，姑且讓我們以文學史意義的「現代」，以1917年開始吧。

生長在1917年的樹林

國博「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蠟像藝術展」，蠟像人物：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

進入20世紀，我國社會面臨著急劇的變動。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901年直到五四爆發，古老的中國經歷著社會轉型的劇痛與跌宕。山雨欲來風滿樓，思想文化界在時代的大衝擊下，逐漸形成了以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三民主義為代表的三座陣營。1917年，文學界自新文化運動起開始醞釀的風暴，終於以呼嘯之勢，在上述蔡陳李胡四位先生的帶領下，橫掃文壇。新的語言模式、文學載體以及文化觀念，所向披靡地滲透到文學乃至於思想文化的各個角落，以一種決絕的姿態，拉枯摧朽地抨擊孔孟禮教，重估傳統文化和價值。

1917年對於當時的歷史是革命，而對於我們今天，同樣是早已形成的群體意識，影響著今天的生活。比如先驅者們吶喊過的：科學、民主、白話文……不都是我們今天的生活常態么?

然而歷史並非總是高歌猛進地一路狂飆，它會有回溯、有停留、有往複。而實際上，這正是歷史的理性所在，因為每一次看上去的「倒退」，卻是值得反思與冷靜的時候，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真正突圍，實現上升與進化。

所以，繼蔡陳李胡四位文化的革命者之後，展覽將我們引向了「清華國學四大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

生長在1917年的樹林

蠟像人物：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如果說之前的四位文學革命者，在對傳統禮教的「大破」以後，選取的「立」，是德先生賽先生(科學和民主)，即引入西方現代文明及其文化思潮、予以在中國本土實踐;那麼，這四位國學大師，則是在借鑒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回到本土，立足於民族立場，結合西方先進理念和方法論，致力於發掘本土歷史文化中的精髓，並將其發揚光大。

因而，有梁任公的《少年中國說》，有王靜安的《殷商制度論》，有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也有趙元任劃時代的語言學研究。

策展人說，這八位先生，奠定了展覽的格調和分量。我認同這個觀點。畢竟，我國的現代文化，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當中的任何一位。

或許在今天這個大師行遠的年代，他們每一位的名字，或者成就，並不都為人所知。可只要我們從這裡，知道了一些表層的信息，然後如果有機緣，你能帶著興趣再去了解多一點，為生命豐富一點層面、加深一點厚度——那就是本次展覽的意義所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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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像人物：魯迅

好了，從他們那裡，我們知道了展覽的基調，接下來，我們繼續參觀展覽洞然大開的局面。

看，魯迅先生在那裡，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他昂著頭，深邃的眸子凝視著虛空，嘴唇上一撇毅然決然的鬍鬚，好像一柄劍，一柄沉默中的利劍，即將橫空出世，刺破深厚絕望的黑暗，在洞悉一切的曠日孤獨中，執著地探索無望之望、無中生有。

然後，是郭沫若。他的話劇《屈原》，在抗戰時期的重慶上演。程光煒教授認為，抗戰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分水嶺，從此強調個人的文學主張轉為強調民族家國。的確，抗戰激發了國家危在旦夕時民族的凝聚力，同樣激發了文學為人生的因子。在戰爭的特殊年代，政治是文學逃無可逃的宿命，也是文學好風憑藉力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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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像人物：冰心與巴金

所以接著，我們會看到茅盾，看到巴金，老舍和曹禺。老舍和曹禺，都是傳統文化傳承的大家，身上有著深厚的民族底蘊。京味兒的人、物、景緻、習俗，之於老舍，簡直是信手拈來，隨便那麼冷眼一旁觀、一白描，就出神入化，可謂已至臻境。他坐在他的「茶館」里，木方桌，長條凳，桌上一套瓷茶具，周圍窗戶紙上勾勒出三教九流的人物，來了去去了來，熙熙攘攘，芸芸眾生。

曹禺也寫北京人，不過老舍是寫皇城根下的普通人，而曹禺，則擅寫沒落貴族。貴族一旦破敗下去，被侮辱被埋沒的程度與帶給人的痛慨感，甚過平民，因為眼瞧著他起高樓、眼瞧著他宴賓客、最後眼見著他樓敗了，那種忽喇喇似大廈傾的落差衝擊力，才更加蕩氣迴腸。那部《北京人》，有《櫻桃園》的影魅，腐朽都終將被詛咒，新生的註定會蓬勃，而最讓人嘆息的是，那些古典的美好的質素，卻也會變為時代的犧牲品、蒼白流逝。一句「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被古往今來敏感悲憫的藝術家，反覆吟嘆，一次次復生，一次次毀滅，一代代延續下去。

這個展覽的一大特色，是將所表現的人物置於具體的故事環境中。這裡的「環境」，或是人物真實生活過的社會環境，或是由他們所創造出來的藝術經典場景。

比如沈從文，是坐在他的「邊城」里。湘西鋪天蓋地的水與綠將他籠罩，吊腳樓、擺渡船、乃至於那名水靈靈的翠翠，帶著一身清新純樸的風與水，環繞在沈從文的周圍。

又比如錢鍾書，著一身長衫，立在他的「圍城」里。身為知識分子特有的精神惶惑，如四面圍城，將他團住、齊齊壓來。而他，信奉「雖千萬人吾往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拼力實現精神突圍。

再如朱自清，在欄杆這邊，目光複雜地凝視前方，凝視那個步履蹣跚、不顧年邁執意要為他買橘子的老父親。據策展人講，「朱父」是由真人表演，穿戴上民國的袍子、帽子，挎上包袱，在前邊略帶顫巍地走;後邊人拍下那個感動了無數人、深深烙印在我們腦海里的「背影」，然後用投影儀將影像投到牆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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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像人物：聶耳

現代文化是一條大江，不僅包括文學，也彙集著美術、音樂、建築、電影、戲劇等各種潺潺流水。並且，現代文化絕非象牙塔里的學問，而是和當時的社會民生息息相關，是將當時「國難當頭」的波瀾壯闊社會全景，內化到自身當中。因此，其歷史分量別具一格。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這個「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場景。典型的上海大廳里，聶耳坐在鋼琴前彈奏，他的兩邊，一位是田漢，一位是夏衍。30年代的上海波詭瀾譎，夏衍代表左翼力量介入電影公司，成功爭奪到影壇的「文化領導權」，為國內的戲劇和電影開闢出了新路徑。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義勇軍進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和精神。而這個片段，乃至於夏衍一生的傳奇與慷慨風骨，都在陳堅、陳奇佳教授的《夏衍傳》中得到記錄與彰顯。為此，劉小楓教授曾評價夏公是「智勇深沉的革命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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