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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與「戰」:彭真與林彪在東北衝突之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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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原載《文史精華》,作者為孟醒先生。特此致謝。此文值得大家一讀。轉載時,我們為文章配發了圖片和徽章。

「和」與「戰」:彭真與林彪在東北衝突之癥結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林彪(右三)、政委彭真(右一)等在研究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作戰方案

「和」與「戰」:彭真與林彪在東北衝突之癥結


冀熱遼軍區頒解放東北紀念章


對於新中國的建立,東北的勝利奠定了一個良好基礎。但這其中有一個戰略上的轉變,就是由最初的和平接收、獨佔東北到軍事決戰的轉變。這一戰略轉變的最突出標誌,就是東北局書記人選的變化,即由政治上強的彭真為首,轉而為軍事上強的林彪為首。這樣的轉變根本上是形勢變換伴隨著戰略變化,導致東北局內部出現對局勢判斷上的分歧;但實際上並不存在,至少在當時並不存在路線上的對錯。歷史的複雜性在於,在戰爭條件下能迅速決斷的問題,在後來的和平環境中出現了不尋常的反覆,並上升到路線對錯,悲劇也由此上演。


中共中央為何任命彭真為東北局書記


彭真


自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42年夏天,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取得一系列戰役的勝利。據此,毛澤東在當年7月9日給劉少奇的一份電報中判斷:「整個國際形勢戰後一個時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的局面,中國更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在此國際形勢下,國民黨在戰後仍有與我黨合作的可能。雖然也有內戰的另一個可能,但我們應爭取前一種可能變為現實。因此就須估計日本從中國戰敗後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的部隊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軍、新四軍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合作的條件(此點目前不須對任何人說)。」此時,毛澤東已經將東北問題與國共將來可能的合作聯繫在了一起,可以說有了一個方向性的思路,但並沒有具體的計劃。

循著這條思路,1943年6月,在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之下設立了一個北方分局,又稱晉察冀分局,由分局書記彭真全面領導,其中的一項工作就是要為解決東北問題做準備,而其主要機構就是北方分局之下的冀熱邊特別委員會。冀熱邊特委會書記為李運昌,他還兼著晉察冀軍區第13軍分區司令員、政委的職務。1944年7月,李運昌所部建立的冀熱遼根據地已伸展進東北的南滿地區。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及城市工作部(後來改組為統戰部)。該委員會的主任和部長均為彭真。城市工作中的很大一塊就是東北城市工作,那裡是中國當時主要的工業基地。194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彭真在延安主持城市工作會議,其中就研究了開展滿洲工作和調幹部到東北的問題。12月5日,彭真在中央黨校第五部回答學員的問題時,公開了毛澤東的想法,八路軍、新四軍將來要到東北去。很快在12月15日,晉察冀分局專門向彭真彙報了開展東北工作的情況。


1945年10月9日,東北軍區成立,彭真任政委,司令員是程子華。


在當時軍政一體的情形下,東北又在蘇聯紅軍控制之下,毛澤東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造成「獨佔東北」的局面。且這種佔領是和平佔領,所以有城市工作經驗的彭真就成為合適人選,儘管這些經驗是城市地下工作的經驗,至於如何管理城市則大多停留在書本之上。即使如此,彭真在山西與閻錫山的合作,以及彭真本人所具備的城市工作經驗在中共高級幹部里,仍算得上最突出的。


彭真與林彪矛盾的癥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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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忙著接收華東、中原,對於東北似乎是鞭長莫及。而共產黨所在的華北正毗鄰東北,且東北已在蘇聯紅軍的控制之下。在毛澤東看來,東北這塊「肥肉」已經燉在「鍋」里了,建立自己的政權機構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甚至有建都長春之議。


10月19日,中共中央向東北局發出了《關於集中主力與國民黨爭奪遼寧、安東的方針》。23日,中央指示東北局:竭盡全力,霸佔全東北。毛澤東甚至提出:關上東北的大門,海上守住安東(今丹東——筆者)、營口,陸上守住山海關、錦州,不讓國民黨軍進入瀋陽。即使不能達成此目標,亦可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迫使蔣介石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11月3日,《中央致重慶代表團電》還有如下說法:「東北由東北人民自治軍保護,中央軍不得開入,否則引起內戰由彼負責。」當時,為阻止國民黨軍隊開進東北,中共軍隊進行了武力攔阻。

但是,抗戰後國內和平成為首要課題,軍事力量處於弱勢的共產黨更是要極力避免戰爭;軍事力量的翻轉是在東北戰事結束之後,因此在這個時候,共產黨的首要目標就是在和平條件下參政議政。具體到東北,也由最初的「獨佔」,隨著國民党進軍東北,共產黨部隊逐步後撤,改變為「平分」。到1946年4月,四平爭奪戰之前,「平分東北」仍是毛澤東要堅持的一點。四平之戰是和戰決策的分水嶺。失去四平後,東北聯軍迅速退往哈爾濱,平分東北已然不可能。


彭真遵照中央的指示,佔領大城市以利將來的談判達到和平;林彪則稱遵照中央的指示,工作重點在於建立根據地,準備長期鬥爭。


在當時,不論是國內連年戰爭人心思定,還是國際上的和平呼籲,盼望和平的聲音是絕對的主流。具體到東北三國(中美蘇)四方(美、蘇、國、共)在和平的主流下,最終卻選擇了殘酷的戰爭,這並非彭真和平努力的失敗,實際上也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黨派的努力能夠達成,最終的解決只有靠槍杆子。而在這樣具體環境下的彭真與林彪,正分別代表了最終是「和」還是最終是「戰」兩個相反方向的選擇,兩個人的衝突也就不可避免。


1945年11月24日,中央通知東北局:國民黨可能派兵襲擊瀋陽,我軍準備在瀋陽城與敵人展開巷戰。為此,東北局的每個幹部都發了步槍、手槍和手榴彈。在次日,林彪兩次建議東北局和自治軍總部移到海龍,部隊絕大部分撤離城市,準備建立以延吉、臨江、通化為中心的根據地。彭真則堅持留在瀋陽做最壞的準備。看似在走和留的問題上,彭真和林彪直接產生了分歧,實際上仍是目前方針的分歧。最後,林彪發火道:誰想占瀋陽誰占,我可要把部隊撤走了。林彪放棄了與國民黨軍隊在瀋陽決戰的計劃,主動採納了黃克誠的意見,即放棄城市,到遠離大城市和鐵路線的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也就是回到了共產黨武裝鬥爭的套路上去。而彭真則缺少建立根據地、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央最初任命彭真的優越性與合理性正慢慢喪失。因為那些富有建立根據地、進行武裝鬥爭經驗的同志,在東北局又佔有大多數,與居於領導地位的彭真在想法上以及做法上都有距離。也由此,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在東北局內部代表兩條思路的彭真、林彪的衝突就公開化了。隨著戰爭成為最後的解決手段,彭真離開東北局也就如最初任命時一樣順理成章了。


在撤出瀋陽後,林彪又指揮部隊先後撤出綏中、興城、錦西等地。


就在大部隊撤離瀋陽的當天,蘇軍就將中長鐵路及其沿線城市全部移交給了國民黨軍。


11月26日,國民黨軍佔領錦州、義縣。東北門戶洞開,中共全部控制東北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


中央政策的變化因素


11月28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


12月5日,彭真致電中央軍委並林彪,提出我仍可集中主力與敵爭奪瀋陽、長春。同一天,高崗和陳雲複電否定了彭真的意見,並建議建立根據地,整訓部隊,建立地方武裝,以備翌年春天的決戰。


12月7日,中央複電肯定了林彪的意見。在此前後,國共美三方開始商談籌建「軍事調處執行部」。此一時期的和戰拉鋸與此一機構密切相關,儘管這個機構只存在了短短一年。


林彪接電後,於12月11日發出關於今後工作方針的指示長電。


12月24日,國民黨軍進入瀋陽。同一天,意識到問題嚴重的劉少奇在給東北局的電報中說:


東北情況我不會比你們更清楚,但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你們主力部署在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周圍及南滿,似乎仍有奪取三大城市的態勢。你們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鄉村,如果頑軍一旦控制大城市,你們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時,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於被動。你們今天必須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否則恐有一時陷入被動之危險。


12月28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北局的指示電: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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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備分散部隊時,中央根據與國民黨談判以目前佔領區域為界停戰的先決條件,又要林彪主動出擊。也就是說,在和戰問題上,中央的態度是隨著談判所達成或可能達成的條件在轉變。但對於前線部隊來說,這樣的轉變卻是難以適應的。對於彭真來說,因為缺少相關經驗,如何布置工作也是一個不小


林彪在這個時候也產生了懷疑,他在1946年1月5日電詢中央:國內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則我在東北主力目前應集中力量作最後一戰;如不可靠,則仍分散建立根據地,準備應付敵明年之進攻。盼復。


1月6日,中央即回電:國內和平有望,目前階段並可能是最後的一戰。


這封回電錶明中共中央對國內和平有很大的信心,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這並不可靠。中共中央之所以有此判斷,是源於1月初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北平的正式成立。「軍調部」四處加派小組赴各戰區督促停戰,最初確實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果,但僅僅一年這個調停組織就在戰爭的巨大轟鳴聲中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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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調處執行部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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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農佩帶的軍調部臂章,現藏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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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調部美方人員在協和醫院合影


這封電報對於彭真來說則充滿希望,完全符合他爭取和平的思路。


1月10日,林彪報告:根據中央部署,此間作戰部隊決定明天,向阜新、新立屯一帶出動,消滅該地之敵,爭取有利結果。


林彪所部剛與敵人交上火,情況又出現了變化。就在1月10日,國共代表張群和周恩來在《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命令和聲明》上簽字,並與此前為執行「雙十協定」,國共雙方達成的《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一併交由國民政府主席公布。停戰時間點定在了1月13日24點。


因此,在1月12日,劉少奇以中央名義連電林彪、黃克誠:你們對頑軍進攻務必於1月13日24點以前停止,否則違法。林彪此時已集中起兵力,很有取勝的把握,卻必須停止進攻。1月14日,林彪再次電詢中央:我駐軍地區與城市,頑軍是否有權進駐?如有權進駐,則我之後方即難設立。倘頑軍開入後,實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權,限制群眾運動,則我既不能在軍事上打他,又無合法地位進行群眾工作。如我無政權、財權,則部隊衣食、供給如何解決?如我無一定的整塊立足地區,則頑軍一旦翻臉,我豈不無立足地區?


也正是在1月14日,為執行並遵守停戰協定,以林彪為總司令,彭真、羅榮桓為第一、第二政委的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此一名稱的改變並非無的放矢,它顯示了共產黨願意與國民黨共管東北的誠意。此前,之所以稱「東北人民自治軍」即有「獨佔東北」的意圖。另一個因素就是蘇聯當時與蔣介石簽訂有條約,不允許八路軍在東北活動,故而進入東北的部隊只得以東北人民自治軍的名義行事。


當時,中共中央與東北局之間函電交馳。其中1946年1月26日《中央關於目前東北工作的方針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具有標誌性意義,和戰問題尤其是彭真、林彪的政策選擇在此都可以找到線索。因此,不妨抄錄如下:


東北局並林彪、黃克誠:


(一)國民黨新六軍、新一軍等正向東北輸送,美國必須助蔣進佔東北,蘇聯亦必須將東北交蔣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認蔣軍進入東北接收主權,我在東北雖有實力,但尚無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蘇軍不能公開向我辦任何交代。現全國停戰業已實現(這在蔣是被迫停戰的並不是蔣的陰謀),東北亦必須停戰。整個國際國內形勢不能允許東北單獨長期進行內戰。但由於蔣軍在進攻錦州、阜新、熱河時,我未能給以有力打擊,使蔣輕視我在東北力量,相信杜聿明報告,認為可以不費大力即能擊潰東北我軍,控制東北。因此蔣現拒絕與我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建議,不想承認我在東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決。在此情形下,東北的武裝衝突,暫時還難避免。


(二)我黨目前對東北的方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實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設東北,在目前國際國內形勢下,只有這個方針才是正確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圖獨佔東北,拒絕與國民黨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確的,行不通的,必須在黨內加以肅清。在目前形勢下這種思想顯然帶著冒險主義性質,是目前客觀形勢下不能允許存在的。如我們對國民黨採取內戰方針,我們必歸失敗。


(三)由於蔣介石現在還不願承認我在東北地位,不願和平解決並不願實行民主改革,因此我們在東北要實行和平解決與民主合作的方針,還有嚴重困難,還必須經過嚴重的甚至流血的鬥爭,才能達到目的。但是這個方針只要我們明確地加以確定,並為之而實行不疲倦的鬥爭,是一定能夠實現的。因為蘇聯和美國都不容許國共兩黨在東北進行長期內戰,全國人民和東北人民反對內戰,不論國共兩黨都不能違背人民意志長期內戰。在全國停戰後,政協改組政府談判已獲有結果,全國均須與國民黨和平合作不能內戰。我們在東北有力量能在東北長期堅持,蔣介石在東北有很多困難,只要他在東北打一二個敗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由於這些客觀條件,我們完全不應懷疑東北問題有和平解決與國民黨實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四)但要達到東北問題的和平解決及與國民黨實行民主合作是有嚴重困難的,這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並做到以下幾點:


(甲)必須我們採取一個完全堅定公開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針,動員全黨全軍及東北人民為東北和平民主而鬥爭,並使自己的行動嚴格限制在防禦與自衛的範圍內,不給對方以破壞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給對方以難受的刺激,並採取一切辦法與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表示誠意與他們合作。


(乙)在軍事上力求鞏固自己,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打下長期堅持的基礎,在完全自衛的條件下力求打一二個大勝仗。


(丙)力求蘇聯在外交上配合我們這一和平合作的方針。


以上數點,望你們努力做到。我們採取和平合作方針,蘇聯和美國是贊成的,全國人民和各黨派都贊成,如我在軍事上能站住並給蔣以打擊,我們必能打破蔣之內戰方針,爭取東北和平的實現與我在東北的地位。


(五)為了實行上述方針,中央已告恩來和國民黨及馬歇爾談判,提出我們派人共同接收東北,我之東北武裝編為地方部隊,地方政府民選自治,國民黨到東北武裝不超過十萬等條件,並派中美停戰小組到營口,如國民黨拒絕談判則東北發生衝突將由國民黨負責。中央還準備公布東北情況及我對東北主張。同時望你們立即實行下列各項:


(甲)在軍事上避免在長春路沿線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撫順、吉林、龍江(即齊齊哈爾—編者注)、牡丹江等地與蔣軍衝突,切實退出長春路及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讓步。但必須鞏固地控制長春路兩側廣大地區,切實準備在蔣軍向我進攻時給以殲滅的打擊。在軍事上我應採取完全防禦的姿態,不應有任何進攻挑釁的行動,在完全防禦的有理的條件下來擊敗蔣軍的進攻。不在大城市及鐵路幹線附近決戰,在軍事上想亦是有利的。


(乙)切實加強內地農村工作,發動群眾,準備在決戰不利時能長期堅持,而不陷於潰敗。


(丙)對國民黨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員,一方面應有足夠警惕性,同時要表示合作協助的誠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絕,尤其不要加以危害,設法建立下層合作以推動上層合作。


(丁)對國民黨軍隊官兵及官吏進行和平攻勢,並設法公開某些負責人(如李兆麟等)設法找國民黨談判。組織地方紳士去與國方接洽。


(戊)將我們和平合作方針向辰兄(指蘇方——編者注)切實說明,要求他們給以協助配合。以上各項望你們切實進行,並將情況電告。


中央子寢


從此電的重點來看,我黨無疑傾向於和平,其他各點均處於從屬地位。征之於電報所體現的策略,彭真的所作所為並無不妥。彭真在與蘇軍的合作上有重大進展,取得了蘇軍對中共軍隊的基本支持。當然,蘇聯也在利用此點從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撈取好處。


3月6日的梅河口會議,與會的東北局部分委員和部分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對和戰問題、創建根據地問題、部隊作戰方針等問題陷入了爭論。彭真、李立三等政工幹部認為東北形勢是共產黨佔優勢,並據此提出「先攻打長春,後攻打四平」,完成中央建都長春的計劃,與國民黨平分東北。林彪、黃克誠等軍事幹部認為東北局勢嚴重惡化,對軍事行動極為不利,並批評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沒有建立根據地,沒有為軍隊提供良好的後勤保障。會議不歡而散。彭真等人向中央提出調換軍事幹部,林彪等人則向中央軍委致電,反映東北局主要領導盲目樂觀。


但好在在林彪在會議上作報告後,彭真主動做了自我批評:「我個人工作有些問題,提得不及時和被動,整個東北是個亂的階段。」


林彪緊接著彭真的發言後退一步:「我在發表意見時,提到東北局沒有戰爭觀念是不對的,而是時間長短問題,這個我說發動群眾不敢放手,只是由於補充兵源上得到的印象。」


梅河口會議時在平壤養病的羅榮桓,後來在1949年3月29日的四野高幹會議上曾說:「當時東北黨的領導上思想又不統一。在對敵我力量的估計上,有的認為敵強我弱,有的認為敵弱我強。由此出發,又產生了是以和平為主,還是以戰爭為主;是先控制大城市,還是依靠農村,這樣一些分歧。」


彭、林分歧此時還有一個細節,那就是林彪向中央和東北局建議:南滿地區在我難以保持時,利用戰事期間,在敵人逼近時,將這一帶全部煤礦與工業進行大規模破壞。彭真接電後,立即報告中央,並表示自己的意見說,破壞南滿工業關係全國,影響甚大,須慎加考慮,盼中央速復示。隨後的中央複電說:「關於南滿工業,不論和、戰,我均不應有任何破壞。因為這將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活,並將在全世界留下長期極壞影響。希望不作此打算,並向有此思想的同志作堅定明確的解釋。」此點可以看出,林彪為了勝利,可以不擇手段,也可以不考慮戰爭後果。而彭真眼光更長遠一些,還考慮到戰爭以後的建設。此一細節也說明,彭真與林彪在戰爭觀念上的分歧是不可調和的。


1946年3月13日《中央致重慶代表團並東北局電》稱:「不論他的兵力、士氣與民心,也不論國際國內環境,都無在東北大打久打與反蘇反共到底之可能」。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仍舊判斷,東北問題最終會走向和平解決。


對於和平,因為有蘇軍的支持,彭真建議以戰爭來爭取。他在3月16日致電中央:蘇軍代表表示,凡蘇軍撤退之地,包括瀋陽、四平街,我都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彭真還提出:「在軍事上可能的條件下,在國民黨公開宣傳東北軍事調動在外,拒絕與我談判,不承認我之地位的前提下,於蘇軍撤退時,可否在辰兄同情下,消滅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頑軍,並佔領上述各大城市,逼使國民黨與我談判,必要時再讓出一部給國民黨以換得和平?」


毛澤東贊同這個思路,在1946年3月23日致電東北局時明確提出,要不惜任何犧牲,以戰爭換和平,並稱:「堅決徹底殲滅國民党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


據此,東北局在3月23日下達的作戰任務中說:「此次作戰為決定我黨在東北地位之最後一戰。」也就是說,戰是為了和,而且預判形勢的發展是非和不可。


由此展開的攻佔長春、攻佔四平,其主要目的也是要在和平到來之前,得到在談判桌上難以得到的更大利益。


但四平一戰,中共軍隊失敗。最後又不得不放棄長春,渡過松花江北撤哈爾濱。


由誰承擔失敗的責任


四平的重大失敗,必須要有人承擔責任。由誰承擔失敗的責任?作為東北局書記的彭真是首要責任人。


當年擔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在《我在東北四年》一文中寫道:當時東北的這種情況,曾造成東北局的激烈爭論和下面幹部的思想混亂。在東北局裡,林彪、高崗、陳雲、張聞天等不同意彭真的方針和做法,而彭真則強調他是在貫徹毛主席的路線和指示精神。一直爭論到第二年(即1946年——筆者)6月,中央才決定改組東北局,由林彪任書記,彭真(不久即回到中央)、高崗、陳雲任副書記。


四平戰後,和平已不可能,全面內戰也已開始。戰事第一,毛澤東要把重擔交給只是中央委員的林彪,這樣的安排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當時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除了彭真以外,尚有陳雲、張聞天、高崗。毛澤東選擇將軍政全權交於林彪(既是東北局書記,又是東北民主聯軍的司令員兼政委),並不是一個符合常理的選擇,但從最終的結果來看,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當然,這樣的安排並非一蹴而就。


1946年4月27日,林彪致電毛澤東提議,由高崗來前方代理生病的羅榮桓的工作。毛澤東於5月1日致電林彪:「前線一切軍事政治指揮,統屬於你,不應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幫助,則可考慮調高崗等來助你。」這個時候,距離中共中央6月16日作出改組東北局的決定尚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在四平戰事激烈的5月10日,林彪除向東北局並中共中央提議高崗代理羅榮桓任第二政委外,又對彭真及東北局的工作提出建議:「除一般的領導和各種政策的領導外,其次為財政經濟工作。」這一點無疑有著改變東北局最初成立時,「全權代表中央指導東北一切黨的組織及黨員的活動,東北一切黨的組織和黨員必須接受其領導」的決定。


中共中央於5月12日致電東北局並林彪:「照林彪電以高崗代理羅榮桓為第二政委……此事如東北局同意,望速通知高崗。」但對於林彪提出改變的東北局工作職責的意見,並沒有給予立即答覆。


5月25日,彭真在哈爾濱主持召開會議,林彪因在前方沒有參加此次會議。26日,會議討論後向中共中央建議:東北局與北滿分局合并,西滿分局保留。關於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領導人分工的意見是:林彪在前方,由羅榮桓統一領導後方軍事,陳雲分管財政經濟,高崗分管剿匪與兵工建設……彭真兼管軍政工作……對林彪在東北局的職務,沒有提出具體意見。


6月16日,中共中央向東北局發出由劉少奇起草、經毛澤東修改的關於東北局主要領導幹部重新分工的決定電報:「目前東北形勢嚴重,為了統一領導,決定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以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四同志為東北局副書記兼副政委。並以林、彭、羅、高、陳五人組成東北局常委……」


1946年7月3日至11日,改組後的東北局舉行擴大會議,彭真參加了此次會議。此後,彭真即淡出東北局。


此次會議的決議,一如既往地肯定成績,指出不足。《決議》指出的不足是:「東北廣大地區的群眾工作和土地問題的解決尚在開始階段。我農村根據地尚不鞏固。我幹部中有許多人不認識深入農村從事長期艱苦鬥爭以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共中央為何改任林彪為東北局書記


林彪出任東北局書記的首要因素是東北局內部矛盾引發混亂所致。關鍵點則在統一指揮權,這裡不僅僅是軍事指揮權,還包括政治以及經濟(主要是後勤保障)的指揮權。東北局在一系列問題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見,而分歧雙方的代表人物就是彭真和林彪。實際上,這種工作上的分歧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何況其間中央決策的變化又起著重要作用。在彭真與林彪之間如何選擇,首先考慮的要素就是誰能確保戰爭的勝利。在這一點上,林彪居於明顯的優勢。不論是統領千軍萬馬的指揮才能,還是豐富的軍事鬥爭經驗;不論是在軍隊中的威望,還是赫赫戰功,彭真在白區鬥爭的經驗都與林彪的戰爭經驗無法相比。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這樣的選擇自有其合理性。特別是林彪成功指揮四平撤退,迅速退往松花江以北,在空間上與對手拉開距離,有了更大的迴旋餘地,確實展現了他作為軍事指揮員的過人之處。


對於中共中央為什麼改任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毛澤東1949年3月13日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一番話可以作為解釋:「東北局領導下的工作很有成績。吃了苦,走了路,東北全部到手,很慶幸。七大以後,全黨全軍,用腳走到東北,大約半年到7個月的時間,有偏差,我們開頭也不了解。山海關、錦州守了兩星期,消滅敵人在錦州與瀋陽間,也是這麼希望的。後來林彪說不行,無槍、無糧、無政權、無經費、無鞋,老百姓正統觀念。於是讓開大路,佔領兩廂。這是陳(雲)、高(崗)、洛(甫)的主張。中央接受了,指示他們執行了,集中起來,勝利了。彭真的錯誤,捨不得大城市,那是不對的。不要說路線錯誤,因為時間不長。中央指示後,沒有堅持,但工作不能了,要調動。」


中央在東北局問題上,等於否定了自己的決定,是不是也要負起責任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不應該一句「我們開頭也不了解」就結束,還是把責任搞清楚才好。至於彭真與林彪的分歧與矛盾是不是存在路線錯誤,並且在以後幾十年內又歷經複雜演變,其間是不是被人利用,則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和」與「戰」:彭真與林彪在東北衝突之癥結



1948年,中共中央東北局召開會議。左起:林彪、高崗、陳雲、張聞天、呂正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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