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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開國:王齊翰《挑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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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開國:王齊翰《挑耳圖》



王齊翰《挑耳圖》


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收藏一幅南唐畫家王齊翰的《挑耳圖》(又名《勘書圖》),屬於國家一級文物,是該館年代最早的收藏品。作品取材於南唐文人士大夫勘書之餘挑耳休閑的場景,真實再現了歷史人物的現實生活。它在繪畫上的造詣,反映了五代時期山水畫、人物畫的水平和時代風貌。《挑耳圖》對研究五代時的傢具陳設、勘書方式等社會生活也提供了珍貴的形象資料。

《宣和畫譜》載:「王齊翰,金陵人,事江南偽主李煜(961—975),為翰林待詔。畫道釋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嚴幽卜,無一點朝市風埃氣。開寶末(976),煜銜璧請命,步卒李貴者,入佛寺中得齊翰畫羅漢十六軸,為商賈劉元嗣高價售之,載入京師,質於僧寺,後元嗣償其所貸,願贖以歸,而僧以過期拒之。元嗣訟於官府,時太宗尹京,督索其畫,一見大加賞嘆,遂留畫,厚賜而釋之,閱十六日,太宗即位,後名應運羅漢,今御府所藏一百十有九。」身為南唐翰林待詔的王齊翰以道釋人物畫見長,也喜歡作山林丘壑、隱嚴幽卜的山水畫而沒有一點朝市紛擾的俗氣,所畫的羅漢像在當時也很受歡迎,曾受到宋太宗的讚賞,其所畫羅漢被稱為帶來好運的「應運羅漢」。說明王齊翰在人物、山水畫兩方面都很出色。現在王齊翰唯一的傳世作品《挑耳圖》藏於南京大學,明《清河書畫舫》、清《式古堂書畫匯考》等畫史著作對此畫均有論述。


南京大學收藏的《挑耳圖》為絹本設色畫卷,畫幅縱34厘米,橫571厘米。畫正中有一座三折寬大開敞的屏風,屏風上畫青綠山水,三折連綿相通。屏風前略左有一長案,上有廂匣書卷等物,屏風右勘書人坐於一矮方桌前,上有筆、紙、書等。主人斜坐於四出頭靠背扶手椅子上,寬衣松帶,一手持耳匙挑耳,一手扶座,髭鬚微翹,雙腿垂足,赤腳脫鞋。勘書人挑耳時目微閉,兩腳腳趾微上翹,表現了勘書人校書間歇的放鬆愜意狀。在畫幅右側有一持茶具的侍立書童,背身探頭立於屏風側,似乎關注屏風後的聲響。畫幅左、右上方各有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王齊翰妙筆」、「勘書圖」題字,畫幅左下側有南唐後主李煜「建業文房之印」,畫卷後有宋人蘇子由(蘇轍)、蘇東坡(蘇軾)、王晉卿(王詵)、明代大畫家董其昌、文震孟,清代乾隆帝的三位皇子及一批文人名流的題識。通過他們的鑒賞題識,我們可窺見這幅曠世名作的藝術特質。

司開國:王齊翰《挑耳圖》


王齊翰挑耳圖


一 《挑耳圖》中的屏障山水畫、勘書人物畫


《挑耳圖》給觀者的直觀印象是畫幅中的三折屏風,屏風上繪有山水。在五代南唐時期,屏風頗為盛行。屏風,顧名思義,即「可以屏障風也」。擋風和屏蔽,是屏風的主要功能。屏風同時也作為傢具,常放在室內。為了增加室內的美觀,屏風上常有一些繪畫裝飾。《挑耳圖》中的三折立地屏風即在廳堂正中,屏體較大,上面繪有山水畫可以欣賞。


《挑耳圖》屏風中的山水清新淡然,連綿有致。左屏風起,小河水流潺潺,綠樹掩映,山巒疊起;中間屏風尺幅最大,前景綠樹與河流相接,中景臨河邊有幾處人家,村居附近的水處,停有一葉漁舟,遠景蒼山積翠,不用線勾勒,全用沒骨設色;右屏風與中間屏風景緻相連,河流相通,其中散落幾處村戶。雖是屏風上的裝飾畫,但山水構圖完整,相對獨立,自成一體。


明代大畫家董其昌在題跋中評價《挑耳圖》中的屏風畫:「《挑耳圖》屏障畫不用皴擦,唐時沒骨設色山水也,王晉卿正仿之,予家有《仙山圖》絕相似,董其昌題。」(洪銀興、蔣贊初主編《文物精品圖錄》,科學出版社,2002,100頁)此評價點出了《挑耳圖》屏風上山水畫的源頭,即畫面上的山巒表現不用皴擦而用沒骨設色,是唐代山水的遺風。在唐代,設色青綠山水首推李思訓。李思訓(651—716)是唐朝宗室,開元中官至左武衛大將軍,所以人稱大李將軍。唐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說他「國朝山水第一」,即佔據了唐代山水畫家的首位。元湯垕說:「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暉映,自為一家之法。」(《畫鑒》)李思訓的兒子李昭道,官至太子中舍,人稱小李將軍。唐張彥遠以為:「山水之變,起於吳(吳道子),成於二李(李思訓、李昭道)。」所謂山水之變,即唐代山水畫開始擺脫道釋人物畫逐漸獨立發展的變化,李思訓父子在山水畫獨立過程中,用金碧設色,自成一家。董其昌在題跋中說「王晉卿正仿之」。王晉卿即王詵,娶宋英宗女蜀國公主,官駙馬都尉。王詵好書畫,也曾擁有過《挑耳圖》。他畫曾學李成,蘇軾謂他得破墨三昧,同時他還師李思訓得金碧法。從董其昌的題跋中我們得知,王齊翰所繪《挑耳圖》中的屏障畫,繼承了唐代沒骨設色山水的技法,如李思訓的金碧設色法,也反映了唐以來山水畫逐漸獨立的變化。

司開國:王齊翰《挑耳圖》



王齊翰挑耳圖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記載:「王齊翰《挑耳圖》卷前有徽廟宸翰曰《勘書圖》,又有睿思東閣大印、御書方印、建業文房之印、秘府葫蘆印。所畫屏障間細山水全仿王摩詰,至人物衣紋,宛然吳道子法也,後有眉山兩蘇及王晉卿跋,不能悉錄,今在錫山安氏泥古錄雲,李伯時筆非也。」張丑的評價點出了《挑耳圖》屏風畫中的山水仿自王摩詰,而《挑耳圖》中的人物衣紋取法於吳道子。王維(699—759),字摩詰,太原人。他的山水畫影響後世,唐代朱景玄說他的繪畫「縱似吳生,而風致標格特出」(《唐朝名畫錄》)。當山水畫獨立之初,王摩詰突破成法,用渲染之法,開展了抒情的一面,山水松石,似吳道子,而風致標格特出,和李思訓的金碧裝飾並存。《挑耳圖》中的屏障山水畫清新淡然,風格秀麗,張丑認為仿自王摩詰有一定道理。吳道子(約700—760),河南陽翟人。因寫蜀道山水,始創山水之體,自成一家。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似蒓菜條,其衣紋圓轉而飄舉,世稱吳帶當風。山水樹石,古險不可一世。人物則八面生動,畫圓光,不用尺度規矩,一筆而成。其傅彩,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潘天壽《中國繪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68頁)。吳道子于山水、人物兩方面兼工。《挑耳圖》中勘書人的衣紋隨著他的手勢體態圓轉飄舉,垂足而下,書童侍立衣紋自然下垂,都屬於吳帶當風,即《清河書畫舫》所云的「至衣紋宛然吳道子筆法也」。


因此,綜合董其昌在《挑耳圖》畫卷後的題跋和張丑《清河書畫舫》中的評價,在唐代以來山水畫開始逐漸擺脫道釋人物畫走向獨立的過程中,王齊翰作為南唐畫院待詔,繼承了唐李思訓、王維、吳道子的繪畫手法(其中包括山水、人物畫法)。《挑耳圖》屏風上的山水畫仿自唐代沒骨設色山水,勘書人物畫則取法於吳道子筆法。


二從《勘書圖》可窺勘書「古法」


蘇軾在《挑耳圖》畫卷後的題跋中,通過對王晉卿的戲謔描述,名此畫曰《挑耳圖》,後宋徽宗趙佶御筆題名為《勘書圖》,並加上「王齊翰妙筆」,所以《挑耳圖》又名《勘書圖》。


《勘書圖》中,屏風前略左有一長案,長案上放有廂匣書卷。屏風前右勘書主人坐於靠背扶手椅上,身旁還有矮方桌,矮桌上有筆、紙、書,感覺勘書人是從長案上拿書到矮桌前勘書校書的。不過,矮桌相對於勘書人坐在椅子上的位置較低,那麼勘書人為什麼不在較高的長案上勘書,而把筆、紙、書放在矮桌上?這就牽涉到五代時期與傢具相關的人們的生活起居方式。五代是我國傳統起居方式由席地坐向垂足坐轉變的過渡時期,所以五代傢具中,高型傢具與矮型傢具並存。《挑耳圖》中勘書主人坐於扶手靠背椅子上,雙腿垂足,椅子相對於席地而坐來說是高型傢具,但矮桌相對於椅子來說,又低了,是矮型傢具。有一點可信,勘書者坐在高椅上不會趴在矮桌上來勘書校書的,這不符合生理習慣。勘書人又是如何書寫校勘的呢?宋摹北齊《校書圖》中的校書方式可以提供參考,圖中幾個校書人在校書,其中一老者坐於床塌上,側面左手執紙,右手書寫;還有一老者平坐於胡床上,左手拿著紙的下方,紙上方由侍者拉著,右手執筆書寫。原來古代校書的書寫方式是在沒有依託的情況下,左手執紙、右手書寫的方式。南唐周文矩的《文苑圖》也可提供佐證。圖中一儒士據右,左手執卷,右手秉筆,托腮思考,身旁還有一童子磨墨,說明這儒士在書寫。《勘書圖》中的勘書人應是左手執卷,右手秉筆勘書,挑耳時,將筆、書卷放於方桌之上,獲得一時之暇。這說明五代時期雖然高型傢具已出現,起居方式逐漸由席地坐向垂足坐轉變,但校書、勘書的方式仍然保持著古法。探討書寫的「古法」,即指將紙拿於手裡書寫時所用的筆法。由此而論的筆法,是源於此姿勢,成於此姿勢。到了宋代,高型傢具極大發展,垂足坐已完全取代席地坐,中國歷史上徹底完成了起居方式的大變革,書寫方式或是勘書方式才轉到平鋪的桌子上。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四處可見高型的桌椅配用,宋人坐在椅子上,伏在桌子上書寫。


所謂「古法漸衰」是由於使用了桌子,這種無依託的書寫方法當然就逐漸衰亡了。因此,《勘書圖》為我們研究五代時期傢具的陳設方式及起居方式的轉變,特別是仍保持著古法的勘書方式提供了珍貴的形象資料。無怪乎,畫的標題自宣和而改變,宋徽宗趙佶改《挑耳圖》名為《勘書圖》,並出於對王齊翰的山水描繪、勘書人挑耳休息時神態描寫的讚賞,加上「王齊翰妙筆」,使得《勘書圖》畫意相生。


一一選自《名家講繪畫》(插圖本),中華書局,2016年1月,四色印刷,購買此書請點擊"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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